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在场写作的内心化叙事(辛贵强)
2022-01-20抒情散文于文华
强化在场写作的内心化叙事辛贵强散文无成熟理论。但是,“在场主义”却形成了相对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窃以为,高度强调“我在”,是在场写作的重大要素之一,或者说是先决要素。因为只有“我在”,才能有效实施去蔽、敞亮、本真;“我”不在场,一切都无从……
强化在场写作的内心化叙事
辛贵强
散文无成熟理论。但是,“在场主义”却形成了相对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窃以为,高度强调“我在”,是在场写作的重大要素之一,或者说是先决要素。因为只有“我在”,才能有效实施去蔽、敞亮、本真;“我”不在场,一切都无从谈起。
如何做到“我在”呢?也许“内心化”或叫“内心流”写作方式,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散文理论学习中,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印象深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其曰:“现代散文更加注重心理氛围的营造,以内在的意识观照外部世界,从而使文章获得深度。”我体会,注重心理氛围的营造,以内在的意识观照外部世界,就是高度强调主观精神对客观事物的参与,走一条“内心化”或曰“内心流”的写作路子。这样的写作,不仅里外兼顾,主客同流,使叙述对象更质感,立体,具有生活的活相与温度,而且可以通过主观对对象的深入解读,进入对象内部,发现真相,获得认知,形成经验,并由此获得深度。因此,走“内心化”写作的路子,既保证了“我”从头到尾“在场”,坚守了“在场”的态度,又可以有效去蔽,实现敞亮、本真。这正如周闻道老师所说的:“这里的内心化,是强调多注重以自己的内心贴近对象世界,更深刻发现存在的意义,并将发现表现在文本中。”(对本作初稿的点评。)
具体说,“内心化”叙事,最少可以产生以下的三方面的好处:
一、主观精神的同步参与的“内心化”写作,可将事件性叙述单向、单一的线状结构,改变为块状结构,确保文本的“散文性”。
现代散文主张大量吸收小说、诗歌的创作手法,“跨文体”写作蔚然成风,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手段。散文因此摈弃了清高孤傲的姿态,更富于生活的烟火本色,更生动、活泼、好看。然而,带有情节和细节化特征的纯粹叙事,大多是单线条的,最多可以加入情感的暗线,不仅单调、单薄、平面化,而且因细节的大量使用和情节的相对完整,很容易被质疑为小说。而走“内心化”写作的路子,可以通过内心世界的高度介入,浓墨重彩描述心理形态与情感走向,使得心理、情感、潜意识等内部精神活动,在事件的重要节点停留,放大,靠营造起的心理氛围,扩大表达的宽度、厚度和深度。同时也将事件线条斩断,使之变成块状结构。在体裁把握上,由于突出了内心情感的主导地位,有效弱化了事件的情节性、故事性,加之对人物不是塑造,而是解读与认知。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小说的创作原则,使文本的“散文性”得以保证。
以格致的《女子篮球赛》为例。作为一个女球员,在球赛中突然感觉裤子要掉,这在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下,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危机,必然要想法子挽救。可一般性叙述的话,就这么一档事,无非是“女子球赛”、“裤子要掉”、“倒地自救”这么几个叙事要素。女球员面临的窘境与尴尬,读者也能通会。可一般性的叙述,反映不出女球员突然感到裤子要下滑的瞬间,心理爆发的波涛汹涌的激烈变化。读者的粗心,以及持理解与宽容态度的读者,会淡化、消解了女球员的窘境与尴尬,使情景趋于平淡,当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心灵回应与反响。可格致采取了不一样的处理方法,由事件外部转向了对内心情感的描述。她写道:因为担忧裤子没有系紧,一次次与赢球擦肩而过。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裤子因裤带挣开而向下滑落。“相对于进球得分,阻止裤子下滑更为重要。但是这时,把手从空中收回来再去援救腰部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就死定了。如果裤子掉下去那我就死定了。巨大的恐惧笼罩了我。我的办法不是想出来的,不是来自我的头部,而像是来自我的身体。身体不用思考,身体更迅速。身体的迅速它救了我的命。我的身体它突然向地上跌倒。比眨眼还快地跌倒。裤子的下滑在我的身体突然触地的瞬间停止了下来。”在格致笔下,时间与事态的流动已不再是匀速的常态。她让时间停了下来,或者说她把时间拉长了。她连用两个“我就死定了”、多个“我的身体(身体)”、两个主动“跌倒”的语言叠加,营建起令人窒息的紧张心理氛围,极大地丰富了表达、表现的空间。如果说观众(读者)只能看见她表面的花容失色、惊慌失措,此段文字恰好让我们看见了她内心的羞怯、惊悚、惶懅与魂飞魄散。受潜意识支配的“跌倒”,就不光是外在动作,而且是一种心理动作,心理姿态。
