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情结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5:53 编辑 <br /><br /> 说起来有些好笑，我对电话有很深的情结。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军来到一个大都市，部队是通信兵，整天接触的就是电话、载波、电缆、传真等。我们每个班都安装有电话，随便拿起来就同老乡煲电话粥，方便的很。那时的城市也没有我们部队方便，记得当时那座城市人们打电话叫做传呼电话，就是你打电话找人，只能把电话打到他所居住的小区，值班老伯在他的楼下对着他的窗子大声呼喊：“小张或者老李，侬的电话”。朋友听到了，穿着拖鞋，慌慌张张跑下来按照刚才留下来的号码要回去，这样的联系方式还是在这个国际性大都市里的居民身上才能享用。原因当然是国家经济贫弱，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那时父母单位上有一部电话，晚上当然没人值班，在部队时闲着没事了就通过人工总机挂长途台要到家乡，一天晚上把电话要到县里的总机，她竟说，那个单位晚上没人值班，给你要县委办公室行吗？那里有人。天啊，要县委办公室干嘛！谢谢，不用了。总机是善意的，全县没几部电话，真有急事，好像县委办公室能帮忙似的，有意思。
八十年代中期，我退役回乡，家乡人仍然用那种摇把子的电话机，通过总机转接，心里非常别扭，便不时怀念起部队时程控拨号或按键机。我退役后被安排在一家国企工作，看到副厂长以上领导才能在家里安一部企业内部电话，心里羡慕的要死。于是我对我的政治部主任说：“主任，我负责提供两部电话机，你负责找办公室主任啦啦，咱们俩每人安个家庭电话怎样”？主任家也没有电话，便说，我试试看，后来我出差到部队所在的城市，真的从部队带回两部电话机，可主任最终也没有联系成。后来我一想。电话可是身份的象征，纵然我安了，谁给我打呢，朋友们那时都没有呢！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县城的通信事业迅速发展，逐渐有人安装私人电话了。我便择机也安装了一部，刚安电话那阵，我同很多人一样喜欢用一个白手帕覆盖在机身上，像是掩饰，也像炫耀，那滋味只有自己知道。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已经拥有了一个传呼机，别在腰上，看似感觉良好，实际每次都是为人民服务，别人一找，就满大街找公用电话，还有那种磁卡电话，经常用都有感情了，后来干脆联系青年诗人刘文华、张军、臧利敏、仇长义等人，由我出题《打磁卡电话的少女》大家写同题诗，很是风光了一番。
2000年我买了第一部手机，无论在哪里，随时可以同外部联系。手机我从不挎在腰际，总是装在里面的兜里，一般还调到震动状态，我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成为令人侧目的人物，就是那样时间一长，别人还是知悉你有手机，当时的心理是自己非官非商非有钱人，只是喜欢，所以就不能过于张扬，所幸时间不长，手机便成蔓延之势迅速普及，现在连我16岁的儿子都有手机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后来我遇见一个从不带手机的朋友，生活极规律，问他有人找怎么办？答曰：那是他们的事。嗷，这人厉害！从此每遇上他，心里暗暗敬佩之。
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都有电脑了，无论在家还是办公室，甚至在旅途中都有笔记本随身携带，要想联系一个人，方法多的是，短信、博客留言、QQ聊天、手机通话等等，不会再出现古诗中那种：“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了。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找那个从不带手机的高人朋友，纵然你急疯了，那也无法奈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