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我的大学时光（一）

触摸我的大学时光（一）

　触摸这个词儿颇有些陈旧，因其陈旧而觉出些味道，而这样的味道并非每日都可以嗅得。

　　步入中年的触摸是时间的倾情，而倾情的方式除去时间的触摸，还有上帝之手的动作。

　　说到上帝之手的动作，我以为那是介于现实和虚妄之间的存在形态，不过前头的“介于”我更倾向于“界于”这个词儿。

为什么？

　　现在，我坐在临时办公桌边，而我的固定岗位上的那张桌子却离这儿数百华里，我就在这两张遥遥相对的办公桌间来回游荡，为工作或叫生计而奔波。可称分合有偶，但无度。

　　离我临时办公桌五公里开外的另一个点上，躺着另一张学习桌子，它深藏于一幢红墙红顶的学生宿舍楼某个房间里，看上去并无老态，依然神采奕奕，光可鉴人，我四年大学所有的时间、理性和感触，都被紫红的油漆包裹得严实。不过，红墙红顶的宿舍楼外表历经二十余年时间的浸泡，加之周围高大年青建筑物的映衬或挤兑，虽未衰败，但颓情已成，特色鲜明。在这个点上丈量时间，无须用年、月、日计算，这幢容纳我十八至二十二岁青春及其梦想的红楼，恰是切入时间机体的界桩，我的目光就是再好不过的度量衡了。

　　一群群或一个又一个稚气未脱的面容从我平坦而开阔的目光中滑过，从我思绪的这头到那头漫步；他们在好奇地打量我，我也在不停地把属于他们的时间和欢乐定格入我的视网膜，加工作时间的扉页插图，解释叫青春、求学与快乐。

　　在这个知识点上交汇，我和不知名的他们，以及未来的他们与他们。我知道我的嘴唇在动着，也许还可能哼了几声，竟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路还是那么直，树的身高和腰围又延伸了几许，风同以前一样和煦——伴着青草、花儿和书本的清香。鸟儿们一如既往地活泼不怕人。各类球们飞行姿态优美如初。而置于此情此景中的我呢，周围的景物们还认得我吗？我从哪里来，曾到那里去，而且一会儿我还将默不作声，倏然远行，重新回到另一张桌前。

　　我站在那个点上的某个角度，定定地凝视红楼的某个窗口，似有分身术一般，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我在那扇窗下活动的身影。打开或者关闭一扇窗，即可打开或关闭四年的大学生活，那些青葱的日子，点点滴滴的时光，不再回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过去走了，是那么的决绝，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那扇窗里有扇门，门对门中有扇窗，这扇窗下的他永远地走了，再没来过。存在和虚无间看似仅差一步，实隔生命轮回，如同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可能。

他给我的第一映像是左手食指与中指间夹着根香烟，袅绕的青烟同五官端正、漂亮而富有个性的面庞组合在一起，是那样的另类而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将将开始复苏，年青学子能抽烟实在罕见，不仅行为罕见，能抽得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通过接触了解，证明我的判断还行，他来自城市一个富庶的家庭，性格和他手里的烟一样笔直，性情却像燃起的烟雾一般细致而善感，文笔充满才情和独到的见解，为人像农民般淳朴，几乎找不到缺陷，只是年龄稍长我一个月。

　　他既是我的同窗，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和兄弟，我们同在这个点中名叫中文系的专业学习；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点是占地数千亩的大学校园，而且是重点，至于为何把学校划分为重点或非重点这样的成分，当时的我们不必想明白，我们更看重教学水平和食堂里的饭菜是否可口、富有感召力。余下的、确确地说在教风学风非常正统的那个年代也就百分之一的闲暇吧，一两个、最多也就两三个人在一起窃窃私语，当然有人红着脸或仰望着或低垂着脖子议论，有关女生的美丽率问题，且意见一致，给这所综合性大学来个一般化的评价，而且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般化，怎样叫一般化，如何才能不一般，没人深究，毕竟那是风花雪月的事，人离我们近，事却又远着呢。好在他是昂扬向上的，我俩相处从不谈论这类话题，多是青春、学业、理想和美好未来的考量。