然而,格致并未就此结束,她对自己放弃赢球、倒地自救的行为进行了理性层面的解读:“我选择留住裤子,放下赢。我选择尊严,放下利益。在那个赛场上,你必须选择。生存是残酷的,只给你一样。要什么,自己决定吧。”于是,外部的事态变化,内心产生的深重危机,潜意识支配的行动,以及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都呈现出来了。这样的表达,将事件与内心活动的两条河流融汇一处,双流并下,做到了“进入”、“不隔”,由此实现去屏、敞亮、本真。(关于“对对象解读”,下文将细谈,这里不过多地说。)
有批评者说,格致的散文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小说。但是,格致没有向前迈这一小步。她侧重于书写的是“我”的内心活动,专注的是象意、情景,情感动态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她因此守住了“散文性”。这一点,是所有散文作者都应该引以为戒和做到的。
二、“内心化”写作,可以让叙事变得生动、精彩、深刻、抓人,形成强大的文字气场与表达效果。
从格致以上的挽救“掉裤子危机”文字中,我们已经领略到“内心化”写作在文字方面表现出的精妙与魅力。她以刀锋一样锐利的语言和凌厉的气势,向我们展示了“内心化”特质的语言样式。
从女散文作家塞壬的《悲迓》里,也可以看出“内心化”叙事在文字上表现出的精彩与表达效果:“那些久远的时光被岁月的尘埃覆盖,往事已矣,还有谁愿意去回忆西塞,还有谁会唱起悲迓?我的西塞,钢铁取代了水稻,工业和城市,开启了它的时代。偶尔午夜梦回,我依稀记得有人站在梦境的甬道深处唱。如诉如泣,激越,哀婉,百转千回,有咯血般的痛楚。梦的可怕就在于,醒来之后,它还在持续。我认出了那个女子,楚剧的青衣,当她跟我一对视,梦就倏然醒了,她的脸碎裂般地消失,迅不可捉,临去甩袖一瞥,桃花带泪,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多少年了,我身上潜伏了一种奇怪的性情,每当欣喜或大悲,我必发声,我发出楚剧的悲迓,自编唱词,拈着手指,媚眼如丝,婉转身段,一个人用湖北楚地的悲腔抒发我如痴的癫狂。很本能的,我还会发出锣鼓的引子,咣起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切——小旦急促的碎步,比手一亮相,充沛的中气,开大口,高亢地,裂帛般地哭诉这属于我人生中极为难得的狂欢。这样的淋漓难以言表,但它有强烈的排它性,无法与人分享。然而,今天我要说,不光我,在我的出生地西塞,那个地方的人们,多少年来一直传承着这古怪的性情特质。它像一个胎记,烙在我们身上。有时,我仔细地端详它,像凝视祖辈们那古老的魂灵,是因了什么,一定要用哭一般的悲迓来表达这人生的喜悦与哀愁?”
这是该文的第一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面对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下的现代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面对家乡西塞沦丧,农民集体转变为市民,面对这片土上不复存在了的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乡土文化,作者心中产生出巨大的焦灼感、痛感与悲愤,心中“有咯血般的痛楚”。但是,塞壬显然不是直白表露的人,她需要倾吐,需要宣泄,需要找到合适的宣泄方式和出口。女性的敏感与丰富联想,使她找到了充满“悲迓”情感色彩的“楚剧”,以及悲剧主角的“青衣”,于是有了形象的寄托(寓体),有了最佳的宣泄方式与出口。她念着楚剧的锣鼓点,做着楚剧青衣的动作,唱着楚剧青衣经典的“悲迓”唱段,成功运用白描手法和嫁接法、移情法等手段,倾吐失去故乡的悲与痛。更让她心痛的是,受世俗驱动、金钱驱动而急于成为市民的人们,“还有谁愿意去回忆西塞,还有谁会唱起悲迓?”“悲迓”即楚剧,也是乡土文化的指代,随着乡土沦丧,随着进城欲望、金钱欲望的膨胀,被彻底抛弃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作家的深痛。她由此在第一段便高高树起了楚剧这个悲怆色彩的符号,奠定了全文的“悲迓”基调。
单从文字的表述看,塞壬这段文字,梦里梦外,入戏出戏,贯穿时空与历史,连接主客两世界,象意互参,虚实多变,既有细处的喋唼,又有管涌般的一泻千里,既情感丰沛,又理性昭然,极富文字的张力与穿透力,形成强大的文字气场与表达效果。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当然更有味,更精彩,更深刻,更抓人,使得读者因在心里激起强烈共鸣而流连忘返,反复品味。试想,如果塞壬仅仅叙述客观的表面,如果缺失了对心理状态的描写与心理氛围的营造,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厚味与文字的精彩,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的代入感?
