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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老 支 书

2022-01-20叙事散文刘满园
刘满园顺山哥给李山村人当支书,有些年月了,反正打我记事起,人们已经称他为老支书了。那时候,老支书看上去已经有些苍老,高高的个头,满脸的胡须,说话高喉咙大嗓子。他那胡须,好像根本没有刮过,也没有见长,好像一块荒地里长着的野草,全靠自生自灭。这……

刘满园

顺山哥给李山村人当支书,有些年月了,反正打我记事起,人们已经称他为老支书了。那时候,老支书看上去已经有些苍老,高高的个头,满脸的胡须,说话高喉咙大嗓子。他那胡须,好像根本没有刮过,也没有见长,好像一块荒地里长着的野草,全靠自生自灭。这个形象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如今只要提起老支书,脑海里立刻就能重现出这副摸样来。

老支书跟我母亲是本家,虽然年龄比母亲大几岁,但还得把母亲叫姑姑。所以,母亲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也不喊他支书啥的,只称杨兴他爹,老支书的大儿子叫杨兴。五十年代末,闹饥荒饿死人那几年,母亲的娘家人,也就是我的大舅二舅都先后饿死了,嫁到刘家沟的母亲一心想回娘家立门当户,守娘家人的香烟台。当时政策吃紧,办这事比登天还难。得亏老支书帮忙,我们才举家回迁李山村,母亲才如愿以偿。这事,母亲念叨了一辈子老支书的好,还嘱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份情意。

老支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个典型的文盲,可他为人耿直正派,行事公平公开,特别是能够敢作敢当,就是善于把对李山人不利的因素,坚决拒之门外,保全村民们的切身利益。那是什么年代呀,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有理也说不清。可是,心地善良的老支书,没有给群众上过纲上过线,没有冤枉过一个社员。在那动不动就可能被揪出来,不知不觉就会被赶下台的荒诞年月,老支书常常不得不应景,做出些样子来,用大话吓唬吓唬大家。可是老支书嘴臭心好,当面凶神恶煞一样,经常高声大气地训人,骂人,背地里却心慈手软,有事替大家担当着,帮群众开脱,从没做过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亏心事。所谓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李山大队人就把他信任到骨子里去了。

老支书虽说没文化,可他记忆力超人,对政策把握得准,吃得透,令人信服。那些年虚报浮夸成风,我们盘底公社更多大队书记,都争先恐后互相攀比着上报粮食产量,有的甚至上报说亩产2000斤,只有他李顺山实话实说,只报了300斤。上面的人追问,他说李山大队高寒阴湿,这个产量就到头了。随后公社马书记引导他能否再报高一点,他一甩袖子走了,丢下一句话“那你们就编着报吧,全当我放了个屁”,气得马书记半天说不上话来。没想到,这次报上去的数字,后来成为核定各大队上缴公粮和统销统购粮的依据,全公社就数李山人核得最低,以后才勉强填了个饱肚子。这事,李山人后来慢慢才知道内情,他们打心底里感念老支书,感叹他的精明老练。

七十年代中期,家乡时兴大集体,大生产。公社要求相邻的大队,整合起来,统一土地,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盘底公社好多大队都率先进行了重新组合,只有李山的老支书,死活不搞这个统一,偏偏要单干。那两年,大会小会,老支书都少不了挨批评,挨斗争,好多人都在看他笑话。可两年后,公社又要求大队分小队,继续维护原来的样子。而这样折腾的结果,让好多大队的土地拥有量发生了变化,造成了一些大队人多地少,一些大队土地优劣调配不均衡,一些大队生产资料占有不合理。而李山人,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全队人那片茂密的集体针叶林,面积数百亩,没有被临近的大队分摊过去。这回,人们对老支书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些年,老支书的威望,如日中天。曾几何时,老支书站在自家场院里咳嗽一声,李山人的地皮都要颤抖一下。要是在高音喇叭里喊一声“开会了”,大人们立马会放下手里最忙的活计,齐刷刷蜂拥而来,一户都不缺不少。

老支书一家七口人,老婆为她生养了5个清一色的儿子,全家人住在一座刚解放那阵分配的地主大院子里。那院子说大还真不小,上房7间,下房7间,两侧的厢房各5间。单是一个用石头打磨铺就的院子,就相当于普通人家的一座屋子那么阔大。那些年,就在这座大院里,上演过无数精彩的故事。别看老支书没文化,开会讲起政策来,却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多少县里公社派来的驻队干部,都对他心服口服。无论上头有什么新精神,只要老支书听上一回,就能铭记于心,而且能用自己的方式,一样不落地传达下去,贯彻下去,落实下去,这简直就是个奇迹。那些驻队干部也看好老支书的能耐,图省事儿,图清闲逍遥,下队时争着抢着往李山大队跑。

