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探星之旅
2022-01-20抒情散文赤道以东
我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到长沙的,这里没有预想的那么热,天阴沉沉的,像闷着一场雨。离开机场先进长沙市区。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只来过一次;而熟悉是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家乡,当然,也可以说是我的家乡。很多城市都有雅号,长沙别名星城。早在……
我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到长沙的,这里没有预想的那么热,天阴沉沉的,像闷着一场雨。离开机场先进长沙市区。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只来过一次;而熟悉是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家乡,当然,也可以说是我的家乡。
很多城市都有雅号,长沙别名星城。早在商周时代,观测天象的人发现了一颗小星,定名长沙,而这座因星得名的城当然应该叫做星城。很浪漫的名字。可我总把这星之城理解为另一种含义:长沙为湘省象征,而湖南自古以来正可谓星光璀璨。文之一脉:道县人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衡阳人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大哲,都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凤凰人沈从文被文评家认为是中国现代唯一的文学大师,还有长沙人韩少功,亦为当代文坛重镇。武之一脉就更繁盛,尤其十九世纪以降:左宗棠、曾国藩皆中兴之臣,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萧劲光均开国将帅,当然,更有一位文治武功自比秦皇汉武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信手点几颗名星就已经绚烂夺目了。说到中兴之臣,民国初年,有护国军神美誉和再造共和之功的著名将领蔡锷也应该算是一位吧。我此行就是去邵阳寻访将军故里的,因而可以叫做探星之旅。
翌晨,友人吕义国先生和骆昌红先生陪同我驱车南行前往邵阳。天没有放晴,还下了薄雾,高速公路上车不多,昌红把时速提到了一百四十迈。窗外飞驰的是一派南国风景,碧山绿野,赤土白房。这一天还让我领教了楚地的秋寒,经过娄底的水府庙水库时,车窗上竟蒙起了一层呵气。
从长沙出来,经湘乡、过娄底,湘江及其支流涟水河一直缠绕着我们。湖南虽处内陆,不像两广那样靠着南海,也不似渝鄂那般跨着长江,但仍是江湖纵横之地。也许正是汪洋恣肆的洞庭和四水滋育了湘人的豪气、侠气、义气、勇气吧。在一个四处有水的地方,人是无所顾及的,水可以滋养生命、疗伤止痛,还怕什么呢?
走了三小时,终于进入邵阳市区。本是邵阳人的义国兄介绍说,邵阳面积不小,人口也多,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但因交通不便,吸引外资有困难,修路前,从长沙过来要花一天的时间。第一次到邵阳,和我想像的差不多,一座尚在建设中的小城,安静,但不怎么干净。穿过市区,路况变糟了,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让丰田VIOS像风浪中的小船一样上下颠簸。 我们的目的地是城南蔡锷村的蔡锷故居。把车子停在公路旁,走过三百米的乡间小路便到了。有乡人与狗擦身而过,忽然觉得很静,静到能听出道旁草木的摇曳。今年是蔡公逝世九十周年,他十五岁走出家乡独闯天下,其间只返乡一次,算来已逾百年,这片山水是否还在静候游子归来? 故居是一座土砖平房,黄墙青瓦,门前有石碑为志,一条杂草丛生的甬道给这里平添了几许苍凉。三间房背倚山林,面向田地,有矮树掩映,不甚显眼。这倒很像蔡公的风格,为人低调谦谨,不喜张扬。 东侧厢房是蔡公少年时的居室,一张床一条案而已。案旁悬着蔡公的巨幅将军像,案上放着一只皮箱,据说是他的文件箱,跟一般人的衣箱一样大。床对面的墙上有一盏小油灯。我特意到床边的窗口看了看,从这里望出去是葱茏的树林,嘉木深秀,静谧安祥,只一眼便让人留恋。也许少时的蔡公每天也会这样望一望吧,然而风景再好终究没有留住他。有些健翅的鸟儿是不甘栖息山林的,他们更愿飞向远方,哪怕迎击雷电风雨,哪怕在阳光下燃烧融化,那才是勇者的永生。 回顾将军生平,总不免感怀,他的生命如此精彩,又如此短暂,耀眼的流星一瞬间就划过了。其实,将军生前身后都是一个独行者、孤独者。他无私无畏亦无党无派,这让很多治史者得以乘隙。贬低他的就说他是拥袁派,跟袁世凯一伙,非把他向军阀堆里推;褒扬他的就说他是同盟会员,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硬把他往革命派里拉;而貌似公允的评论则说他和其师梁启超一样是改良派。这种政治化的生硬的派系历史观长期主导着蔡锷研究,若将军有知,也许会莞尔曰:吾乃国家派也! 