当然,格致也好,塞壬也罢,才气的支撑对于语言的组织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内心化”强调内部世界(主观)对对象(客观)的深度介入,通过解读获得认知,进行的是深度叙事和有难度的写作。
散文不是再现,而是表现。表现是什么,就是写好“象”,并通过解读和认知传导出“义”,释放出“情”,实现呈现与抵达,最终实现与读者的共鸣。我顽固地认为,散文作者有没有对对象进行解读和认知,解读的质量如何,认知的程度多深,是衡量好散文和一般化散文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对象进行解读,属于精神层面,当然也在“内心化”写作的范畴。
我们面对的生活现象,呈露的都是表象,都将真相与本质深深地包裹起来。而且,表象甚至具有欺骗性,比如我们看见月亮在云层里飞速奔跑,比如“东山望见西山高”。故有人说,眼睛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这就要求我们散文作者,要有对对象解读的意识,而且要具有解读的能力,包括辨析能力,领悟能力,识见能力,想象能力,发挥能力,说到底是一种思想能力加艺术表达能力。只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有效对对象进行深度解读,发现真相,揭示出本质,获得认知,丰富文本。
比如一个作者写到这样一件事:在阶级斗争年代,一个地主的女儿在下地干活时,总是装憨卖傻,扮演丑角,给大伙充当笑料。过了很久他才明白,这个地主的女儿,是靠充当笑料,变相地向众人献媚,以此化解村民在阶级斗争观念驱使下产生的敌意,给自己换来一份安全感。当这个真相(本质)一旦被解读、呈现,使我们不由大吃一惊,心里产生巨大的震撼和莫名的悲哀。
对对象解读成功与否,还往往取决于对细节的捕捉与解读。我们从下边这段记述中便可窥一斑。
“有这么一对父子,父亲是文革前上海一高校的领导,儿子当时是小学生,现在也成为一高校的科研人员了。一次儿子在父亲家翻看相册,突然看到一张照片,是文革初父亲挂着牌子被批斗的照片,再定睛一看,发现揪住父亲的红卫兵正是自己学校的现任领导。儿子很恼火,对老父亲说:怎么是他,应该告到纪委去。但父亲对儿子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住这张照片,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感谢他的。那天是校领导集体挨斗,挂在胸前的牌子做得又大又重。我们一低头,胸牌上的铁丝就直接挂在脖颈上,勒得很痛很痛。结果这个红卫兵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不要动,然后趁会场上喊口号的时候,把那个铁丝拉起来,挂在我的棉袄领子上。后来又滑下去了,又被这个红卫兵拉上来。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他的。”(见作者金大陆的《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
请看,原来真相埋藏在细节里,如果缺失了解读的过程,辨析的过程,辩证的过程,就会发生认知的偏差,误将表象当真相。
此外,一切事物都充满了辩证,其真相具有两面性和多面性、复杂性。解读的层面不一样,解读的方法和能力不一样,解读的结果大不相同。同时,客观事物在每个人心中的投影也是不一样的。人的联想性,浪漫性,可使外部事物的在心中投影发生异变,变成另外一番情景。正是:“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耳朵,不一样的听法;一样的嘴巴,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想法。”由此决定了,对对象的解读,往往还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比如格致在《减法》中对电铃的观察和内心理解,就极具个性色彩:“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剪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同样是学校命令工具的“钟”,吴佳骏在《洋槐树上的钟声》却是这样解读:“清晨和黄昏,那棵洋槐树都静静地立在村头,像一个天然的守钟人,守着挂在它枝杈上的那口‘钟’。‘钟’其实是一截钢管,钢管生了锈,轻轻一撞,铁锈就纷纷往下掉,那是时间褪下来的垢甲。”“当我第一次敲响洋槐树上的那口‘钟’时,也第一次敲响了我的青春。我举起锤子,不敢使劲去敲那口‘钟’。面对那口‘钟’,我像面对一个老人,面对一个衰老的村庄。那钟声是沉闷的,喑哑的,它已经没有力量穿透岁月,但足以敲醒整个颓败的村子,敲醒村子里沉睡的十几个孩童。”
