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

　　
　　有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握。
　　怎么说呢？那时候我是拉着一车砖，走在大街上。当头是夏日里的艳阳。那日头真毒。我想起某篇课文里的这样一句话。是的，真毒。这话真是经典。毒日头给我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脸颊刺痛，这种刺痛，要比汗湿的衣背更让人难以承受。
　　时隔十六年，我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个干瘦、孱弱的自己，拉着一车砖，在大街上吃力地前行。
　　我曾经多次注视这个自己。
　　生命在某些时候，根本无法预知。你能够经历什么，你会遭遇什么，都是无法预知的。在不自觉的情形中，你就陷入了，置身其中，不可自拔。对此，你无可奈何。
　　那一年，三十出头的我，胃病厉害得出奇。整天没法吃饭。仅仅靠沾湿了饼干聊以充饥。正常的菜饭已经不能入口，入口就翻，一翻就吐。尤其是，我所在的染布车间，是使用染化料最多的车间，化学成分特别活跃。这些活跃的化学成分，把我的胃搞得一点也活跃不起来。何况我还是在印花机上，直接跟各种各样的染料打交道。在严重的刺激性气味侵害下，我的胃气息奄奄，无奈地徒劳地，做着挣扎。我不时干呕，有一回，竟然呕上来一口猩红的血。
　　我去找了车间领导。领导说没事儿，大伙儿不都是这样工作的吗？话说得这样振振有词，我倒几乎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不甘心，坚持诉说着自己可怜的胃的状况。然后领导动了恻隐之心，说，那你要确实不能坚持的话，就歇几天吧。我说我不是希望歇几天。我也歇不起。五六岁的儿子和没工作的老婆等着我开资吃饭呢。关键是请领导给我调个工种，到化学气味不严重的机车上，就会好些了。领导话说得很干脆：调工种不可能，想歇着的话，请假。
　　于是就请假。于是就到省城大医院。拍片，做胃镜，做各项检查。最终，医生抖着几张化验单，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刺激性浅表性胃炎，胃窦炎，胃下垂，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等，”我不等医生说完，就打岔，“这么多病啊？”医生睁大了眼睛：“是啊。”我赶紧说：“不好意思，大夫，那我该咋办？”“咋办，好办啊，吃药，静养。”然后反复强调，一定不能做重苦力劳动，一定不能吃辛辣食物，一定不能吃饭不规律……如是，我带着大大小小的药和医生的众多“一定”，返回家里。药吃完了，也静养了，胃的情况不见一点好转。得，咱再换一家医院。省城那么多大医院，不信咱这点病治不了。于是再次启程。于是找到一家中医院。于是带回家大包小包的中药，于是每天早晚勇敢地喝下半碗半碗的既苦又呛的中药汤汁。一个周期完了，好像见效，于是接着到省城取药，接着喝下那些汤汁。那些日子，相对而言，倒也过得轻松。除去一些简单的家务，静心养胃为第一要务。家属虽然叹息，也只能叹息。
　　那是1995年春夏时候的事。一直到这年的夏秋之际，我终于歇不住了，本来休假，没了工薪，又加上日积月累的药费，路费，谁家能吃得消？眼瞅着往医院送了大几千元了（顺带说一句，那些年我每月工薪不足百元）。日渐累积的债务迫使我硬着头皮，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去找车间领导，领导让找厂里，说我这样子已经不再适合在该车间工作。就找厂里。厂领导说岗位暂时没有，要是实在想上班的话，你去咱厂基建队吧，那里其实蛮好，大太阳下晒晒，对你的胃也是个锻炼。我一时半会儿顾不上理会领导的话是玩笑成分多还是幽默使然，只要能上班，咱就感激涕零了。我千恩万谢离开厂领导，到基建队报到。于是，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苦力日子。
　　在我们厂，基建队是赫赫有名的。因为，大家叫基建队不叫基建队，叫劳改队。这么叫是有原因的。基建队里的成员，以各车间各单位最不听话的刺儿头为多。那些特别爱找事的，爱跟头头脑脑过不去的，就会被发配到这里，充军，做劳动改造。因此，我最初来到此地，很是惹人注意。不少人纷纷问我：“你犯啥错啦？”这话十足搞笑。但是不止一个人两个人这样问我。我就再笑不出来了。是啊，自己费心巴力，靠了天大的面子，才来到这样的场所赖以谋生，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好笑的？
　　这样，本文开头的场景便出现了。人们会看到，一个戴眼镜，面色灰黄的小伙子（我面相嫩，一般人们总以这个称呼叫我，就是现在，我将近五十岁了，还常常被人称作小伙子，呵呵，该美呢，该不自在？或许是不成熟不稳重的体现？），拉着一车砖，缓缓走过街头。我们的砖是卸在厂区。我们需要把砖用小推车，一车车运送到使用砖的地方——有时候，就在厂里，有时候，则是在厂各宿舍区里，垒墙，修补房屋，筑管道，等等地方。大街上有我熟悉的人，他们在坐街，歇凉，一边拉闲话。看见这样的我过来，忍不住好奇，问：“你咋干这个？”我反问：“我咋不能干这个？”然后一五一十，向熟人汇报。汇报完毕，该做啥做啥，该到哪到哪。好心的人会站起来，帮我推上一把。我没回头。也没说话。我只是暗暗向这些好心人说着感谢的话。我清楚，他们能够听到。
