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支 书

刘满园

顺山哥给李山村人当支书，有些年月了，反正打我记事起，人们已经称他为老支书了。那时候，老支书看上去已经有些苍老，高高的个头，满脸的胡须，说话高喉咙大嗓子。他那胡须，好像根本没有刮过，也没有见长，好像一块荒地里长着的野草，全靠自生自灭。这个形象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如今只要提起老支书，脑海里立刻就能重现出这副摸样来。

老支书跟我母亲是本家，虽然年龄比母亲大几岁，但还得把母亲叫姑姑。所以，母亲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也不喊他支书啥的，只称杨兴他爹，老支书的大儿子叫杨兴。五十年代末，闹饥荒饿死人那几年，母亲的娘家人，也就是我的大舅二舅都先后饿死了，嫁到刘家沟的母亲一心想回娘家立门当户，守娘家人的香烟台。当时政策吃紧，办这事比登天还难。得亏老支书帮忙，我们才举家回迁李山村，母亲才如愿以偿。这事，母亲念叨了一辈子老支书的好，还嘱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份情意。

老支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个典型的文盲，可他为人耿直正派，行事公平公开，特别是能够敢作敢当，就是善于把对李山人不利的因素，坚决拒之门外，保全村民们的切身利益。那是什么年代呀，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有理也说不清。可是，心地善良的老支书，没有给群众上过纲上过线，没有冤枉过一个社员。在那动不动就可能被揪出来，不知不觉就会被赶下台的荒诞年月，老支书常常不得不应景，做出些样子来，用大话吓唬吓唬大家。可是老支书嘴臭心好，当面凶神恶煞一样，经常高声大气地训人，骂人，背地里却心慈手软，有事替大家担当着，帮群众开脱，从没做过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亏心事。所谓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李山大队人就把他信任到骨子里去了。

老支书虽说没文化，可他记忆力超人，对政策把握得准，吃得透，令人信服。那些年虚报浮夸成风，我们盘底公社更多大队书记，都争先恐后互相攀比着上报粮食产量，有的甚至上报说亩产2000斤，只有他李顺山实话实说，只报了300斤。上面的人追问，他说李山大队高寒阴湿，这个产量就到头了。随后公社马书记引导他能否再报高一点，他一甩袖子走了，丢下一句话“那你们就编着报吧，全当我放了个屁”，气得马书记半天说不上话来。没想到，这次报上去的数字，后来成为核定各大队上缴公粮和统销统购粮的依据，全公社就数李山人核得最低，以后才勉强填了个饱肚子。这事，李山人后来慢慢才知道内情，他们打心底里感念老支书，感叹他的精明老练。

七十年代中期，家乡时兴大集体，大生产。公社要求相邻的大队，整合起来，统一土地，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盘底公社好多大队都率先进行了重新组合，只有李山的老支书，死活不搞这个统一，偏偏要单干。那两年，大会小会，老支书都少不了挨批评，挨斗争，好多人都在看他笑话。可两年后，公社又要求大队分小队，继续维护原来的样子。而这样折腾的结果，让好多大队的土地拥有量发生了变化，造成了一些大队人多地少，一些大队土地优劣调配不均衡，一些大队生产资料占有不合理。而李山人，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全队人那片茂密的集体针叶林，面积数百亩，没有被临近的大队分摊过去。这回，人们对老支书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些年，老支书的威望，如日中天。曾几何时，老支书站在自家场院里咳嗽一声，李山人的地皮都要颤抖一下。要是在高音喇叭里喊一声“开会了”，大人们立马会放下手里最忙的活计，齐刷刷蜂拥而来，一户都不缺不少。

老支书一家七口人，老婆为她生养了5个清一色的儿子，全家人住在一座刚解放那阵分配的地主大院子里。那院子说大还真不小，上房7间，下房7间，两侧的厢房各5间。单是一个用石头打磨铺就的院子，就相当于普通人家的一座屋子那么阔大。那些年，就在这座大院里，上演过无数精彩的故事。别看老支书没文化，开会讲起政策来，却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多少县里公社派来的驻队干部，都对他心服口服。无论上头有什么新精神，只要老支书听上一回，就能铭记于心，而且能用自己的方式，一样不落地传达下去，贯彻下去，落实下去，这简直就是个奇迹。那些驻队干部也看好老支书的能耐，图省事儿，图清闲逍遥，下队时争着抢着往李山大队跑。