总之,对对象进行独到和深刻的解读,是“内心化”写作的主要标志,也是需要完成的任务。不解读,作者就不在场;解读肤浅,没有独到性,也不算是在场。至于那些利用书本资料和历史资料进行的“二度创作”,没有自己的解读和发现、认知,满足于人云亦云,作者当然不在场。甚至满足于照抄照搬生活现象的,缺乏解读、认知,作者也不在场。相反,哪怕是以第三人称写作,作者根本不出现,但有作者独到的解读、发现与认知,他的主观精神不缺位,就是在场的。
四、“内心化”写作须有众多维度牵系的大的落点和指归,而非小情小感和“心灵鸡汤”式的庸俗写作。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你使用了内心化(内心流)的写作方法,马上就强大起来,一出手就是惊世之作。还要看是否调动了必要的情技与艺术手段,尤其要看作者的心量、眼量大还是小,有没有高天厚土、世道人心、生存命运、成风化人这些东西,有没有介入当下、与时代对话的意识和能力,有没有笑点、快点、痛点、烫点、震点、泪点、焦灼感和人文精神、担当精神这些东西。忽略了众多维度相牵系的大的落点和指归,局限于小天地的材料供给,文学情怀自然难以打开。如果我们的眼中,只有一杯酒一碗茶,只有吃吃喝喝、风花雪月和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即使在场,有什么意义?我们有的批评家和散文写作者,在反对“高大上”的前提下,一味提倡低点、轻点、淡点。反对“高大上”没有错,但“高大上”指的是虚假不实、好大喜功、大话雷人这些肥皂、八卦、狗血的东西,以及“伪抒情”的东西,而不是底层意识、苦难意识、国家意识、人类意识、担当意识、悲悯情怀、人文精神这些东西。如果低、轻、淡到了只有美学意义,没有思想意义,只有技巧价值,没有营养价值的地步,就必然失去社会的存在价值,这就不光是在场不在场的问题了,而是文学的失败和悲哀。
“内心化”写作,与心情类、情感类文字截然不同。这类文字,在网络到处可见,到了令人头疼、生厌的地步。其一味追求唯美的皮相,没有主体事件的依托,也没有明确的主题,沿着一个大致的情感方向,自说自话,絮絮叨叨,进行着梦呓一样的内心独白,像怨妇一样的唠叨不绝。在这类文字中,爱情、季节、聚散等是最常见的题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岁月静好”等,是最常见的语言,由小资、小我情调决定了文章的小格局、小境界。这类文字的作者,女性的比重远远高于男性。有的女作者明明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学素养,也加盟其中,乐此不疲,空耗才华。
内心化写作,与常见的“心灵鸡汤”之文也截然不同。这类文章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本末倒置。作者置身讲台之上,直白浅薄地讲述一些的小故事或者亲历事件,然后抖出一个所谓的道理、哲理。而这些道理、哲理,太过于大众脸、公共化,为人们所熟知,缺乏对对象深入解读的新发现,新认知,新经验,而且姿态居高临下,强硬塞给,风格模式化,文字粗糙直白,缺少散文特有的意蕴、意趣与色彩,让人心生厌恶。
总之,“内心化”叙事所展示的内心的东西,要新鲜独到,机智幽默,活泼精彩,要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从而具有语言的张力和蕴含的深刻,足以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而切忌大众脸、公共化、一般化的心理宣泄,切忌无病呻吟的虚假姿态,以及高高在上失去平等交流的强加于人。那样,反而会适得其反,遭到读者的厌读、拒读。
我对“内心化”写作的认识大体如上。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需要引起注意。“内心化”写作,只是散文创作许许多多方法中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好的写作方法,但不是散文写作的唯一,也绝不可能成为唯一。有的创作手法恰好与其背道而驰,但也是非常好的创作方法。比如“意象化”写作,只客观地叙事,藏“义”于“象”,或者使用“隐喻”等方法,构筑意境、意蕴,而不暴露作者的写作意图,让读者去品味,去解读。这也是一种非常高明、非常好的创作方法。如李娟《羊道》系列的《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和《冬牧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她轻易不做议论,极少有带思辨色彩的语言,也很少对内心进行展示,只客观地活灵活现地叙述对象。但因写作面的陌生化,视角的新颖独到,写作质地的清新与情感的纯粹,加之意蕴深藏,厚味其中,同样深深感染打动了读者。
【原文首发发《在场》2016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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