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结婚只花5元钱

那年那月，我结婚只花5元钱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灾害已濒临尾声。我和我的女友都已是三八加一的年龄——25岁。她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做文艺编辑，还是团支部书记；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名义上是教师，实质在进行劳动改造。　　在艰苦难耐的等待里，我突发奇想：我要和苦恋了5年的女友结婚。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被剥夺了，结婚权利是否也被剥夺了呢？眼看着“摘帽子”的希望一次次落空，我的青春年华在一年年地消逝，我的女友是否还在真的爱我呢？我几乎是带有挑战性地向我的女友发出一封信：“如果你同意，让我们结婚吧。时间就定在1962年6月26日，我只能提前一天回哈尔滨。”　　在预定的时间里，我的女友迅速给我回了信，写得比我还简短，只有一个字：“行！”天哪！这一个字比泰山还重，压得我泪流满面，半天回不过神。　　晕眩之余，我决定履行诺言。我先到改造我的省直机关农场试着开一份结婚介绍信，竟然很顺利。辅导员在开介绍信时还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祝你新婚快乐”的话，破例给了我三天假。接着又回到长春电影学院再开一封，那个身材奇矮相貌猥琐的瘦老头陈金宝，竟用一种像看天外来客的眼光看我，似乎在说，就你这样的，还想结婚？可能由于《婚姻法》上没有限制条款，他也无法拦阻。倒是盖章的小李秘书满脸是同情的颜色，把官印盖得既清晰又完整。并趁陈金宝没注意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两条小手绢。　　回到哈尔滨，我的女友正在市立医院住院针灸。我浏览了一下诊疗手册上写的“足三里”“三阴交”几个穴位名称，低声问了一句：“你正有病，行吗？”她理解我问的意思，爽快地答：“行！”说完，连病号服也未脱，拽着我一路小跑，到出版社就把她的介绍信开了出来。　　我们俩手持介绍信，很快换回结婚证书，但高兴之余又犯起愁来。光说结婚，到哪儿结婚呀？新婚洞房上哪儿去找？总不能去住松花江边的小树林吧？最后，还是我想出个主意，只有背着双方父母，上我住在新香坊的姑姑家想想办法了。　　姑姑和姑父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心情十分高兴。可是姑姑家也仅仅有一间平房一铺炕啊，总不能在新婚之夜挤在一铺炕上睡。后来，姑父决定把那间当仓库的小偏厦收拾一下当新房用，还抱歉地说了一句：“大侄呀，委屈你了。”　　于是，这临时的“一家人”分头行动：姑父去打扫“新房”，姑姑下厨做饭，我们俩到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去置办“新婚物品”。我摸了摸兜里仅有的5元钱，一层楼一层楼地跑，一柜台一柜台地看，花了3元8角钱给女友买了一件浅绿色塑料雨衣，又花了6角钱、半斤粮票给姑父母买了1斤点心，余下6角钱作为回姑姑家的路费。　　婚礼是在姑姑住的房间里举行的，没有司仪，没有乐队，没有宾朋。一张小方桌放在炕中央，姑父、姑姑在一边，我和妻子在另一边。姑姑烙的油饼、炖的小鸡粉条，这就是我们心中最丰盛最神圣的新婚晚宴。　　饭后，姑父说外面正下着小雨，让我们早些休息，姑姑送我们俩双双入了“洞房”。在姑姑为我俩掩上偏厦门的时候，我似乎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　　新房，新房啊，以当代人看来，这样的新婚“洞房”该是绝无仅有的了。斜角形的屋顶散发着秫秸叶特有的土腥味，整洁的被褥铺在一扇门板上，靠门口的土台上并排点着5支手指粗细的儿童蜡烛……我苦笑着，感觉既新颖又别致，幸福中含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我侧身和妻子串换着脱鞋上床，突然看见妻子长长的睫毛下涌出一串串泪珠。我心中一阵负疚，默默无语。我似乎明白点什么，顺手把结婚证书放在妻子手上说：“真的对不起……咱们俩出去吧，明天我陪你上医院检查，会证明你还是处女。”　　她生气地打了我一下：“你想到哪去了，我是想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能够永远瞒住我的爸爸妈妈吗？我又是独生女……”说完，一头扑进我的怀里。我不顾一切地把她紧紧抱住，轻轻地吻她，舔她大眼睛下挂着的泪滴……妻子似要抚平我心头的伤口，也深情地回吻我，只有我能体会到其中的甜情蜜意。　　须臾，妻子说：“我不相信永远是这样，公道自在人间。”她从钱包里拿出大概也是仅有的5元钱，连结婚证书一道放在我的手中：“给你，这是你后天回长春的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