我能够记事时，对老支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劝我们吃饭。那时我们家火烧了房子，穷得一无所有，我们一家人曾在他家大院里住过一段时日，每次他家做好了饭，都要叫我们过去吃。顺山哥对我们，可不是光说说表面话，也不是随便招呼一声，而是真心实意关爱我们。如果他家做了好饭，我们不去，他总会很倔强地叫老伴儿给我们端来一些。那年月，最缺的就是口粮。我母亲经常给我们上课，要我们从小有志气，不占别人便宜，不随便吃人家的饭。我们牢记着母亲的叮嘱，努力克制自己，可还是常吃他家的饭。 特别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家要是杀了年猪，不但要叫我们吃个够，吃个饱，还要给我家一些猪肉，叫过年时煮着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家乡人都贫穷，可是团结，和睦。如今人们吃穿不缺，彼此却缺少这样的和气，这样的真情。那时候过年杀了年猪，都要把左邻右舍甚至全村人叫来，美美地饱餐一顿。一般是一家子叫一个代表，关系好的，叫两个。那阵吃法也很简单，磨一些包谷米，加一些野菜根，和着猪肉片一起炖了，一人盛一碗就吃。当时的猪肉，不肥也不腻，不但吃着香的要命，闻着都得流口水。如今人们吃肉，都成了负担，瘦了还想瘦。当年遇上红白喜事或者过年过节才能能够吃顿肉，人人爱吃肥肉，肥肉才解馋，才过瘾。顺山哥家每年杀了猪，每回都要把我们兄弟五个全叫去，叫我们吃饱吃好。支书家大姐也爱我们，我们吃着吃着，她还会偷偷给我们再加一勺半勺肉，我们嘴里推脱着，心里却暗暗高兴。

半年后，我父亲夜以继日地奔忙，终于修好了一间土坯房，就搬出大院老支书家了。可老支书对我们家的好，依然如故，没有一丝儿减少。那年父亲在四川给人干活，年三十都没有回家。老支书知道了，专门给我们家送来了年货。说实话，那年我们还真啥都没有，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回不回来，母亲正一筹莫展呢，真是雪中送炭啊。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要我们永远记着顺山哥的情意。其实我们一点也没有做到，晚年的顺山哥不抽烟，不喝酒，连清茶都戒了，想敬奉他也没有途径。

1976年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老支书五十岁左右的人了，竟然在家里嚎啕大哭，给我的震惊和记忆都很刻骨铭心。他的哭声飘荡在山村的上空，全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泪如泉涌，个个哭得情真意切。几天后盘地公社召开追悼大会，那回10多岁的我也跟着大人去了。大家齐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老支书又一次放声大哭起来，带动了全乡干部群众全都哭出声来，那哭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跟上凑热闹的孩子们都下坏了，都吓得哭起来。后来，我还问过顺山大哥，那年你咋哭得那样伤心呀！他立刻庄重严肃起来，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没有他，我们能有今天嘛？我就不敢再问下去。现在想起来，顺山哥确实是个真性情的人啊，爱憎分明，毫不掩饰。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不久，老支书觉得自己再当干部年龄偏大，不适合形势需要，就主动退了下来。退休后的老支书，很奇怪，最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下地劳动，也许他一辈子就没有亲自下过地的原因吧。他就主动承担起家务活来，推磨，挑水，做饭，喂猪，他样样都干的津津有味，有条有理。那时候儿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又开始照看孙子。老支书身体硬朗，说话做事还那么高声大气，光明磊落。儿子媳妇们有点不周不到的地方，他也不藏不掩，实话实说。五个儿媳妇中，总有不喜欢他的性格和方式的，有时不免口角。老支书也不计较，儿子们出门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再加吃苦也好受累也罢，从不数落儿媳的不是。人前人后，总是念叨儿孙们的好，直到离开人世。

心直口快，一生公道的老支书，终老的时候，还在帮二儿媳磨豆浆。在我们陇南一带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备有一种小小的石磨，叫手磨。人们把泡软的黄豆磨成浆，煮好后用酸菜水做成豆花，豆腐，吃起来清香可口，做起来也方便容易。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盛夏，老支书为了给在地里锄玉米的儿媳做顿可口的豆花饭吃，就摆好磨浆的家什，准备磨浆。可还没有把手磨推动一圈，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顺山哥这明明是得了脑益血的病，无以抢救而亡故的。可村里人都说，老支书心地善良，正派公道，所以去得轻松，没有受罪。人们对老支书的辞世，夸赞不已，向往不已。

也许，这就是人们对老支书一生的肯定和评价。纯朴的山里人，往往把赞美之词都藏在心底里，不会随便说出口来。
[ 本帖最后由 刘满园 于 2010-2-19 01: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