小径深处的风景

                                                           小径深处的风景

                                                                张 复 林

             在博尔赫斯看来，时间是宇宙唯一的魔法师和主宰。
                                                                              ——题记

       收税这条路，一开始我并没把它当一次长跑。
       多年前，青涩的我从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当时高校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这算得我那一代学子的幸运。毕业前夕，因在报刊发过些豆腐块，我的心大了，加之多年被教育胸怀世界、放眼未来吧，我将发的那些豆腐块收集、复印，整成求职材料，附上精心准备的求职信，分投省内多家媒体单位，象报刊、电视台、杂志社，还有跟文字打交道的出版社、宣传部门，虽然雄心勃勃换来的几乎是音信全无，在当时，我却是班上第一个写求职自荐信的，这点我今天都觉得挺骄傲的。正在我感觉前途无望，准备着去从事那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顶着初夏透亮的阳光，闷闷不乐，徘徊在校园后面离长江不远的一处湖滨小径时，也就是毕业前一个半月吧，我收到了家乡新闻广播电视局的接收函，同意我到那里去上班。捧着那封盖了大红印章的公函，当时的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感觉一切又突然间变得那么美好起来。
      但我的就业并不顺利。从最初报到的广电局，到某中学，再到税务局，中间拐了好几个弯。我毕业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中专毕业生回县工作的逐渐多起来，当时县里分配似有条不成文规定，专科以下学历，不能直接留县城，按照这狗屁规定，我得先在广电局下属的文化站，或在离县城挺远的某处建在一座高山上的电视转播差转台呆着。我报了到，没上两天班，一位管人事的副局长找到我，还算客气的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去镇里文化站还是去山上的电视转播台，我心里郁闷极了，不是你们同意接收我的么，原本以为是当记者或做文字编辑角色，有点被忽悠的愤慨，于是去找局长。局长是位部队复员家乡的老干部，老年斑过早爬上了额头，据说文革时没少受苦，人倒显得颇为慈祥。局长对我的情况挺同情，但也仅是同情，说县里的精神不好违背。我一赌气再没去了单位，可事情总不能就这样一直拖着吧，哪里耗得起，且不敢说怀抱一腔热血、期待向社会一展自己的身手，至少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养我这么多年，书也算是读出来了，再在家吃白饭，我实在不忍心。想到回教育系统算了，毕竟学的是这个专业，当初实习成绩也不赖，应该拿起来就是，我那么多同学不都早分配去各个学校当孩子王了么。于是我自己联系了一所学校，是一所镇上的中学，去那里一看，大失所望。校舍建在两山之间，一条窄窄的沙石路通向山外，一抬头就是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连集镇也离着几里地，简直就是一处兔子不拉屎的荒山沟，一放假，学校除了我们住校的几个外地老师，整天不见半个人影。呆了不到十天，我逃也似的离去了。这时有人给我出点子，说有关系的照样会留在县城，你不能这样听话，得去县里闹。也便半信半疑的行动起来，我一个带点书生气的乡下人，身上虽没了土坷垃味道，县里毕竟没有关系，找谁去呢。顶着炎夏酷热的太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县里主管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一位副县长，一次一次陈述我的情况。在他的办公室屡屡没说上几分钟，那人便会端起茶杯起身，说这事我知道了，我现在要开会，你先回去吧。也不知副县长真有那么多会要开，还是已经烦了我找借口避开。那个时候，在分配上走关系求他照顾的毕业生一准不少，有的父母熟客陪同着，有的手里提着蛇皮袋，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明白是烟酒土特产什么的，偷偷摸摸往办公室放。心想，像自己这样空着手求人办事，会有什么结果呢，可我没钱哦，有钱谁不想送礼呢。站在县府大院三楼走廊的一处窗口，呆望着外面参天大树形成的浓郁绿荫，树上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尖叫，我一片迷茫彷徨，不知未来在哪里。
