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00％（上）

　　　　　　　　　　　　　　　　　　　　 　　　　　　　自我纪实是一种船夫的苦役。
　　　　　　　　　　　　　　　　　　　　　　　　　　　　　　　　　　　　　　　　　　　　　　　　　
　　　　　　　　　　　　　　　——凯尔泰斯
　　昨天收假上班，我没有去办公室。单位通知下午两点开会，在五楼会议室。我答应了。是Ｈ的声音。Ｈ是我现在的垂直领导，也是我多年的朋友。没有一声问候。他。我。Ｈ离婚大半年了，为了找“性”福。Ｈ的老婆是个小学教师，严重性冷淡，Ｈ无法满足。每当Ｈ提出要求，Ｈ的老婆总是说，“女儿都那么大了，还做那事，我不干”。夏天的午后，Ｈ给我讲起他婚姻生活的细节，眼镜背后总是蒙着泪。因为麻将（也许是别的），Ｈ认识了离婚不久的Ｗ，并很快燃烧起来。差十分钟两点，我关了火，换了鞋，上到五楼。大楼口立有一小黑板，通知开会的内容：先进性教育培训。我刚洗过的长发蓬松，遮住了眼脸。我戴了围巾。我不知道以这样的形象去到政府机关、去到县长面前是否可以。我没有想过，也没有办法。在楼道碰见很多人，都是上五楼的，都是熟人。我一个也不曾招呼，也没有人招呼我，仅仅听见一个搞农业科技的在自言自语“先进性教育”。重音在性上。没有遇见Ｈ。Ｈ的办公室关着。我开了我的办公室。桌上空荡荡的，没有邮件。五楼会议室里挤满了人，陆陆续续还有人去。玻璃门开关翕合，像半透明的嘴。喉咙里是阴暗里。人影绰绰。我站在办公室，不愿往会议室走。为什么要去接受先进性教育？可以不去吗？先进性教育的全称是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我不是党员。再说，那些坐在主席台宣讲的人是毫无先进性可谈的，他们是公家的人，钱，车，房，差不多一切消费，都是公家支付或变相支付的。我站在桌边，犹豫不决。电话闲在清理过的一大叠文件旁，我没有要拨打的欲望。我的作家朋友遍及全国，我用网络或短消息跟他们联系。唯一靠电话联系的老母亲年前已经回到平武，前天才在我家吃了饭叫我姑父用纪委的小车送回乡下老屋。至于本来就联系很少的妹妹妹夫，也是前天，在吃过一顿嘈杂的火锅之后，才坐着专门司机开的小车回射洪去。妹夫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问我2004年挣了多少钱。我无言。他说他挣了130万。妹妹是一个县的城市建设局副局长，挣得的只是她自己的零花钱。犹豫不决，并不是为了去还是不去，是为了出门下楼。楼梯口就在会议室的玻璃门前，我不晓得该怎样面对那么多双眼睛，怎样逃脱那么双眼睛。犹豫了片刻，我就决断了。勇敢地面对，无畏地面对。先进性教育已经开始，我掩了门，大步走向会议室，再折转到楼梯。我拿了本《巴蜀史志》，随便翻了一页，遮遮掩掩，一点不从容。 　　
　　去医院拔牙。右上腭。大牙。本来是预约在一年前拔的，怕疼，怕麻药，便拖到了今天。我的牙是我一身最不争气的部件。1991年在金华山看道士，道士就说过我齿弱。1977年摔龅的门牙，1989年已被篮球打掉。从小就生了虫的大牙，也在2002年破裂。我受够了牙齿的罪。精神的和肉体的。龅牙修改了我的面貌，让我丑陋。且是很多年。从1977到1989。薛福全。我至今还记得。绰号毛袭袭。提着三角带在春雨中追赶我。我摔倒了，牙齿磕在了石头上。我依然记得实习女老师李华润带我洗牙血的情景。花脸盆。新毛巾。真温馨。龅牙给我制造的自卑是不言而喻的。咀嚼的不便和时有的疼痛也是不言而喻的。高潮是直接的疼痛。火烧，或者刀锋的穿刺。我不知道是什么食物的抵抗让我的大牙破裂的，但我知道蛀虫是罪魁祸首。2002年夏天，我几天无法进食，到2003年夏天才拔掉一颗。拔掉，左边可以勉强咀嚼。没有安牙，也没有再拔掉右边的那颗。医生检查说右上颚的大牙也破裂了，要我一个月后去拔。左边可以咀嚼了，我就忘了右边，再说打麻药动铁钳的阵仗着实吓人。一个月一个月，然后就一年了。我挤进人缝，朝窗口扔进一个硬币挂了号。我坐在口腔科肮脏的专用椅上。我张开嘴，勺子一般的铁杆伸了进来。我努力张开嘴。探照灯的白光射了进来。妻一直站在门外，她说她不敢看，一看就会晕倒。我想象得起妻在门外徘徊的样子。我闭上嘴，再张开，粗大的针管伸了进来，随着牙医浑浊愚钝的目光在我粉红的牙床探寻，麻醉枪重重地扎进了我牙龈的肉床。两次。两个处所。我闭上嘴，局部失去感觉。我往后仰，依着靠背。我又一次张开嘴，镊子，铁钳，然后是牙医零状态的态度。探寻，合围，摇动，摇动，再撼动。牙掉了，被扔在清污盘。丑陋。无比的丑陋。我的大牙。发黑。带着出血的肉。恶心。“你看，拿手一拟就分开了。”医生只是说，并没有拿手去拟。我看出了它的破绽。我闭上嘴。血，血，血。我咬着酒精棉。
