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窗遥望故乡路

　　清晨，醒来以后，天还没有亮，于是再闭目睡去。再次醒来，窗外的天空有些发白，我便起来。炒了碗米饭吃了。再打了五个电话，加上昨晚打的五个电话，一共十个电话，都没有接。十，算是圆满。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平时，爸爸的电话是最难打通的，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恰好今天爸爸碰巧接了，声音比较清晰。爸爸说，他在弟弟家里，身体很好，妈妈最近的身体好多了。中午在饭店里吃的火锅，晚上在家做饭吃。

　　我一直希望能陪爸爸过一个生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陪爸爸过一个生日。也从来没有给爸爸买过生日礼物。心里一直不安，甚至每当想到这一点，禁不住热泪盈眶。一早起来，落下了泪，实在是不应该。

　　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没有受到当时权力很大的爷爷的限制。可是结婚没多久，上级就来征兵。那时候农村人们的觉悟并不高，都不愿送子女当兵。但是名额分配下来，得有人去。爷爷是大队党的书记，他不送子当兵，还能让别人送吗？这样，爸爸就去当兵了。后来我问，爸爸说在大西北当兵，算是戌边。

　　两年后，爸爸复员。就被安排到公社医院学医。他学会了针灸。不久，爸爸便被抽去当了公社的民兵营长，从此就一辈子在乡政府里训练民兵，年龄大了，就当文书。

　　我现在记得儿时最早的事，便是爸爸藏枪的事。枪就是党给他的生命，他不能让两派武斗的人把枪给缴了。他把枪就藏在公社会议室纸糊的顶棚里面。爸爸虽然是小学毕业，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却很懂得兵法。那时候，全县所有的武装干部的枪都被“革总”“革联”的两派收走了，听说有的不交枪，还被打得头破血流，结果枪还没保住。因为有的藏在自家掏的红薯窑里，有的藏在亲戚家里，有的则直接放在自己家里，均被搜走了。爸爸就把枪藏在公社的会议室顶棚上。而会议室曾经轮换成为“革总”“革联”的指挥部！爸爸深深懂得，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有一天，还是传说武斗队要经过我们家门前。爸爸、叔叔一大早就和群众一起上大洼那块全村最高最远的麦地里去割麦子。中午时分，我看到门前有一队人扛着枪，奶奶叫我数一共有多少人，多少支枪。可是我没有数清楚，因为我还没有上学。数到十以上，我就糊涂了。

　　我最担心的，蒙着眼睛祈祷的，便是他们就在路上走下去，不要过河来我们家。一个，一个，一个都走下去了。终于，一队人走下去，没有人过河。我这才松了口气。

　　不一会儿，后面两个掮着枪的人，走到河边路口时，竟然下河，来到了我们家里。奶奶忙着招呼给他们烧水喝。那就是把小麦炒糊了，再煮开水，解渴。

　　一个人把我的头摸了摸，说：“你爸爸呢？”我没有做声。他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我们一起当过兵，你爸爸还救过我的命。他是好人。听说他回来了。”

　　我说：“没。我爸没回来。”

　　他说：“真的没回来？”

　　我说：“骗你是小狗。”

　　他笑了笑，对我奶奶说：“大婶，我哥哥回来了，你告诉他，枪还是要让我们保管安全些。”

　　奶奶说：“那太难为你了。他要是回来，我一定告诉他把枪给你们送去。”

　　两个人掮着长枪走了。

　　后来，听说两派武斗在我姥姥家附近打了一仗，结果没有死人。从此以后，这个两派武斗便传为笑柄。爸爸说有人一听枪响，吓得屙一裤裆。我就觉得太好笑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文革”结束了，队里分粮食的保管室墙上贴有布告，就是处决文革期间的“革总”“革联”的头目，说他们在文革的时候打死过人。据说处决的时候，打了十六枪，那人还站着，大有宁死不屈的味道。又有人说那两派头目有些冤枉，因为是冤死的，所以打不死。这些传闻对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我来说，的确是难以辩别的。

　　腊月，爸爸带我到他公社里去。一大早从家里出发，要步行。那年我才六岁。从我家到爸爸工作的公社，要走八十里路，没有公路，也没有自行车。我所能做到的，就只是迈开双脚，跟在爸爸后面跑。爸爸很快乐，一路上唱着歌。