       有天一大早，我来到县府大院，从县计委具体负责分配的某局长手中接过改派证。那是1994年10月初的某一天，并没啥特别的，我刚在乡下老家度过一个无聊的国庆节，通过电视获知祖国各族人民隆重而盛大地欢度了共和国的四十五周年华诞，县里各单位、工厂、学校，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走在县城街道上，人们似乎仍沉浸在国庆的欢乐中。算起来已经在家等待重新分配长达两月余，虽然期间曾短暂在广电局和某中学上班，在我连同事都没认全，又因种种原因而离去。入秋了，天已经转凉，仍身着短袖衫子的我，穿过县府那一片浓郁似盖的高大法国梧桐时，连连打着喷嚏，我记得很清楚。拿着改派证，心底说不出的兴奋，径奔刚挂牌成立不久的县地税局。一个自称办公室主任，咋看就知道眉眼都会说话的矮个中年男子，把我带到局长办公室。局长看过我的毕业证和改派证，问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甚至都未抬头看一眼面前的年轻人，便轻描淡写的吩咐，白岭所缺人，你明天去那里报到吧。声音细细的，给人慢半拍感觉。仔细看去，发现那人一幅倦容，象头天晚上没睡好，也不知工作累的，还是身体有情况。
       走出税务局的大门，短暂的兴奋消失了，内心既忐忑又失落，并不是因为被分配到全县最边远山区地税所的原因，而是来自职业的忧虑，专业不对，兴趣全无，我连什么叫税收都不懂，对经济缺乏起码的认识，更别说税收方面的专业知识，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去收税呢。但一想到平日街头巷尾遇到的税务干部，头戴大盖帽，身穿四个兜的蓝制服，那神气活现的样子，如今我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立马又来精神了。
       其时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尚未深入，改制、转轨、下海、跳槽、打工潮，还是个新鲜词，对于广大的内陆来说，南方沿海尚未像后来那般熟稔，一如投奔自家的远房亲戚那样急切地去投奔。社会上下，对人才，对知识分子，对精神食粮还是看得很重的。年轻人都充满了激情，怀抱了美好的理想，谁的包里不揣着一两本书，和一个抄写名人名言的笔记本呢。不知是受了家藏的几本老旧的古本小说蛊惑，还是后来又读了中文系的原因，那时我一心想着当作家，甚至在毕业晚会上信誓旦旦地发表了有关作家梦的自我规划。余华、苏童、格非、北村、马原、洪峰那一拨当红的作家，在我眼里都带着很大的光环，我被他们的作品深深吸引着，他们的书，要么买，要么借，几乎都找来读过。读得多了，手发痒，也便试着写起来。课间，周末的图书馆，夜晚的宿舍，都留下了我伏案的身影。在临别赠言中，一个跟我同睡上铺家在鄱阳湖边的同学这样写道：夜深，枕着长江的阵阵涛声，每每在你摇曳的烛光中睡去。诗歌、散文、小说都写了不少，脑子常常处于亢奋的状态。有次在读罢李凖的长篇《黄河东流去》后，因彻夜的兴奋，第二天中饭也没吃，一个人在教室里奋笔疾书，捣鼓出了个长达三万余字的书评，可惜了我的那个处女书评，因毕业走得匆忙忘在了寝室。大二那年，我甚至挤出有限的菜金和饭费，偷着报了个文学函授班，是北京鲁院的，函授老师有雷达、张颐武、陈思和、陈晓明，如此强大阵容，难怪我不勒紧裤带上了那条贼船。函授班定期寄来的讲义和作业，我都会认真看，认真完成，有时我的作业得到指导老师的肯定和表扬，也便热血沸腾起来，仿佛作家梦的实现指日可待。宿舍两人共一个的方柜，柜子里塞得满满的，几乎全是我那几年的涂鸦之作。三天两头的，把深夜烛光下誊写的稿子偷偷往学校门卫室的邮筒里塞，然后便带着美梦进行漫长的等待，当然以我的业余水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次次的退稿，却似乎并不能打击我的写作兴趣，借用专业作家们的说法，写作就是码字，我的码字爱好得以多年坚持下来，长远的动力是作家梦，眼前的动力是，傍晚时分，漫步轻音乐缭绕的校园小径，学校广播站经常能听到播出我的名字和我的稿子。学校里常有不认识的女孩对我点头微笑，特别是文学社的几个女孩子不时向我投来仰慕的目光，私下里，我甚至期待藉此收获一份浪漫爱情呢。