　　问题出在大三那年夏天，那天夜里两三点钟的样子，我的宿舍门遭到歇斯底里的撞击，所有人的美梦顷刻间破碎于白炽灯耀眼的光影里。门是我打开的。他站在门口，两眼血红，瞳孔迷离，嘴唇乌紫，双手颤栗，和其右手一并摇摆的是一条肚量巨大的尼龙网兜，兜左装着一大摞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和美学概论等专业书籍，足有四五十本之多，兜右是两只一红一蓝、半成新的塑料水壶，一只壶顶朝下另一只壶顶朝上并且壶盖去向不明伸在网兜外侧，像个落水者将手举出水面喊救命；兜里一些夹缝中还七零八碎的充填着生活和学习用品，但，一件衣物也没有。沉重的网兜拉扯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右倾斜，颇似昨晚电视上小S的榜样。

　　在他尚未开口之前，我已预感不妙，但不能断定。我开始于内心自责，学习和学生会工作双重压力阻隔了我俩近期交流，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我的右手瞬间被他左手紧紧钳住。他语无伦次的大意是他要逃亡，有人（很重要的人物）要抓他，这些东西请我代他藏起来。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搞晕了。我的第二和第三反映是干嘛藏，藏哪？神经有毛病？天，千万不要神经出毛病了!

　　一番嘀咕和眼神交换意见，几分钟后，大家统一了看法。

　　我笑着接过网兜，连声说了十来个“好”字，以示安慰、尽责和镇静。沉重的网兜毫不客气地把我的左脚吻得红光满面，几至塌皮，这是第二天早晨才发觉的。

　　他转身向公共走廊的死角走去，显然神志不清，方向难辨。我赶紧叫上几个同学，像一群衣冠不整的绑架者，把他夹在中间，连哄带骗，以把他送到安全隐蔽的地方为由，包括平时他对我极度信任为诱饵，将其送入精神病院，一下禁闭了六个月。

　　现在病人出院，亲友们会送上一束鲜花之类的表示祝福，当时，囊中羞涩的我只得发动全班同学募捐，用他的大网兜买了一大兜水果，很实惠地去迎接他归来。他的眼睛黑白分明，瞳孔已收缩，明亮如初，病彻底治愈了。

　　作为班级学习委员，这场病导致他数门功课缺考，直到毕业前夕，他还在体育场挥汗如雨地补考体育项目。

　　毕竟是涉世未深的一群孩子。由于分配去向苦乐不均，在最后聚餐喝醉一大半、哭晕一小半之后，大家都在各自忙着采购巨大而结实的包裹，把生活用品尤其是大堆书籍打包，送邮局托运。当我把手头事料理完毕，背上简易行囊准备离开的时候，整个宿舍早已空空如也，人去楼空。我把头伸出窗口张望，路上没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也不例外，楼下地面上零落着一摊摊不便或无须带走的旧物。我站完了自己最后一班岗。毕业了，毕业的最后时刻恰如水银泻地，呈鸟兽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会儿咀嚼起来才真叫过瘾。

　　他被分配到一家市级报社当记者，我觉得比较适合他干，可以顺了他的性格。几年后传来他与领导或同事不和，情绪失控，旧病复发，以致在人间永远走失。

　　有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乡下人常说的直扁担易折，弯扁担不断的道理的比较，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探讨了，现在说这个已毫无意义。

　　我忽然记起他发病前和我谈论的一些话题，比如学习委员与学生会干部比较谁的贡献大；学习成绩好与平时表现好哪个更重要；考研、留在大城市与分配到基层工作哪样更适宜一个人的成长；仕途、生意和学术研究哪项顶有意义；人生的最大追求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毕业以后我们还能经常见面吗，见面后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会是哪个常见或新鲜的词语。

　　前面的问题在当时我肯定回答不了，也说服不信他，而最后这个问题我现在已能正确解答，深刻破析，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继续探讨了。

　　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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