　　我们也挖沟。厂里这里，那里，不定什么地方，需要挖沟。大家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挥着铁锹，挥汗如雨。沟里的土一锹锹被这些强硬的臂膀甩出来，在沟沿堆成一条棱。我也混在其间，却是不能很好地挥舞铁锹。它没有我使用惯了的纸笔顺手。我能够使用纸笔流畅地写出一千两千字的文章，在厂报或者县里杂志上发表，换得三元五元，买菜，买米，买儿子的玩具，但是这铁锹，分明不跟我合作。我对它没有感觉。它对我也没有感觉。这是一种宿命吧。我没法，铁锹也没法。我们只能相对无言。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尽量好好对待这把铁锹，因为此时此刻，它就是我谋生的主要工具。我不能离开它。尽管它可以离开我。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都选择了无言。在这样的无言中，我努力完成着工作量，像报纸上说的，“力所能及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工作”，赚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工钱。咸涩的汗水在眼睛里跳舞。我无心欣赏汗水的舞蹈。我也来不及一次次擦去它。汗水滴答滴答，滴在眼镜片上，眼前模糊不清。我伸出衣袖擦擦镜片，勉强看得清了。于是继续手里的活儿。不能被人闲话。你可以力气不足，但是不可以偷懒。在这里被人骂偷懒，你就惨了。无论在哪里，都有做人的基本准则。
　　我们也搬水泥。水泥运来，需要下车。别人一人搬一袋，我没那力气，只好与人合抬。但是这个与我合抬的人比我还差劲。一个大小伙子，却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来干这活儿。他是一点不弯腰，直直地站在那里，伸出两只手指捏住水泥的两个边角，好容易两人把一袋水泥抬起来，他还是身板直直的，生怕白衬衫蹭到水泥袋上。这样的干活法，你能急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水泥会从他手里掉落。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一旦水泥从他手里脱落，后果显而易见。我担着心，跟他合抬几袋以后，索性自己一个人搬起来。尽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速度也快不了，起码相对而言保险。
　　我们也和泥拌灰，跟上从一城四关请来的泥瓦匠师傅垒墙。逢到这时候，自己十几年前跟上村人在省城走工时候学下的点滴手艺，就派上了用场。师傅们往往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说道：“你做这营生倒显得手不生。”我就一五一十向师傅们讲说自己的曾经。师傅们听了，一边说：“看不出啊！”一边叹息。也额外的对我多了些关照。常招呼我歇歇手，喝上水，说话的语气也不再是那么疾言厉色，凶巴巴的，显得柔和了许多。
　　赶上下雨天，我们就休雨工。大家说着荤话，粗话，开着各自的玩笑，狂放不羁地哈哈大笑。这个时候，我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我默默地待在屋子的一角，看着他们的狂欢，觉得那是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但是也有雨天不歇工的时候。有一回，下着那么大的雨，大家正在粗鲁地胡闹撒野，尖声地乱叫怪笑，头儿来了。他大步踏进门来，雨水顺着他的雨衣往地下直淌，很快就聚了一汪积水。他浓黑的眉头皱成一团，就是在雨衣帽里也看得分明，很明显是因为什么生了气，但我们不明就里，只是盯着他。他一声令下，让我们冒雨挖沟。大家披着一领塑料布，冒着哗哗大雨，到了挖沟的地点，纷纷跳进沟里，埋着头，奋力躬身挖起来。头儿兀自震怒不已，站在沟沿厉声骂着娘，让干活的人浑身战栗。有一刻我想，真正的劳改队，或许也就是这样子的吧。那些囚犯，没有丝毫的人格可言，任由那些工头或者管教管制着，发泄着，因为，他们根本无需获得属于人的权益。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们看做“非人”。甚至于，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做人看了。
　　当然，我也收获了些许的温暖。那是真正的温暖。常常，在挖沟的时候，会有一个眼神望过来，默默地瞅我一眼，笑一笑，彼此不言语，然后低了头继续各做各的。或者，收工的路上，会有一双手伸过来，接过你肩头的工具，也是彼此不说话，只是看上一看。——逢到这样的时候，心里，就充盈着一种难得的暖意了。
　　这一段生活历程，不仅彻底使我的胃乖乖听话起来，日渐趋于稳定状态，而且也使我深深地理解到了越王勾践那份心情。熬着吧。熬着吧。我给自己打气。我挣扎在生存线上。其他，根本无暇顾及。作为人本身的种种，都已经退后，一概不谈。都是扯淡。我们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妻儿，对得起父母，就已经是天大的本事了。这种底气，是生活这所学校，给予我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一直小心地珍藏心里。我永志不忘。
　　经历了这一切，我以为，命运再给予我什么，我都不再惧怕。都能安然领受。
　　2011.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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