       就这样，阴差阳错，我一个一心想着当作家的人，居然走上了收税之路。
       第二天，上街买了点生活必需品，便开始打点衣被行装，书是必须带上的，沉沉的，装了差不多半麻袋，全是文史哲小说之类的书刊，还特意捎上了我最钟爱的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薄薄的一本小说集，全是博氏的中短篇代表作，我特别喜爱。这样子，那里是去从事税收工作，活脱就是去写小说的架势，或者至少干的是与文字沾边的活计吧。我甚至都天真地幻想，我工作的地方有图书馆，图书馆里有我看不完的书刊，最好还带个可以漫步思考的有着曲折小径的花园。中午，我哥我嫂特意添了几个菜，并不会酒的我和哥一连喝了半扎庐山啤酒。下午，哥送我到车站，临别，叮嘱我，好好工作，白岭远，没事就不用回，有事可以写信。我父母在乡下，我升入县城高中就常在哥家里转，生活上多受哥嫂照顾。哥是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生，就职县城某单位，属工作特别拼特别敬业那种，哥了解我，我这人读书不用功，贪玩，高考前还在球场上疯，高中时光差不多全花在了看小说上，用我父母的话说中毒太深，高考能上榜是天照应。现在即将工作，他不能肯定弟弟会否对工作百分百付出，叮嘱我，用意很明显，是希望跟他一样拼，早些离开白岭，往县城调。白岭穷哦，谁都知道，全是荒山秃岭，不见几棵树，水土流失严重，名符其实的老少边穷地方。我心里想的是，去看看，弄不好，拎包走人就是。那时候，我的同学已有去南方沿海、北京、上海的，外面传递过来的消息，时不时勾起我远行的梦想，也就没太把这份工作当回事。
       带着昏昏呼呼的酒意，我坐上了修水开往湖北通城的省际班车，途经白岭。修水地处赣西北，白岭属修水的西部边陲，毗邻湘鄂两省，是全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区下辖八个乡镇，近十四万人口，即便区政府所在地白岭集镇，离县城也足有100来公里。一路上，全是沙石路，车子跑起来，带起漫天飞尘，老半天散不去，途中得翻越好几座大山，颠颠簸簸的，到白岭时已近黄昏。朦胧中听见售票员喊，白岭到了，到白岭的赶紧下车。我在瞌睡中猛醒过来，抓起身边的行旅包就冲下了车。黄昏的白岭街上，薄暮初起，热闹逐渐散去，摆摊设点的摊贩正忙着收拾货物，旁边停着几辆跑乡镇的绿皮龙马车，车主大声吆喝着，招揽所剩无几的过往行人。“上车、上车”，“就走、就走”，微凉的晚风中，白岭人特有的那拖长了音调的招呼声，听起来显得格外甜腻。这种人货混装的绿皮龙马，我以前很少见，第一次见识说不出的新鲜，后来去下面乡村收税，它成了我和同事常常搭乘的交通工具。山里的路弯弯绕绕，一个急弯连着一个急弯，有时车子就在山头跑，偏司机又跑得飞快，吓得人魂飞魄散并不是夸张，好在多是有惊无险。几经打听，来到税务所，紧邻街道的一幢老旧的合面土坯房，因集镇修路降坡，高出街面四五米，就像挂在高坡上，规格一致的长长一溜矮房子，远看还以为是粮站闲置的粮库呢。房子不必细看，就能发现墙上多处裂缝，裂缝一开到顶，简直就是一级危房，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办公？我的心理预期虽不高，但仍一下子跌落下来。幸好已经下班，所里没人，不然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新同事。当夜，在白岭法庭一朋友处借宿了一晚。
       经过一夜的平静，翌日持了县局的介绍信到所里，所长姓晏，戴幅眼镜，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跟我想象中收税的大不一样。原本以为，乡下收税的都是五大三粗的，大嗓门，喝得了酒，打得了架，常见街头市上，收税的和商贩厮打，头破血流是常有的事。晏所长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奇怪的是，所长并未第一时间安排我的工作，而是叫我先熟悉熟悉新环境。告诉我农贸市场在哪，老街、新街在哪，信用合作社在哪，邮政营业所在哪，还有像区政府、中学、医院、林站、粮站、派出所等也一一告诉了我。好像我不是来工作的，而是来串门走亲戚的。让我觉得这人怪有意思。不久后，我才意识到所长的用心，它们要么是今后与我生活密不可分的地方，要么是我工作常涉及的单位。他自己倒好，整天窝在那间窗玻璃都关不严的破办公室里，除了电话响偶尔起身外，哪也不去，也不知埋头忙些啥。最初那几天，我啥也不干，就是办公室里坐坐，所里四处转转，集镇上晃晃，拣人多地方热闹看看，下班便和法庭那朋友去中学或医院球场打打球，发泄过剩的精力。这样闲着，快是快乐，可心底总有些不踏实。