蔡公对国家的忠诚和挚爱是超过一切的,为了拯救国家,他可以抛下妻小可以不要地位,甚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了国家利益,他支持过孙中山,也拥护过袁世凯,这对一个不问党派只认国家的人来说丝毫不矛盾。他以“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告诫自己的学生,他平时并不倡言革命,而国家民族一旦到了存亡之秋,他绝对义无返顾挺身而出,最终为国捐躯。相较于同时代的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却在在不忘自身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动辄就逃亡海外的所谓革命家和衮衮诸公,蔡公的赤诚与无私竟显得如此特立独行,以至于竟招致可笑的猜度和曲解。蔡公是孤独的,成就这孤独的不知是他的痴騃还是后世的狭隘。 收回目光,来到正房,这里挂着一些参观者留下的手迹和照片,并不算多,屋子正中摆放着蔡家祖先的牌位。另一侧厢房是蔡公父母的居室,据说蔡公就是在这间房里降生的。房内陈设简单,不可能是当年的原貌。其实真正的蔡锷故居已于一九五○年倒塌,这三间房是一九九一年在原址上修复的。但无论如何,一百二十四年前,蔡公就在这里呱呱坠地。他来到人间似乎只为完成一个使命——把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拉下台,然后便撒手西去,匆匆终结三十四载人生路。 蔡公生于一八八二年,这一年,三十三岁的袁世凯受李鸿章委派到汉城“会办朝鲜防务”。当蔡公还在蹒跚学步时,适值英年的袁世凯正在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从容上演单刀赴会的好戏,之后又勒兵弹压亲日的开化党,使中国在和日本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中暂时占了上风。集果敢、强悍和机敏、狡黠于一身的袁世凯此后稳步高升,又经过宦海沉浮,终于在二十九年后谋得内阁总理大臣的大位,成为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确切地说,是当时政坛上唯一可以稳定和左右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袁世凯无疑是个政治强人、军事强人,有头脑,有手段。只因他晚年称帝就彻底否定其一生,甚至诋毁他的形象,对他是不公平的,那是简单到庸俗的历史观。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练新军,着实做了不少实事。由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如果革命派不检讨自身的薄弱而只一味指摘袁氏的权谋,那是嫉妒和懦弱的行为。 我从来不认为袁蔡是一对夙敌,尽管他们最后兵戎相见。在我看来,事实上,二人的微妙关系中更多的互相赏识,是英雄识英雄。蔡锷的抱负是军事救国、军事强国,要领导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行伍出身又掌控着庞大的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当然比西服革履的文弱书生更合适。而蔡锷在留学归国后、尤其在主政云南期间表现出的见识、才干、锐气、魄力,也令袁世凯暗暗钦佩。事实证明,蔡锷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对建设国家、治理军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有令人信服的行动力。纵然把袁世凯说得再反动,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识才用才的能力总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后来蔡锷奉调入京,袁世凯封他为昭威将军,并编入相当于现在国家军委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使他成为这一机构中唯一的非北洋派军人,足见对蔡锷的信任。据说,袁世凯本想派蔡锷做参谋总长,寻迁陆军总长,协助他改造已经暮气沉沉的北洋军,但因谗言而作罢。 隔着田地,故居对面忽然响起鞭炮声,我不禁想到九十年前护国起义的枪声。那枪声惊起了袁世凯,他一生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但还是没有估计到蔡锷竟会潜回边省起兵反对自己。何至于此呢?变更了国体,中国还是中国,所不同者,我袁家可永享尊贵,而你蔡锷不是也能加官进爵么;即便你不同意,退隐便是,何必大动干戈呢?这是袁世凯永远不明白的。