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土怀旧系列之二十四：想起两位赤脚医生的命运

　　◆乡土怀旧系列之二十四：想起两位赤脚医生的命运
　　　　　　　　　　 文/于文华 　　记得小时候，乡下把给人看病的大夫叫赤脚医生。记事时,家里破旧的墙壁上贴满了鲜亮好看的张贴画，有这样一幅画，画面上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扎两条短大油黑的短辫，穿一件碎格红上衣，下身是肥肥大大的蓝裤子，挽了裤脚，露出健壮黑红的小腿，打着赤脚，肩上斜挎一只药箱，深红的箱盖上涂着白十字，意气风发地走在麦浪翻滚的田埂上。画的下方空白处，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便想起村子里两位赤脚医生的不同命运。（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出现于文革中期开始后，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 “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也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生命聚合体，所有人都有其独特的生命轨迹、生活经历——在乡村鲜活的舞台上，我的家乡一度活跃过的两个人物，李医生与郭大夫，他们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成为人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的闲谈趣事，而我也由此追忆起一些旧日乡村生活片段，勾勒起一些乡村往昔看病的情状。 　　那时我们大队有个保健所，所里有两个人，都是成家立业的男人。主治医生姓李，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李医生。另一人姓郭，乡里人实诚，喜欢把人尊重点、客气些，尽管起初他负责抓药、打针，但人们尊称他为郭大夫。这样的称呼将两人区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含糊，就像家里的大黑跟二虎。大黑是人前人后跟来跟去的那只乖巧的狗，而二虎则是虎头虎脸调皮机灵的小孙子。他们“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为乡村百姓的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人们对他们一直口碑极佳。 　　起初，刚刚搭建保健所时，两人特投缘，见面就像炒面捏下的熟人，互相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乡人戏称他俩就差穿一条连裆裤了。上班形影不离，彼此照应。下班李医生有辆自行车，驮着郭大夫，背着药箱去出诊，走街串户为农民治病。他们没有功力思想，没有金钱观念，没有贫富贵贱的看法，没有推诿避让的念头，有的是一心一意为百姓治病，有的是千方百计救死扶伤，且服务态度好，随叫随到，农民看病极为方便，虽则他们也像农民一样记工分，年终和所有人一样结账分红，但他们起早贪黑不分昼夜地看病，不计报酬替人们医治病痛，所以特受农民的欢迎和青睐。尽管物质生活贫困，但人们打心眼里喜欢他们，掏心窝子地“招待”他俩，在乡下一般情况下最高待遇就是喝酒，且要喝的尽兴。经不起人们的热情围攻与劝喝，两人常常酩酊大醉，两人不是住在李医生家里，就是全都睡在郭大夫家的大炕上。两家的妻子儿女也不恼不说，都把彼此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李爸爸长郭爸爸短的，温馨无比。 　　不知什么缘故，李医生的妻子一口气生育了四个儿子，而郭大夫的妻接二连三生了四个千金。喜欢凑事的人就说，既然你俩关系这么铁，两家关系这么好，何不结为儿女亲家：亲上加亲！两人一拍即合，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呢？选了吉日，请了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也请了大队书记在内的一些吃公饭、干公事的人，在李医生家吃了顿臊子面，喝了半天酒。从此两人互称亲家，双方的儿女都把彼此的爹唤作“干爹”，且村子连村子的男娃子女孩儿有事无事常常黏糊在一起，双方大人也过年过节像亲戚一样走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乡村，这样的儿女亲家，有些还果真成为一段好姻缘，就像有一根无形的红绳，将双方儿女的终身大事拴在了一起，况且彼此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知根知底，互相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世上的事情，往往不会遂人心愿，有着不可预见的逆转。 　　李医生慈眉善目，天生一副菩萨心肠，见了看病的先问一问家里的情况：孩子学习如何，大的谈对象了没有，姑娘多大了，可否找了婆家，上次吃了抓的药，感觉好些了吗？今天那里不舒服……唠了家常还看病，并且谁都一视同仁，不薄不厚，人们喜欢跟他交流。郭大夫呢？长期呆在药房，又喜爱钻研探究医术，从李医生开的药方里，他慢慢总结摸索，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时不看方子抓，也能抓个八九不离十。乡下人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找医生看病，尽管那时看病好像不要钱。有个头疼脑热，先是硬抗，歇息一番，好好睡个觉，有时也就好了。再就是用一些土方子治。一是放血。将胳膊的血使劲捋到手上，再将手指的血捋到中指，找根细绳子绑扎了，用细针戳破指头尖，放些黑黑的血，兴许就好了。再是喝焦小米或者茵陈熬的中药喝。将新鲜的小米放到火上炒，一直炒到焦焦的，再加水熬，或者将春天挖的茵陈熬成汤喝。有时放血与喝茵陈（或者喝焦小米）合二为一。要人甚至三合一，外加一种方法讲迷信：立水柱法。