       过几天，所长笑嘻嘻的问：当富令，习惯啵？所长是本地人，白岭人特有的口音，咋听不是叫我张复林，而是当富令。说话间，递给我一本《九江市地方税务局税收法规基础知识汇编》，书挺厚，淡黄的封皮，紫色的书脊，它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介绍税收方面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还完好保存着它。许是心里不踏实，那些天，连博氏的小说也没敢摸，一有空，就捧着那本法规书，吃饭带着，上班桌上摆着，有一回打球带去了球场，球打完书不见了，失魂落魄找了老半天，原来是球友的恶作剧。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到微观的国家税收政策，从地方税涉及的税种分类到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率界定，从应纳税所得额处理、计算到优惠政策、申报缴纳，我一边学习，一边记录，懂的，不懂的，连同自己体会的，很快记了满满一大本。每日，拿着书和本子，早翻，晚翻，躺床上时想着，上卫生间时带着。真比高考那阵用功多了，参加工作了，好歹也是学堂毕业的，我不想被同事看不起。有一回，拿着本子，瞧着密密麻麻记录的东西，翻着翻着，忽然往旁边一撂，居然以为那本税收法规全吃透了，便有了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
       地税所成立之初，所里四个人，所长、副所长、外加我和另一刚由老师改行过来的干部，负责整个白岭区八个乡镇地方税收的征收。那时，所里没有征收厅，没有资料室，没有食堂、澡堂，更别说健身房和活动室之类的，甚至连存放票证和税款的保险柜，也是在我去了一个月后才由县局统一配备的。至于图书馆和带小径的花园，原本就是我天真的幻想。真是百废待兴哦。几个年轻人，就这样共守着偌大的一幢破房子，往大里说，我也算是就此开始了为地税事业奉献青春的人生吧。表面上，有十几间房，其实好几间早已不能用，也就只能空着。黄昏，街上的孩子捉迷藏时，会成群躲进来，把这里当了天然的迷宫。破楼是原来的老税务所，国地税分家，国税搬了新办公楼，地税便继承了这幢破房子。每次走过国税分局漂亮的办公楼，感觉地税就像后娘养的，好长一段时间，地税人在国税人面前抬不起头。夜间，所里没人走动，老鼠四处蹿，安静的楼道，成了老鼠的乐园。梦中醒来，听到的唯有老鼠们欢快的噬咬、追逐，再也睡不着，扭亮台灯，斜靠着软塌塌的席梦思床靠背，抛开连日翻看的法规书，重又捧起博氏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借以打发窗外沉沉的黑夜。忽有所悟，这幢赖以栖身的破房子，不正是我的小径分叉的神秘花园么。跟外面的同学写信，我就这样看似诙谐实则无奈地叙述过我的生活和这幢我曾短暂寄居的破房子。
       没有食堂，吃饭都成了大事。所长带了家属孩子，自己弄饭，副所长家离镇上不远，下班就回家，单身的我和家属不在身边的另一干部临时在国税食堂搭伙。后来，县局拨了经费，所里买了锅碗瓢盆，我俩自己动手，买菜弄饭，鱼不常见，肉却没少吃，还特便宜。月底发饷的日子，我会一路小跑直奔农贸市场的菜摊，运气好遇上野鸡、野兔，改善伙食的机会来了，一高兴，会拉上所长、副所长，一起喝两杯。我的厨艺当是那时练出来的。至今想起，嘴角似乎还飘着山里野兔和红烧肉的香味呢。遇上礼拜，另一干部回全丰老家陪老婆孩子，我一个人懒得弄饭，早上睡到日上三竿，早餐便省了，中餐和晚上街头找家小店解决，当然也没少在所长家蹭饭。没有澡堂，单身的我好解决。洗澡便拎一铁皮桶，就着水龙头，哗、哗、哗，一桶一桶的冷水，直往身上浇，一直洗到大雪纷飞。中学那边有条小溪，也是我常去洗澡的地方。溪水是从高入云天的黄龙山下来的，水凉，夏天洗着格外舒服。可惜，小溪到秋天就干涸了。工作多年，身体没大毛病，兴许得感谢那时洗冷水澡呢。