他为官从政的目的是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光宗耀祖,是一己之私利;而蔡锷恰恰相反,在他那里,国家和民族才是最大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用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这是蔡锷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这和清政府的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有什么两样?所以他要不顾性命拼死一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人格”二字在蔡锷心中的份量是袁世凯无法体会的,这是二人最大的分野,注定了他们可以共事,却不可能同路。 争人格讲操守的蔡公最终迫使贪权利恋富贵的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并在万人唾骂中寿终正寝,人们都说蔡公立下了奇功伟业,拯救新兴共和于危殆。可在蔡公自己,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遗憾。他的职志乃在建设和保卫国家,倘有一天战死于抵抗外侮的沙场,那才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最佳的归宿。然而,一场内耗过早地消殒了他的生命,把他的志气、勇武、雄心、潜能一并夺走了。蔡公病中有言: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他口授的遗嘱中有一条:“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此非谦辞,实乃肺腑之痛! 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凌晨四时,一代雄杰蔡锷将军赍志而殁于九州岛。那一刻,他的故土,青山唏嘘,百鸟失语。 袁世凯死,蔡公亦逝,而中国依旧疲敝不堪,此后十年间,群龙无首的北洋势力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窥伺已久的日本乘机进犯。如果蔡将军目睹一九三一年东北的惨景,看到同胞的头颅被日军割下成串地挂在铁丝网上,他会怎样? 有句话说,历史没有如果。我却以为,有时历史需要假设,需要沉思。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构历史并非虚妄和逃遁,而是警世与明志。如果中国多一些如蔡将军般赤诚忠勇正直忘我的将领和官员,我们何须用千万同胞手足的鲜血验证帝国主义的野蛮与残暴?何须用百年的光阴探索独立自强之路?如果中国多一些再多一些蔡将军式的天下皆肥我独瘦的为官者,少一些再少一些袁世凯式的天下皆瘦我独肥的蛀虫,我们走向进步走向强盛的脚步是否可以更轻快? 可叹者,生前清贫身后萧条的蔡公,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那么稀有。蔡公遗嘱中言道:“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以道德爱国,以操节持身,这是可敬的蔡公生命中最后的期许。 离开邵阳,车子似乎行驶得更快了,遥想当年,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就是从这里徒步六百里赴省城求学的。此后,长沙、武昌、上海、东京、仙台、南昌、南宁、昆明、北京,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一六年,他灵柩从福冈运回上海,上万市民前往迎灵,而昆明至有哭死者。这就是蔡公的一生,从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他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由一个乡村少年到护国军神、民族英烈的转变。 望着车窗外的农田、池塘和小桥边唱歌的孩子,义国兄忽然自语般地问:
这里,还会再走出一个蔡公吗? ——谨以此文祭奠逝世九十周年的爱国者蔡公松坡。
走了三小时,终于进入邵阳市区。本是邵阳人的义国兄介绍说,邵阳面积不小,人口也多,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但因交通不便,吸引外资有困难,修路前,从长沙过来要花一天的时间。第一次到邵阳,和我想像的差不多,一座尚在建设中的小城,安静,但不怎么干净。穿过市区,路况变糟了,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让丰田VIOS像风浪中的小船一样上下颠簸。 我们的目的地是城南蔡锷村的蔡锷故居。把车子停在公路旁,走过三百米的乡间小路便到了。有乡人与狗擦身而过,忽然觉得很静,静到能听出道旁草木的摇曳。今年是蔡公逝世九十周年,他十五岁走出家乡独闯天下,其间只返乡一次,算来已逾百年,这片山水是否还在静候游子归来? 故居是一座土砖平房,黄墙青瓦,门前有石碑为志,一条杂草丛生的甬道给这里平添了几许苍凉。三间房背倚山林,面向田地,有矮树掩映,不甚显眼。这倒很像蔡公的风格,为人低调谦谨,不喜张扬。 东侧厢房是蔡公少年时的居室,一张床一条案而已。案旁悬着蔡公的巨幅将军像,案上放着一只皮箱,据说是他的文件箱,跟一般人的衣箱一样大。