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

兄弟俩

　　在我们四姊妹中，我与哥哥年龄相隔最近，接触最多，感情也最深。

　　从记事时候起到我初中毕业，我与哥哥几乎天天在一起，白天在一个学校读书，晚上睡一张床，虽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却很少扯皮打架。论成绩我比他稍好一些，为此哥哥在父亲那里免不了受点气，可他并不迁怒于我，兄弟俩照样有说有笑，玩在一块。

　　那时年龄小，凡事都不大上心，对兄弟间的事，不管是高兴事，还是窝心事，都记不大清楚了。使我感受哥哥的关心、爱护以及期望，主要是上高中以后。

　　按说哥哥的成绩并不差，可那时上高中的比例很低，初中毕业时哥哥竟未考上高中。这对他剌激不小，加上父亲望子成龙心切，难免对他不满意，往往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惩罚他，就这样哥哥在农村过了一年多的艰难日子。

　　好在他运气不错。就在他回乡劳动期间，我们大队来了工作组，居住在我们村，其中一位负责人正来自县教育局。哥哥是个性格开朗，喜欢交际的人，很快就与那位负责人打上了交道。那位负责人一看，觉得哥哥活泼聪明，又是初中毕业生，很有培养前途，就将他推荐到县师训班学习。没想到哥哥的好运气一个接着一个，刚进师训班不到半年，正赶上茶陵师范扩招，哥哥一考即中，于六五年上期正式进入茶陵师范学习，成为中师学生。

　　刚进师范，板凳还未坐热，海军又来茶陵招收文化兵。听说是文化兵，哥哥一下子心痒了，下决心要去参军。经他的软泡硬磨，最后招兵的同志不得不点头答应，就这样，哥哥来到了驻防山东烟台的海军雷达部队，正式成了海军雷达兵。

　　正是因为哥哥的参军，我的日子也有了明显的转机，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哥哥的关心与爱护。

　　哥哥进部队那一年也正是我考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我们那代人运交华盖，读高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一届读了不到一年的书，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六年六月停课，到六八年毕业离校，中间虽有复课闹革命，可只有天知道复课都干了些什么，除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高二、高三竟连教材也未发。

　　高中三年有两年是虚度光阴，虽然大部分时间耗在学校，但只是学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参加讨论会、批判大会，以及集会游行什么的，连高中课本也未摸一下。

　　刚进高中时我就雄心勃勃，心想着毕业时非得要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不行，可一见眼下这个情况，心都凉透了，心想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可你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耗在学校，好歹也得弄个高中毕业的文凭吧。

　　就在我觉得日子乏味，人生渺茫的时候，哥哥倒满怀热情地给我写信，半个月一封，从不间断，总是鼓励我“前途是光明的”，要坚定对自己的信心，叮嘱我千万别中途辍学。我家离县城六十里，只要我呆在县城，就少不了每天要吃饭，还得要点别的零花钱。那时我家的日子虽还过得去，但想从父亲那里多要点钱和粮票也不容易，哥哥知道我手头紧，就常给我寄钱、寄粮票。其实，哥哥作为义务兵，服役期间待遇也很低，一个月的津贴只有几块钱，好在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上也很节俭，就那几块钱的津贴他还得抠出一半来寄给我。有了哥哥的资助，我在县城的日子还算过得去，至少不至于缺衣少食，三年的时光也就挺下来了。

　　临到毕业时，我们那三届高中生只有两条路：家在县城的就上山下乡，家在农村的就回乡劳动，只有少数几个因特殊原因留在县城分配了一份工作。我是典型的农家子弟，自然只有回乡的份。说实话，我自视不低，总觉得依我的天资和成绩考个大学，在城市找份工作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当时的口号是“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哪还有别的路子可走？

　　不过，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就在我高中毕业回乡的那一年，因农村教育政策调整，要求每个大队都得办小学，而我们村原有的一个民办教师因是别村的，按规定要回本村教书，于是我被大队推荐为民办教师，当起了本村的孩子王。

　　这一年我已经年满十九岁了，那时还未提倡晚婚，也未推行计划生育，我的同龄人因早早地结束了学业，这时大多结婚生孩子了，而我奶奶也已七十岁了，老人家只想早点娶上孙媳妇，抱上重孙，于是奶奶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自小就与奶奶特别亲，在我的心里奶奶的地位远比父母重要，因此尽管我不愿意过早地谈对象，更不愿意过早地结婚生子，可我又不愿意拂逆奶奶的心意，于是只好敷衍着，介绍人带着女孩子来了，我口里也哼哼哈哈，表面上答应着，可过后我又找理由推脱。到了六九年下半年，我一个小学老师亲自作筏，把他的女儿介绍给我，这一下可让我进退维谷了。我思来想去，别无他法，于是写信告诉还在部队服役的哥哥。 　　在哥哥心里，我是很有出息的，一定能跳出山村，走向大地方。于是他在回信中极力劝说奶奶和爸爸，要他们不得在婚姻问题上逼我，一切得由我自己拿主意。在给我的信中则告诉我采用拖字诀，表面上敷衍，实则就是磨时间。于是我按照哥哥的主意，开始同奶奶、爸爸以及我的老师打起游击来。一方面同意与女方接触，甚至同意与她家往来，另一方面则是一涉及实质问题能拖则拖，能躲则躲，特别是每次家里逼着我打结婚证，我都设法绕开。哥哥担心我挡不住家里的压力，破例于七零年七月请假探亲，回家给我提供支持。就这样，七零年大学恢复招生时，我因未领结婚证，所以得以符合未婚的条件，最终第一批推荐上了大学。
那时多少人都想出来，大有饥不择食的味道，那怕是劳改农场招工，也应声而去。我自认不是当工人的材料，远不象别人那样心灵手巧，而且我打心里也不愿意当工人。在这一点上，哥哥与我可谓心有灵犀，也反对我去招工。他要我等待时机，还说：“天生你才必有用。”肯定能走出另一条路子。