       平日，所里少有人走动，纳税人也不登门，挺冷清的。地税分设那阵，工作千头万绪，尚顾不上税法宣传，对地税这个概念，社会上的人根本没有，若在街头市上问起，大都摇头，没几人晓得成立了个地税所，能搭话的，多以为地税就是收地皮费的，弄得人哭笑不得。促使我们赶紧买了纸笔，自己动手写宣传标语，街市路口，四处张贴，还雇了辆龙马车，扎着区上借来的大喇叭，到各乡镇和公路沿线宣传。偶尔，区政府的领导带着干部前来看望一下，更多的时候，是所长独自夹个新买的棕色公文包，带弹子锁，一按就开，城市工业题材电影男主人公常用作道具的那种。看，都流行到偏远的乡镇了，我们所长挺潮的吧。不过，看我们眼红的，所长自己揭了底，正宗山寨版，地摊上有的是。所长找区长、区委书记，多是汇报工作开展情况，还有就是请区上领导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有工作上的，也有生活上的，办公楼问题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白天，所长坐领导办公室汇报；晚上，领导家门口守着汇报。所长以他的坦诚和对工作认真负责打动了区上领导，为此区委召开专门会议，答应给块地，并支助一部分款项，钱不够，区长甚至主动提出陪同所长去县局沟通。很快，县局和区政府形成共识，决定尽快解决白岭所办公楼问题。在改派报到时遇到的那位办公室主任陪同下，县局局长亲自到白岭所调研，并现场拍板。想不到，那位说话慢半拍、我以为身体有情况的局长，工作上却是雷厉风行的一个人。第二年，老房子拆除，在原址建起了一幢三层的办公兼住宿的综合楼。成立之初，县局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全县十一个基层分局（所），白岭所第一个解决办公楼问题。这件事，让不少同行对我们所长刮目相看。记得搬迁时，我们把办公楼装扮得分外漂亮，气球、横幅、彩带，大伙笑逐颜开，我们点起了鞭炮，放起了焰火，一个个高兴得就像个孩子。忙完，所长提议照张相，几个人立马站成一排，以那块新做的白岭地方税务所牌匾为背景，耀眼的阳光下，留下了一张张比阳光更为灿烂的青春的笑脸。那张合影，我一直压在办公桌玻璃下，每每看着它，就会涌起说不出的冲动与激情。至为遗憾的是，后来工作调动，照片遗失了，唯内心深处珍藏着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月底，所长去县局开会回来，召集我们也开了个会。所长先贯彻传达县局会议精神，今年只剩下两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形势严峻。会上布置，所里一人留守，其他三人下到乡镇，一是走访乡镇，摸清家底；二是协助国税清缴欠税。
       就要跟着所长下乡了，这是我早盼着的，想着小试牛刀的时候到了，既紧张又兴奋。
       那些天，成天跟着所长跑，路近的，吃了早饭出门；路远的，出门早，有时来不及吃早点，便饿着肚子赶路。公路沿线的白岭、路口、古市，当天可返回，远的月塘、全丰、白桥就住下。不到一个月，我跟在所长身后，跑遍了白岭的全部乡镇，即便藏在更远深山里的划坪和黄龙两乡镇，当年也先后去了两趟。记得第一次进划坪，是租的区上财政办事处的破吉普去的，车开到半路，遇上雨雪，通不了车，只得步行。步行到乡里时，天完全黑了，乡长见了我们，就像来了贵客，嗓门格外大，喊厨房赶紧做饭，还吩咐管食堂的去店里买酒。很快，山里喷香的熏腊肉、冒着油花的油豆腐，外加萝卜干、豆角干，半碗腌咸菜、小碟油炸花生米，几样平常的下饭菜便摆上了桌，几人围坐四四方方的饭桌，乡长亲自陪着。朦胧的灯光下，大伙边吃饭，边谈工作，乡长特客气，不断劝酒，带头干杯。酒是山里人自酿的谷烧，醇厚、老辣、劲足，不一会，乡长喝得脸红脖子粗，梗着脖子喊干部来陪酒，一直陪到夜深。就是这样，我们税务所的人和乡里干部的感情，在深山的黑夜里，在清贫的饭桌上，一步步加深了。后来地税事业的快速发展，既离不开广大纳税人的支持，也是与当地党政的倾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遗憾的是，刚分家成立的前几个月，全县地税部门似乎并未单独执法，仅是协助而已，地税涉及的所有税（费）仍由国税一票代征，月底由国税划拨。我工作三个月，别说和纳税人正面交锋，甚至连税票和发票，还是年底打突击跟着国税分局的老曹挨家上户催收店铺税收时，才第一次见识的。半张纸大小的税票，票头上印着红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字样，反面墨绿墨绿的，一摸，满手油墨，每份一式三联，不用复写纸，填写时得用厚纸板隔开，小心翼翼书写。