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伟人高度重视同一部长篇小说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18 编辑 <br /><br />

姚雪垠从1957年秘密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到1999年完成全部五卷出版，历时四十二年。四十二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不变的是他顽强的意志、执着的精神和一如既往的创作激情。四十二年，树以成林，木已成舟，而他经年累月，笔耕不辍，也造就了经典之作，收获了文学奇葩。

坦率地说，《李自成》虽是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它的的文学艺术成就难与《红楼梦》比肩，也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不过，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对它的重视，与四大名著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李自成》的写作问题，姚雪垠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简短而诚恳的信件，内容要点如下：
1、解放以后，我在主席思想的教育下，决心写一部以李自成为主人公的历史长篇小说，第一卷于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曾给主席寄上一部，表示对主席的无限敬爱，也表示是在主席思想哺育下开始做出的一点成果。
　　2、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多次感动得热泪奔涌，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力求将这部书完成得较好一些，报答主席。
　　3、文化大革命后期，《李自成》被列为第一批开放书目，至今仍继续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读者中发生着影响。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低，加上第一卷出版匆忙，书中问题不少，总想修改重印。
　　4、这部书共分五卷，估计写成后字数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深刻复杂，而故事也愈波澜壮阔。我有一个约八九万字的《〈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基本上是打的有准备的仗。我认为我是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的祖国是有数千年文明史和八亿人民的伟大国家，我应该有雄心完成这样庞大的写作计划。但是我今年已经进入六十六岁，因此我目前更需要党的领导和支持。
　　5、第二卷约七十万字，已于一年半以前完成。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未复业，不能付印，晚两年出版没关系，但我希望早点拿出来排印本向工农兵和各方面征求意见，好在正式出版前能够较充分地听取意见和再作修改。我的这个愿望，希望得到主席支持。倘蒙同意，求主席批交有关单位处理。
毛泽东阅信后，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由于毛泽东亲自关怀，姚雪垠于1975年冬调进北京，《李自成》第二卷得以发排。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终于付型。第一卷修订版也于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由此复业，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富有特殊光彩的一页。
　　谈到毛主席对他的关怀，姚雪垠无限深情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我这样受到毛主席亲自保护的恐怕没有第二位作家。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李自成》第一、二卷不可能那么快地出版。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重视，是从功用角度出发的。其一，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先进的政党和新生阶级。而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从维护封建正统出发，把被迫造反的饥寒交迫的农民起义军说成是“匪寇”“盗贼”，把农民起义军描绘成奸人妻女、食人寝皮、无恶不作的“妖孽”“野兽”。而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坚持古为今用，反观历史，正本清源，为现实政治服务，是对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的观点和理论的生动诠释，这无疑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兴致盎然地通读了《李自成》第一卷，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和姚雪垠继续写作该书的意见。其二，毛泽东一生都十分警惕并力戒各级官员骄傲自满、腐化堕落、脱离群众，以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充满忧虑而又果决地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个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毛泽东希望通过《李自成》的创作出版，使各级干部能够清楚地了解李自成是如何丢掉民主集中制、丢掉艰苦朴素作风的，大顺政权组织是如何走向腐败、渐失民心的，从而深刻汲取大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教训，自我警惕，自我警醒，自我修正，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做到“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妄之动即改之”，切实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其三，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手法，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学艺术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要求，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与毛泽东重新调整文艺政策，繁荣文学艺术的努力相一致，这也是毛泽东重视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原因。詹玲撰文说，早在1971年，毛泽东就已经关注到了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景象，并对此深表担心。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就文艺问题发表谈话，要求“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尽管《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并没有任何宣传与评论，但仍然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数多达百万部。在同时期作品中，《李自成》所描绘的“浩繁而又精密的画卷”、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更是小说从1977年到1985年在“人的解放”思潮高扬下依旧保持了文学界最受人关注作品的重要原因。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也十分重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但他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的。邓小平评价的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

以下是姚雪垠的回忆录，体现了邓小平对姚雪垠生活的关心和对他创作《李自成》的重视。姚老说，邓小平刚回中央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来看我。平化同志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我诚心诚意地对张平化说：请你告诉邓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请他放心。我的回答使张平化同志感到十分奇怪。过了一两天，才从报纸上看到张平化是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听说他在中央与其他同志谈话时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去看望《李自成》的老作家姚雪垠，他借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困难。他坚决说没有困难，不要中央帮助。我想中央还是考虑他确有困难才是。”

　　其实当时姚老很困难，户口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因为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影响他的工作。那为何不向中央讲实情呢?我插问。姚老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说：“我当时对张平化讲生活上毫无困难，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1951年我离开教坛，返回创作队伍，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虽然引起全国的轰动，但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相反遭到有些人的嫉恨，非要将我打倒不可。毛泽东来保护我，他们就搞得我不能安心工作。当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让我继续安心工作。过了半年，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我的困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