床对面的墙上有一盏小油灯。我特意到床边的窗口看了看,从这里望出去是葱茏的树林,嘉木深秀,静谧安祥,只一眼便让人留恋。也许少时的蔡公每天也会这样望一望吧,然而风景再好终究没有留住他。有些健翅的鸟儿是不甘栖息山林的,他们更愿飞向远方,哪怕迎击雷电风雨,哪怕在阳光下燃烧融化,那才是勇者的永生。 回顾将军生平,总不免感怀,他的生命如此精彩,又如此短暂,耀眼的流星一瞬间就划过了。其实,将军生前身后都是一个独行者、孤独者。他无私无畏亦无党无派,这让很多治史者得以乘隙。贬低他的就说他是拥袁派,跟袁世凯一伙,非把他向军阀堆里推;褒扬他的就说他是同盟会员,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硬把他往革命派里拉;而貌似公允的评论则说他和其师梁启超一样是改良派。这种政治化的生硬的派系历史观长期主导着蔡锷研究,若将军有知,也许会莞尔曰:吾乃国家派也! 蔡公对国家的忠诚和挚爱是超过一切的,为了拯救国家,他可以抛下妻小可以不要地位,甚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了国家利益,他支持过孙中山,也拥护过袁世凯,这对一个不问党派只认国家的人来说丝毫不矛盾。他以“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告诫自己的学生,他平时并不倡言革命,而国家民族一旦到了存亡之秋,他绝对义无返顾挺身而出,最终为国捐躯。相较于同时代的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却在在不忘自身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动辄就逃亡海外的所谓革命家和衮衮诸公,蔡公的赤诚与无私竟显得如此特立独行,以至于竟招致可笑的猜度和曲解。蔡公是孤独的,成就这孤独的不知是他的痴騃还是后世的狭隘。 收回目光,来到正房,这里挂着一些参观者留下的手迹和照片,并不算多,屋子正中摆放着蔡家祖先的牌位。另一侧厢房是蔡公父母的居室,据说蔡公就是在这间房里降生的。房内陈设简单,不可能是当年的原貌。其实真正的蔡锷故居已于一九五○年倒塌,这三间房是一九九一年在原址上修复的。但无论如何,一百二十四年前,蔡公就在这里呱呱坠地。他来到人间似乎只为完成一个使命——把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拉下台,然后便撒手西去,匆匆终结三十四载人生路。 蔡公生于一八八二年,这一年,三十三岁的袁世凯受李鸿章委派到汉城“会办朝鲜防务”。当蔡公还在蹒跚学步时,适值英年的袁世凯正在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从容上演单刀赴会的好戏,之后又勒兵弹压亲日的开化党,使中国在和日本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中暂时占了上风。集果敢、强悍和机敏、狡黠于一身的袁世凯此后稳步高升,又经过宦海沉浮,终于在二十九年后谋得内阁总理大臣的大位,成为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确切地说,是当时政坛上唯一可以稳定和左右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袁世凯无疑是个政治强人、军事强人,有头脑,有手段。只因他晚年称帝就彻底否定其一生,甚至诋毁他的形象,对他是不公平的,那是简单到庸俗的历史观。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练新军,着实做了不少实事。由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如果革命派不检讨自身的薄弱而只一味指摘袁氏的权谋,那是嫉妒和懦弱的行为。 我从来不认为袁蔡是一对夙敌,尽管他们最后兵戎相见。在我看来,事实上,二人的微妙关系中更多的互相赏识,是英雄识英雄。蔡锷的抱负是军事救国、军事强国,要领导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行伍出身又掌控着庞大的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当然比西服革履的文弱书生更合适。而蔡锷在留学归国后、尤其在主政云南期间表现出的见识、才干、锐气、魄力,也令袁世凯暗暗钦佩。事实证明,蔡锷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对建设国家、治理军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有令人信服的行动力。纵然把袁世凯说得再反动,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识才用才的能力总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后来蔡锷奉调入京,袁世凯封他为昭威将军,并编入相当于现在国家军委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使他成为这一机构中唯一的非北洋派军人,足见对蔡锷的信任。