每回去收税，老曹总是笑眯眯的，老远就和店主打招呼，甚至夹带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看得出彼此熟络，店主赶忙递烟，女人一杯菊花豆子茶转眼就端出来了。我不抽烟，只低头喝茶，也搭不上话。老曹把烟夹在耳根，嘴角抿了半口茶，掏出票夹，三画两画，票开出来了，店家掏钱，也不磨蹭。一家一家的，跟着老曹，我就一跟班，仅半天光景，就收了半条街的税，不打不骂的，感觉收税挺容易。后来，老曹和我各收一条街，一进店，我就讲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大道理。人家爱理不理，我嘴皮磨破了，口舌讲干了，开店的照样忙生意，不是说没钱，就是说税重了，缴不起。有两家勉强交税的，也没好脸色，故意掏出一大把零钞来为难，一元两元的倒好些，那些一毛两毛、一分两分的，算得我老出错，恨不得把它们全扔街上去。到中午时分，老曹早早收完了，喊我吃饭，我才收了几家，根本没心事吃饭，满肚装的全是气。老曹看出我的沮丧，开导我，收税得慢慢来，急不得。往后再跟着老曹，我就留心了，终于悟出门道。会收税的，都会说话，别看表面上和纳税人打哈哈，不着边际拉瞎话，实里是暗中下功夫。拉话就是最好的沟通，对方感情上认可了，沟通就好办了，啥都会跟你讲，从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到生产经营状况，无话不谈，无话不说。针对了解到的真实经营状况，分行业、规模、地段的一比较，就可公平核定税负，张榜公示。有了这些功夫打底，何愁收不到税。其实，纳税人都是讲道理的，开店讲究和气生财，谁愿意成天吵，得罪收税的，更是不值得。那些收税常遇阻力，甚至和纳税人头破血流厮打的，都是不会收税的，身子没扑下去，心里没装着纳税人，作风简单粗暴是通病。可见，收税功夫下在收税外。
       年关，集镇上家家户户忙着置办年货，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搬，窗台、墙上，腊肉、熏鱼、笋干挂得满是，谁家蒸米酒，整条街飘着醉人的酒香。这个时节，也正是当地生猪贩卖最频繁的时候。为逃避八元钱的屠宰票，猪贩不完税，直接把出栏生猪贩往邻省的湖北通城县。为堵塞屠宰税的流失，我被派往边界上一个叫桃树岭的木材检查站，设卡征收生猪屠宰税。检查站设在黄龙山余脉的一处半山腰，是白岭通往通城的必经之路，这里远离集镇，山那边便是通城县的麦市镇，站上除了检查站值守的几个职工，偶尔过境的车辆，很少有行人来往。我和检查站的人一起吃住，多了个说话的年轻人，他们也欢喜。检查站的人多是老油子，夜间爱缩在小屋里打牌，冷冷的寒风中，我一个人守着检查站的杠子，有时拦下了贩运木材的车子，我就朝小屋里晃手电筒，招呼他们赶紧出来，一边大声吆喝，为自己壮胆，那些木材贩子不少是不要命的，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谁不怕。贩运生猪的大车都是夜间偷着过境的，白天没事时，我要么看书，要么呼呼大睡，做做白日梦，要么陪检查站的人甩老K，二七王就是那时学会的。一段长长的上坡路连着检查站，凡是装了货物的大车经过，老远就从坡下传来沉闷的声响，若是装了生猪，倾斜的车厢里，牲猪站立不稳，往往会惊恐地发出嗷嗷的叫声。到后半夜，又冷又瞌睡，我支撑不住，也缩进了小屋，人趴在检查站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木架子床上，支愣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一旦闻听有猪叫声，便一骨碌爬起来，隔着焊了铁条的窗子，把长达五六米，足以横守整条公路的铁杠子放下来。也不知这次行动走漏了风声，还是那段时间，压根就没有生猪过境，我在检查站蹲守了整整七天七夜，居然连猪毛也没捞着半根，只得撤回。在检查站留下一笔饭费，我自己掏钱出了，也没放在心上。月末领工资，所长让会计给我报销，说算我出公差，弄得我颇不好意思。税没收到一分，倒赚了一个礼拜的饭费，钱虽不多，也就一百来元，我却感动了老半天，至今仍念叨所长的好。
       直到第二年开年，我才第一次遇上真正考验我业务能力的机会。