找三根崭新的筷子，找一个水碗，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祖先与去世先人的名字，不一时筷子稳稳当当立在水中，再烧点纸钱，也可减轻病痛。要是脊背或是肚子不舒服，还可用拔火罐的办法。没有现成的火罐，用吃饭的碗或者罐头瓶子，烧点纸，趁火将灭未灭之时，将碗或罐头扣在疼痛处，因有热力的缘故，碗会被吸住，暂时可使患者减轻痛苦。 　　郭大夫见李医生这般受人器重，人见人爱，好像人们称呼李医生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尊称，而对他郭大夫就有些勉勉强强，似乎是虚情假意的客套，就越发多了些心思，另辟蹊径，找一些民间偏方，专门钻研一些疑难杂症和妇女的接生。后来，但凡乡村妇女出现难产，接生婆无法接生的，找郭大夫来，打一针，或是诊治一番，一般会迎刃而解，孩子总会顺利临盆。实在不行，才送往公社医院救治。 　　乡里人的嘴就是一杆秤。乡里人的嘴就是无形的宣传牌。乡里人的话没有虚假，不讲客套，实实在在、公公正正。人们的话言话语里，说郭大夫专门治李医生不能治的疑难杂症，说郭大夫接生孩子利索快捷……起初，李医生碍于亲家情面，权当没有听见，该干啥还干啥，像是耳边吹过的一阵风。但乡里人不知道他们有了别扭，有人看病直奔药房，有人直呼其名找郭大夫，有人干脆说家里有病人，请郭大夫出诊，这样久而久之，经的事情多了，李医生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有意无意拉开了距离，不再有事无事聚在一起喝酒，不再一同出去看病。 　　李医生家是中医世家，深的其父真传，看病多开中药制剂。而郭大夫反其道而行之，侧重西医。乡里人泥里来、雨里去，终日忙忙碌碌，有病往往图个立竿见影，利利索索快些治好，还要劳动挣工分，讲究效率与速度，有时吃三五片镇疼片就解除病痛，不耽搁上地干活，而李医生的中药，还得熬制、喝药，有些麻烦，治起来需要一些时间。有时稍稍病重的人，郭大夫开一针，给患者打了，可谓“针到病除”，出了保健所就可以和好如初。有天深夜我突发高烧，急得父母团团转，忙忙敲开郭大夫家的门扉，叫来他打了一针柴胡，就安稳睡到天亮。 　　有句话叫做有多好就有多臭。也是他们两个亲家过从甚密，不知道人际交往的原则要适度——人们啊，就是再亲密的夫妻，也要适当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够保持和和美美的关系。 　　从此，两亲家由和和睦睦亲如一家变成了龙虎斗，虽在一个地方，但谁看谁的病，谁抓谁的药，谁照顾谁的病人。我们队的人基本是找郭大夫看，而李医生队的人，也不找郭大夫瞧。大队书记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分别找两人谈话：要他们以全大队社员的健康为重，不要相互怄气，心平气和地干工作，要求俩人取长补短，互帮互学，中西合璧。但积重难返，俩人见面就像斗红了眼的斗鸡一般，互不服气，书记只好“挥泪斩马谡”，让郭大夫回家种田，而把无论从医术还是资历都略胜一筹的李医生留了下来。 　　无奈之下，郭大夫只要了一个出诊的包，开始还有些病人找，但那时候的药材市场全由国家控制，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郭大夫离开了药房，不再有开处方的权利，而李医生开的保健所，也不给郭大夫开的方子抓药。慢慢地，没有一粒药片的郭大夫，一天天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普通农民一样，播种、浇水、收割、打碾，过着春种秋收的农耕生活。而李医生越干越红火，他吸取教训，派大儿子去省城学医，回来就在保健所给他帮忙。承包责任制后，李医生正式承包了保健所，拿出全部积蓄，亲朋好友借了些，银行里贷了点，将保健所彻底翻修、扩大，修了两层小洋楼，平房也翻修如新，加以改造，一律成为住院病房，雇了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中医世家的显赫名声，加上他儿子对风湿性关节炎的独到研究，一时名声鹤起，附近乡镇乃至周边县市都有专程前来看病的。
郭大夫呢，改革开放后，见遍地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的药房，也想重操旧业，但他孤掌难鸣，几个姑娘出嫁远走高飞后，无人帮他，况且上了岁数，只能眼睁睁看着李医生大把大把挣票子。
沿
　　着记忆的河谷行走，我的思绪，我的怀恋，我的情感，总是梦里梦外情不自禁地走不出故乡的仰望，且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对于她的色彩、光线、声音、土地、人物……蔓延着不可抑制的怀想。就想：那个特殊年代的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他们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方便快捷，随叫随到的服务，（无论深更半夜还是寒风刺骨的下雪天，都能够喊起他们）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人建议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挖掘其价值内核，借鉴其普适性和组织模式，建立切合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赤脚医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也与有关政府正致力于构建平价医院的想法不谋而和。
从
　　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或多或少受过赤脚医生的帮助与照料。赤脚医生也许成为历史，但故乡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极大帮助，无论李医生还是郭大夫，他们背着深棕色的药箱忙碌于田间地头，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永远慰藉着人们的情感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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