　　有时候，爸爸嫌我走得慢了，就把我架在脖子上走，但是我觉得被抖得发昏，不等爸爸累了，我就要下来自己走。

　　中午，走到凤凰区政府，食堂里给我和爸爸一人一份饭。白白的馒头，我从没吃过。还有一碗面片，那是我长那么大吃的第一顿最好的饭。

　　饭后继续走。一直到天黑，才走到爸爸工作的公社里。我已经感觉双脚走瘫了。上那个坡我走两步就躺到路上。后来有个小伙子在后面追上我爸爸，把我架在他脖子上，送到爸爸的办公室。我非常感激那个人，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第二天，爸爸说去取枪，我就跟着去。他从会议室顶棚上取下了一把长枪。拿出来认真的擦了大半天。最后说：“这长枪要交上去，换成短枪。”

　　到了腊月二十九，爸爸又带着我往回走，这时候他腰里别着把短枪，每次背我的时候，那短枪咯着我小鸡鸡生痛，还不如我自己走。可是我自己走，那双脚也痛得要命。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双脚都不听指挥了。

　　那时候，爸爸一年只在过年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包里带着两只那种白白的馒头。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爸爸从来没有给我讲什么思想教育的课。我被抽去当了民办教师的时候，爸爸只问我，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军。我说，老师这会儿奇缺。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爸爸很少和我们说话，但我还是有些怕他。妈妈天天唠叨，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怕她。

　　我和爸爸的第一次分歧，是在我们学校举行罢课的时候。爸爸不知怎么知道了，跑来劝我不要参与罢课。我当然很生气，但还是只是爸爸说。爸爸说完了，送走他，我还是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我从老家南下的时候，爸爸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我还是跑了。他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很反感这句话。难道守在父母身边一辈子没出息，就算是孝了么？

　　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把孩子从幼儿园小班里接出来，送回去给爸爸带。临走，爸爸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给我做路费。因为事前我都没有告诉他们，临时把孩子送回去，当天我就要返回。爸爸把身上仅有的钱全部给我了。我一路非常难过。

　　我读研究生读了半年，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一只肾癌变，要做切除手术。我带齐了全部的积蓄，跑回西京医院去照看爸爸。

　　爸爸似乎是铁打的。他一直很乐观地面对手术。手术后，他从手术台出来，十分清醒。他问医：“你怎么还不动手术？”医生说：“已经做好了。”就这样推了出来。

　　这样大的手术，爸爸却不喜欢用镇痛泵，一直要我把镇痛泵取下来。我担心他痛得不行，所以说这么贵的药，用了就用了，取下来也不能节省，因为一旦打开，用不完也废了。他这才听话，又把镇痛泵接上。我七天七夜没合眼，守在爸爸的病床前，一直没有睡着，因为旁边床上的几个病人彻夜痛得吼叫，让人毛骨悚然。但我爸却从来没有哼一声。在整个病区，就数我爸的手术大了，可是也只有他没有哼一声。

　　爸爸的身体是铁打的似的。很快就能拆线了。手术已经过去十二年了，爸爸的身体一向很好。

去年，爸爸和妈妈同一天住院，又作另一个手术。我飞回西安，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一个星期。护士嫌脏，我得自己动手擦他的身子。半夜，我得盯着安全显示仪，一有问题，就去喊值班的女护士。然后，下楼，走过大院，再上楼，去看妈妈病房的安全显示仪。前二十四小时，父母都在重症监护室，这二十四小时，我分身乏术，只得脚不停地来回跑。幸好，父母都平安地度过了监护期。爸爸过了二十四小时，就喊叫饿得不行。我给他打来稀饭，等我找来筷子，他早已喝光了。很快，一个星期，爸爸就恢复得相当好。于是，我便飞回杭州。

　　上次妈妈过生日，我专程回去给妈妈祝寿，顺便给爸爸买了件毛衣。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却把他的退休工资节省下来，塞给了我两万元钱，说给我买房贴补。这对于他退休工资的微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和妈妈住院和费用都是他的退休工资支撑。这么多年，我很少给他们钱。现在他又严厉地要我把钱收下，我感到实在难为情。虽然这对于我贷款百万的房子来说，是杯水车薪，但却是爸爸最真挚的呵护。

　　爸爸很少讲他的工作。我只记得小时候，有次他讲到奉命到杭州千里追凶的经历，他没有讲他是如何历险的，却大讲杭州是如何的美丽。那时候给我了一个很浪漫的向往。

　　现在我才明白，爸爸之所以不讲他的历险，那是因为怕给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投下阴影，他不让我们生活在恐怖中。他之所以反对我南下，背井离乡，那是因为他曾经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深知江湖的险恶。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爱，他是不需要多少语言，但你能感受到那天高地厚的博大和深沉。这就是父爱。 　　现在仍不能陪爸爸过一个生日，我感到异常难过。坐在桌前，看着窗外飞翔的鸟儿，也许，他们能把我对父亲，对故乡的遥望，带回去。 　　（写于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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