       一次，所长安排我去全丰信用社汇缴结算上年度的税款。那次是我收税最失败，也是参加工作以来最触动我的一次。出门前，怕功课做得不足，工作上出纰漏，有关金融业营业税方面的知识,我重又找出税收法规书重温了一遍。自以为万无一失，我信心满满的来到了信用社。信用社的人一股脑的搬出十几本账，看了总账，看分账，接着查阅明细账，我一边查阅，一边在底稿上做记录。我一笔一笔记下了该信用社的利息总收入和其他收入，减除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往来拆借利息支出等，得出了信用社营业税应税所得额，乘以营业税金融业税目的税率，便是该信用社上年度应缴纳的营业税税款，再减除上年已缴的税款，便得出应补缴的税款。我把查账记录让信用社的人核对、确认，信用社的人看完，居然二话没说，一分不少的交了钱。回到所里，我满以为旗开得胜，圆满完成任务，等着所长给句表扬呢。
       看过我的查账记录，所长立马发现了问题。指出缺征了印花税，还有随同营业税带征的城建税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也忘了带征。所长的话语并不重，也没责备我。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刹那间，感觉脸火辣辣的，一定红成了猪肝色。见状，所长赶紧安慰我，第一次查账出点漏子是正常的，以后细心就是。随后，所长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很快就补缴了漏征的税款。这件事虽并未造成税款的损失，但对我的触动挺大，我一连几天在所长面前抬不起头。后来趁出差，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专门的税法书，还参加了省财经学院举办的函授培训班，有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加上工作中不断的实务操练，业务慢慢长进了。所长也彻底放手，让我独挡一面了。
       那时，工作早出晚归是常事，有时摸着黑还在外面，最辛苦的是清查车辆税收。车辆税收清查时，通常白天在路上堵，夜晚上门做工作，一次不成，两次三次登门是常有的。记得十二月的一天，冷风一个劲刮着，呜呜叫，白岭这地方靠着黄龙山，地势高，顺坡一面风刮得格外厉害，一变天就是一场雪。顶着刺骨的寒风，税收工作组来到一个叫胡文斌的车主家，胡文斌有辆旧龙马车，跑白岭全丰线路，有人拉人，有货拉货，没人没货，就只能干等着。因跑的是短途，车多，生意并不好。对收税，胡文斌一直有抵触。老是躲着不见面。工作组上门，他老早出了门，我们在路上堵，他踩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把收税的撂在漫天飞尘中。有天晚上，所长带着我们在胡文斌家里守，一直等到夜十二点，胡文斌回来也被感动了，叫老婆连夜把养在圈里的一条猪卖了，凑足了税钱。我们回到所里，已是凌晨三点多，一个个浑身冷得透骨，但税收到了，大伙似乎并不觉得苦和累。通过这件事，也可见只要我们收税的把工作做通了，纳税人大多数都是配合的。
       几年间，我和纳税人交道打得多了，不知不觉建立起了感情，彼此舍不得。我调离白岭时，集镇上一些得知消息的纳税人前来送行，有的送我热水瓶，有的送我雨伞，热水瓶和雨伞上，都贴着“荣调纪念”字样的红纸条，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所长和所里干部更是舍不得我走，眼圈红彤彤的，把哭成了个泪人的我久久抱在中间。想不到，一个刚来就打算离开的地方，真到我离开时，我的双腿反倒迈不动了。所里送我的一床被子，我至今还在用，每每盖上它，总感觉说不出的温暖。
       一晃，我从事税收工作二十年了。我这样一个原本不打算在这条路上长跑的人，居然一跑就是二十年，虽然期间也曾逮着机会往外跑，但无论短暂北漂，还是南国流浪，我都不曾彻底离开它。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二十年，而没有当逃兵。是收税路上的苦与乐，是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中，同事间凝成的浓浓的同事情，是税务蓝在身，庄严的国徽下大海般的蔚蓝与深沉。
       我知道，今生我是再也离不开了它。这里，洒下了我青春的汗水；这里，印下了我趔趄的脚步；这里，风霜染白了我的鬓发。这里，就是我的苦乐相伴的家。
       也许，今后我老了，收不动税了，会再去写小说，我的小说开篇一定是这样的：从前，我收税的时候，有一幢破旧的老房子，那就是我的小径分叉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