我能够记事时,对老支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劝我们吃饭。那时我们家火烧了房子,穷得一无所有,我们一家人曾在他家大院里住过一段时日,每次他家做好了饭,都要叫我们过去吃。顺山哥对我们,可不是光说说表面话,也不是随便招呼一声,而是真心实意关爱我们。如果他家做了好饭,我们不去,他总会很倔强地叫老伴儿给我们端来一些。那年月,最缺的就是口粮。我母亲经常给我们上课,要我们从小有志气,不占别人便宜,不随便吃人家的饭。我们牢记着母亲的叮嘱,努力克制自己,可还是常吃他家的饭。 特别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家要是杀了年猪,不但要叫我们吃个够,吃个饱,还要给我家一些猪肉,叫过年时煮着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家乡人都贫穷,可是团结,和睦。如今人们吃穿不缺,彼此却缺少这样的和气,这样的真情。那时候过年杀了年猪,都要把左邻右舍甚至全村人叫来,美美地饱餐一顿。一般是一家子叫一个代表,关系好的,叫两个。那阵吃法也很简单,磨一些包谷米,加一些野菜根,和着猪肉片一起炖了,一人盛一碗就吃。当时的猪肉,不肥也不腻,不但吃着香的要命,闻着都得流口水。如今人们吃肉,都成了负担,瘦了还想瘦。当年遇上红白喜事或者过年过节才能能够吃顿肉,人人爱吃肥肉,肥肉才解馋,才过瘾。顺山哥家每年杀了猪,每回都要把我们兄弟五个全叫去,叫我们吃饱吃好。支书家大姐也爱我们,我们吃着吃着,她还会偷偷给我们再加一勺半勺肉,我们嘴里推脱着,心里却暗暗高兴。

半年后,我父亲夜以继日地奔忙,终于修好了一间土坯房,就搬出大院老支书家了。可老支书对我们家的好,依然如故,没有一丝儿减少。那年父亲在四川给人干活,年三十都没有回家。老支书知道了,专门给我们家送来了年货。说实话,那年我们还真啥都没有,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回不回来,母亲正一筹莫展呢,真是雪中送炭啊。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要我们永远记着顺山哥的情意。其实我们一点也没有做到,晚年的顺山哥不抽烟,不喝酒,连清茶都戒了,想敬奉他也没有途径。

1976年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老支书五十岁左右的人了,竟然在家里嚎啕大哭,给我的震惊和记忆都很刻骨铭心。他的哭声飘荡在山村的上空,全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泪如泉涌,个个哭得情真意切。几天后盘地公社召开追悼大会,那回10多岁的我也跟着大人去了。大家齐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老支书又一次放声大哭起来,带动了全乡干部群众全都哭出声来,那哭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跟上凑热闹的孩子们都下坏了,都吓得哭起来。后来,我还问过顺山大哥,那年你咋哭得那样伤心呀!他立刻庄重严肃起来,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没有他,我们能有今天嘛?我就不敢再问下去。现在想起来,顺山哥确实是个真性情的人啊,爱憎分明,毫不掩饰。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不久,老支书觉得自己再当干部年龄偏大,不适合形势需要,就主动退了下来。退休后的老支书,很奇怪,最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下地劳动,也许他一辈子就没有亲自下过地的原因吧。他就主动承担起家务活来,推磨,挑水,做饭,喂猪,他样样都干的津津有味,有条有理。那时候儿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又开始照看孙子。老支书身体硬朗,说话做事还那么高声大气,光明磊落。儿子媳妇们有点不周不到的地方,他也不藏不掩,实话实说。五个儿媳妇中,总有不喜欢他的性格和方式的,有时不免口角。老支书也不计较,儿子们出门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再加吃苦也好受累也罢,从不数落儿媳的不是。人前人后,总是念叨儿孙们的好,直到离开人世。

心直口快,一生公道的老支书,终老的时候,还在帮二儿媳磨豆浆。在我们陇南一带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备有一种小小的石磨,叫手磨。人们把泡软的黄豆磨成浆,煮好后用酸菜水做成豆花,豆腐,吃起来清香可口,做起来也方便容易。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盛夏,老支书为了给在地里锄玉米的儿媳做顿可口的豆花饭吃,就摆好磨浆的家什,准备磨浆。可还没有把手磨推动一圈,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顺山哥这明明是得了脑益血的病,无以抢救而亡故的。可村里人都说,老支书心地善良,正派公道,所以去得轻松,没有受罪。人们对老支书的辞世,夸赞不已,向往不已。

也许,这就是人们对老支书一生的肯定和评价。纯朴的山里人,往往把赞美之词都藏在心底里,不会随便说出口来。
[ 本帖最后由 刘满园 于 2010-2-19 01: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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