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993：挽歌与幻象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35 编辑 <br /><br />　　1993年是从9月，从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
　　9月的那个夜晚，我被许多的声音包围着，那些师兄使我受宠若惊，他们高举着各系的牌子，从四周把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校车围得密不透风，然后登记、拿行李，我和父亲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激动。许多的系，许多的宣传牌，许多的人，许多的录音机和许多的歌声与笑声，交织着四周通明的灯火，交织着李春波、毛宁、张学友和周华健的多情与牵挂，交织着“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连同“小芳”，连同“吻别”，连同“梦回唐朝”的款坎镗嗒，美丽的元素迷住了我不得喘息的眼睛。刚从高考的黑暗里走出，刚从农村下车，我突然间就挤进了一个新的生活的空间，我的门票就是我的通知书、户口本、粮油证和交费后仅剩的两百元现金。
　　辅导员说，大学就是一个选佛场，还说了一句古雅的话，至今我也不知道如何清楚的解释：心空及第归。
　　然而没想到，第二周我就见识了死亡。那是在我们所住的西公寓，一个大三中文系的男生，从七楼跳了下来，头朝北，身体蜷缩着，头部渗出血迹。大家纷纷跑去时，我们已经结束了上午的两节课，那时天正下着小雨，我遇到一个上一级的老乡，他只说了两个字：失恋。后来我也永远记住了死者同班同学的叹息：“他太喜欢幻想了，其实那个女生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追求她，死了好，‘羽化而登仙’。”事后，辅导员说，这就是大学。我觉得很有哲理。十余年的学海生涯如白驹过隙，像一位同龄所说：“如果你愿意，上帝便领着你走”，新的生活是新的原野，双手捧起科学和诗歌的白骨，这个大地应该有我的影子。现在没我正处于它的边缘，边缘的火是最旺盛的，灼得我正不开眼睛，灼伤是一曲挽歌。
　　挽歌是唱给中文，唱给中文系的。其实这挽歌从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排演。高三那年我唯一的课外阅读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直到1993年，在进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路遥去世的消息，他抽了很多的烟，也写了很多的文字，他的文字是血泪凝成的。我于是知道，文字可以要人的命。正当我感慨唏嘘的时候，10月8日，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上，大陆“朦胧派”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这件事证实了我的宿命感觉。 “他静静的在等待自己的末日。世界上的人都在等待未来，有谁在等待自己的十字架呢？”然而顾城在等待，他也要用极端强迫别人等待。这也是精美的中文的等待。
　　一天的黄昏，我来到学校的书店，用四天的饭钱买了顾城的遗作《英儿》，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只为一种无法舍弃的文字。
　　然后就是眼泪。眼泪是我的老师李新宇流下的。宋遂良先生到学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系里邀请他给学生们作报告，李新宇是我们的系主任，全场陪同，提到1993年的文坛，宋先生就提到顾城，然后转过脸：“你们的李新宇老师就是先锋诗歌的吹鼓手，请他说几句吧。”李老师慢慢的拿过话筒，只轻轻说了几句：“我和顾城是很好的朋友，他死后，我一句话也没有写。”然后是沉默，我看见他的眼泪从眼角轻轻地流了下来，润湿了那丛茂盛的大胡子。后来，在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我看到了他的文章《人性是如何丧失的》，其中有这样几句：“在我的有限视野内，最早对此表达认识的是诗人顾城。二十多年前，他来到重庆的红卫兵墓地，面对躺在坟墓里的同代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你们的手指/依然洁净/只翻开过课本和英雄故事/也许出于一个共同的习惯/在最后一页/你们画下了自己’；‘他们留下的口号/你们并没有忘/也许正是这声音/唤来了死亡”。他看到了教育对一代人的悲剧所起的作用”。