据说,袁世凯本想派蔡锷做参谋总长,寻迁陆军总长,协助他改造已经暮气沉沉的北洋军,但因谗言而作罢。 隔着田地,故居对面忽然响起鞭炮声,我不禁想到九十年前护国起义的枪声。那枪声惊起了袁世凯,他一生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但还是没有估计到蔡锷竟会潜回边省起兵反对自己。何至于此呢?变更了国体,中国还是中国,所不同者,我袁家可永享尊贵,而你蔡锷不是也能加官进爵么;即便你不同意,退隐便是,何必大动干戈呢?这是袁世凯永远不明白的。他为官从政的目的是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光宗耀祖,是一己之私利;而蔡锷恰恰相反,在他那里,国家和民族才是最大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用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这是蔡锷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这和清政府的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有什么两样?所以他要不顾性命拼死一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人格”二字在蔡锷心中的份量是袁世凯无法体会的,这是二人最大的分野,注定了他们可以共事,却不可能同路。 争人格讲操守的蔡公最终迫使贪权利恋富贵的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并在万人唾骂中寿终正寝,人们都说蔡公立下了奇功伟业,拯救新兴共和于危殆。可在蔡公自己,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遗憾。他的职志乃在建设和保卫国家,倘有一天战死于抵抗外侮的沙场,那才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最佳的归宿。然而,一场内耗过早地消殒了他的生命,把他的志气、勇武、雄心、潜能一并夺走了。蔡公病中有言: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他口授的遗嘱中有一条:“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此非谦辞,实乃肺腑之痛! 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凌晨四时,一代雄杰蔡锷将军赍志而殁于九州岛。那一刻,他的故土,青山唏嘘,百鸟失语。 袁世凯死,蔡公亦逝,而中国依旧疲敝不堪,此后十年间,群龙无首的北洋势力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窥伺已久的日本乘机进犯。如果蔡将军目睹一九三一年东北的惨景,看到同胞的头颅被日军割下成串地挂在铁丝网上,他会怎样? 有句话说,历史没有如果。我却以为,有时历史需要假设,需要沉思。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构历史并非虚妄和逃遁,而是警世与明志。如果中国多一些如蔡将军般赤诚忠勇正直忘我的将领和官员,我们何须用千万同胞手足的鲜血验证帝国主义的野蛮与残暴?何须用百年的光阴探索独立自强之路?如果中国多一些再多一些蔡将军式的天下皆肥我独瘦的为官者,少一些再少一些袁世凯式的天下皆瘦我独肥的蛀虫,我们走向进步走向强盛的脚步是否可以更轻快? 可叹者,生前清贫身后萧条的蔡公,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那么稀有。蔡公遗嘱中言道:“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以道德爱国,以操节持身,这是可敬的蔡公生命中最后的期许。 离开邵阳,车子似乎行驶得更快了,遥想当年,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就是从这里徒步六百里赴省城求学的。此后,长沙、武昌、上海、东京、仙台、南昌、南宁、昆明、北京,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一六年,他灵柩从福冈运回上海,上万市民前往迎灵,而昆明至有哭死者。这就是蔡公的一生,从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他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由一个乡村少年到护国军神、民族英烈的转变。 望着车窗外的农田、池塘和小桥边唱歌的孩子,义国兄忽然自语般地问:
这里,还会再走出一个蔡公吗? ——谨以此文祭奠逝世九十周年的爱国者蔡公松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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