　　就这样，我在哥哥的支持下，回乡两年既不结婚，也不招工，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盼来了七零年的大学招生，于是我顺利地搭上了第一班车。

　　我进了大学后，哥哥在部队仍干了半年，直到７０底才转业到茶陵。在这半年里，我与哥哥的通信更密了，差不多十天就是一封信。哥哥怕我零花钱少了，一个学期中竟然寄了两次钱，信中还夹寄了粮票。所以尽管家里给我的钱不多，但有了哥哥的支援，我自然不愁衣食不足了。

　　哥哥刚转业回到地方，兄弟俩第一次相见，他就问我需要什么东西，说只要他有的，我只管拿就是。我不是一个太贪的人，可见哥哥有一套崭新的海军服还是有点心动，于是吱吱唔唔，表示想要，哥哥二话没说，就把那套海军服给了我。这样我穿着这套衣服，也在同学中威风了一向。

　　茶陵位于湘潭与炎陵县之间，因哥哥在那里工作，于是就成了我回家的中转站。两年后我毕业留校，也就成了湘潭与炎陵之间路上的常客，每次回家我都少不了先去茶陵住上一两晚，兄弟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出入，时常彻夜长谈。他经常带着我去看望他的战友、朋友、单位领导，以及在茶陵的亲戚，久而久之，我在茶陵的熟人竟然比在本县县城还多。

　　兄弟俩不仅骨肉情深，而且还象至交挚友一般无话不谈，诸如国家大事，单位情况，人际交往，工作情形，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恋爱、结婚的问题。兄弟俩每次找了异姓朋友，都是第一个告诉对方，让对方分享喜悦。哥哥从７０年转业至茶陵，到７８年结婚，期间整整８年，婚姻之路并不顺利。他的每一个恋爱对象都成了我的熟人，与我都是无话不谈的，她们也都把我当弟弟看待。然而遗憾的是，阴差阳错，她们都未能成为我的嫂子。直到７８年上半年，哥哥才给我找到了现在的嫂子。

　　哥哥总觉得我这个弟弟不错，竟然能当上大学老师，每逢见到他的战友、朋友、熟人，总免不了用骄傲的口吻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在大学当老师。”不管任何场合，在家也罢，走亲戚也罢，那怕走在路上，哥哥都很尊重我，我讲什么话他都会认真听取。其中也包括过高地估计我的能量，认为不管什么难事，只要有我在，准能办成。针对他这种心理，我曾经多次对他说：“哥哥，我只是个普通教书匠，既无权力，又无人脉，也无社会影响，请不要对我寄于过高期望。”可他偏不信，每逢他家有什么事，无论大小，总要把我搬去。大至建房子、工作调动，小至夫妻吵架、儿子不听话，都要我出面或是找人打通关系，或是作调解、劝说工作。好在嫂子历来尊重我，侄儿历来亲我这个叔叔，所以他们家的事我的确说话管用。可涉及社会关系，我本就比较清高、矜持，历来不喜欢求人，所以即算出面找人，效果也有限，可哥哥却乐此不疲，总喜欢拉着我去找人。

　　我与哥哥各自成家后，往来的次数虽有所减少，但相处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原因是父亲去世后，母亲随我们兄弟居住，哥哥是老大，又建有自己的房子，母亲把他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因此每逢寒暑假，尤其是过春节，哥哥、嫂嫂早早地就打来电话，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要我们一家子到他们那里去度暑假、过春节。我们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想走也不让走。哥哥家房子宽敞，居住方便，家里条件也不错，天天酒足饭饱，有时间兄弟妯娌还可打打扑克牌，可谓其乐也融融。 　　然而这样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的女儿和侄儿都已结婚成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可说是南辕北辙。女儿做了妈妈，我和老伴只能放弃自己的清闲生活，来到北京承担起照顾外孙、料理家务的责任。哥哥、嫂嫂也得常去深圳跑跑，并准备做爷爷、奶奶。这样一来，我们兄弟想见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以往那种两个小家加上老母亲相聚在一块，尽享天伦之乐的日子也就难得一见了。

　　我想如果人能永远年青，兄弟姊妹之间不必因为下一代的问题而被迫天各一涯，而是永远相聚在一起，尽享母子之乐、兄弟之乐、妯娌之乐，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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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2-6 11:5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