　　带着些许的忧伤情绪，我选择了一个人的日常行走。国庆节，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一届的老乡一个礼物，使我稍稍具有了活力，我那时喜欢把饭盆卡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边吹着流行的口哨，一边到教工食堂买九毛钱一份的带肉排骨。校园里满是法国梧桐，我在依旧苍翠的绿茵的遮盖下漫步，然后阅读宣传栏里的每一张海报。因为海报，我认识了张元勋。
　　张元勋是我系的教授。我听的第一场报告是关于贾平凹的《废都》。张教授讲的时候在一个下午，中文系的五楼放像室，我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本系的。外系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教师。第一次，我知道作家也会被人骂，贾平凹也不例外，教授那天慷激昂，称贾平凹为“黄土高原上的土包子”，还挑出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开始迷惑一种选择，我们中文系的读书，原来就是读出批判、读出愤怒的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潇洒不拘的人，他曾在中文楼前的法国梧桐树下骂街，也趁我们在学生会干活时说要抬走那些放工具的架子，他的“红雨商店”已经开业，正缺货架，吓得我们好几天不敢开门，在走廊里写字画画出宣传板。
　　2000年，在工作三年之后，我在《中华文摘》读到了张教授的长文：《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副标题是《最知情者的回忆》。诗人死亡，诗人重生，文字获罪，文字生情，这就是命运的逻辑，也是1993年我感受最深的逻辑。当张教授骑着三轮摩托，带着命运最不可承受重负时嫁给他的夫人为“红雨综合商店”进货时，我们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沧桑，也看不到《九歌十辨》中凝重的文字，只有现实生活的豁达与潇洒，玩世与反抗。
　　所有的挽歌与献词都奉献给天堂，就像意大利的丹侬雪乌，我们也不会忘记追寻人间的天堂。《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我1993年的笔记上就多了几行“如果你爱他，就拿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的话，世界是一个无穷的诱惑，我们则在诱惑的边缘消遣、徘徊。《废都》来了，《白鹿原》来了，《浮城》来了，《故乡天下黄花》来了，贾平凹、陈忠实、梁晓声、刘震云纷纷以自己的姿态不厌其烦的解读一个个城市和乡村，不断地把我们的心灵从一个漩涡引向另一个漩涡，于是，我们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1993年的冬天，我们的大型学生刊物《风景》改版再生，领头者是一个91级叫沈瑶琴的人。张稔穰教授题写了刊名，刘新生书记联系了印刷。一个很有份量的栏目叫《写在盛筵边上》，全是89级毕业生的赠言，一个因为时代而变得有些特殊的年级在我们中文系的历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那一年考取研究生和双学位的数量破天荒的到了30多个。在那里面，我知道了车晓蕙、丁国强，并通过他们的笔知道了萧夏林、王开岭。那一年的精神盛筵很壮观，物质的盛筵却很冷清，为了挣回印刷费，我们不得不冒着寒风，在中文系楼前和学校的二门等候同道的支持。现在厦门集美大学的杨广敏老师给我们出了广告的创意，并且以自己独特的启功体书写：“书只卖两元，两份排骨钱，饭只饱半天，书可读百年。”后来，在系里的庆功会上，杨老师给我们讲述了《风景》创办的艰辛历程，那晚，我们喝上了饭店正宗的排骨汤，它们有着和学校食堂不一样的味道。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那一年我们流行着爬山、郊游、联谊，流行着李泽厚、弗洛伊德、摇滚与跳舞，，我进行着家教、阅读、生日与梦想。旧的衣衫渐渐退去，劳动后的褐色皮肤也慢慢变白，有些人开始说普通话，有些人开始各种的聚会，有些人开始写诗，有些人开始恋爱，有些人开始出入于阅览室、图书馆，找寻思想者的足迹。我们是文学理论老师所介绍的“熵”，是一滴墨水滴入水中，渐渐的墨水变淡，水变浓，渐渐的没有了墨，也没有了水，只有再也无法分辨的融合。
　　农历的11月初3，我的19岁生日，好友一人凑了十块钱，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庆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蛋糕、吹蜡烛，听歌声，我很感动。那天晚上，我们喝了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酒，他们用呕吐来表达对我的祝福，我也哭了，眼泪连着啤酒。然后，我们经历了进大学后的第一次大型考试，半个月的时间，其实只考两门。
　　寒假回家，乡人们都很亲切，我的脸上浮着牵强的笑容，第一次，我感到了一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