　　午夜从梦中惊醒，血已经在口腔凝成块，有的流了出来，糊在了被子和枕头上。我坐起来，开始把出血当成一个问题来想。妻睡得正熟，我不忍叫醒她。我跳下床，去到洗卫生间，吐出豆腐一样的血块。客厅石英钟的时针指在2与3之间。我回到床上，口腔里又满了，咸咸的。我只有下咽。我怎么也不能睡了。看着妻，摸了摸。妻睡得特香。我缩回手。我计算着挨到天亮剩余的时间和在这些时间里可能流淌的鲜血。我开始琢磨这样长时间的流血会不会导致休克或更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我害怕起来。夜深深。妻动了一下，说着梦话。我把手放在了她身上，叫醒了她。
　　
　　走在政府大院里，妻抱怨说上次她胃疼我如何如何睡得扯噗打酣不管她。妻子说得在理。街上没有一盏灯。夜正浓。整个小城如倾倒的一瓶墨汁。走在政府街的黑暗里，我感觉嘴里的血出得似乎好些了。前面人影晃动，唧唧喳喳说着。妻说是打麻将的回家了。我说也可能是刚喝了酒。麻将和酒是我们这里的人的最爱，只有麻将和酒才可能让人夜归，连做贼和偷情也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东风路口还有的士。我们上了的。一个弯，一分钟，到了医院。急诊。妻敲门叫醒了值班医生。简短的叙述。值班医生打电话叫来了昨天为我拔牙的医生。深夜打扰，实在不好意思。不是客气，是真的感觉。昏暗的光线。幽暗的回廊。在凌晨无声的氛围里跟牙医来到口腔科，坐上十七个小时前坐过的肮脏的专用椅。棉团，棉团，至少十几个棉团，被塞进我的牙床。压迫止血法。难言的疼痛。一次，两次，三次。效果不佳。牙医不惊不躁，开始动用褐色瓶里的棉帖。实质依旧是压迫法。我唯一的感觉依旧是疼痛。黑夜在医院沾染了死，好在没有任何的钟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妻在我背后，没出一点声音，我担心她睡着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不再回避我的出血，因为门外有比我的出血更大的恐怖。 　　
　　我可怜我自己。午夜躺在床上，回想自己作为一个人活着的现状，眼泪溢出了眼眶。我很早就在反抗神，反抗父权，反抗集权，反抗凌驾于头巅的乌云雷霆，而今父权消亡了，集权分崩离析了，乌云雷霆化成了春雨春雪，然而新的神又诞生了，就像寺庙里的佛，本来只是别人的神，却硬被拉去追认。妻睡梦中醒来，替我擦去眼泪，说着安慰的话。我闭着眼，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愿看见，怂恿着从心底渗出的积蓄了一年的泪。女儿在隔壁睡着，再过一月就满十一岁了。两个月前，她已经来了初潮。吃，花钱，玩，看电视，是她的四大喜好。她粗喉咙大嗓门，野蛮，时不时动手打我和她妈，时不时在大街上嚎哭。我在书房写作，她放学回来总是在窗外“老汉儿老汉儿”的叫。她带了钥匙。有时她故意装怪，把“老汉儿”喊成“脑花儿”。我悲伤，多是为了女儿。我不知道她会有一个怎样的将来。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认可的依然是分数，一个孩子要接受更好更高的教育，除了父母得有钱外，还得有个好分数，而好分数恰恰是我女儿所欠缺的。枣，我的女儿，小学六年级，语文91，数学79，英语71。早上醒来，隐约看见政府车棚上有层厚厚的白，才知道是下雪了。听说雪，一贯爱睡懒觉的枣也麻利地起床了，没洗漱就兴奋地跑进了雪地。我找到相机，买了胶卷，打算为孩子们照雪景。南方罕见的大雪。树枝都压断了，小车穿了厚厚的白棉袄，街道上也满是积雪。我们去爬北山。我叫齐所有的人。枣已经跟她的表姐在楼顶打了一场雪仗，衣领头发里全是雪。我首先拍了三幅照片。从阿贝尔家客厅看出去的雪景。从阿贝尔书房看出去的积雪的花椒树。从阿贝尔家后窗看出去的雪地。然后登山。雪的世界。压雪的松树。透雪的青杠林。积雪的明代城墙。摇雪树，滚雪球，是所有登山赏雪的人最拿手的。远山迷朦，天地一统，细雪纷飞。有人在吃雪。雪很洁净。被雪覆盖的世界也显得洁净。我在攀登，奔跑，叫喊。我在忘却。昨天跟妻散步，还看见世界的肮脏。堂而皇之的机关大门口，一泡屎，明晃晃的，小孩或狗拉的。还有孙家巷拐角处的垃圾，桥洞旁乞丐脸上的污垢，小学枯干的葡萄架上的血汪汪的卫生巾。我在河堤上口头批判贪官，批判我们社会生活的质变，妻和同路的人都骂我是个偏执狂，说别人能贪也是本事。妻们的话一竿子把我撑到了河对岸。我可怜我自己，更可怜我们的百姓。深受腐败贪官之苦的百姓居然都这样认为，我为他们血液里的奴性感到彻骨的悲凉，就是这样深厚广大的奴性喂养了贪官。剩余的路上，我缄默，缄默，再缄默。为我们的山河初春的萧瑟，为萧瑟里看不见的可能的绿。 　　突然想到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或者古巴有一座监狱，里面关押了一些罪犯。可以是政治犯，也可以是恐怖分子。先是政府在统治、管理着这座监狱。政府的命令时不时传达到监狱，变换着监狱的颜色和风气。监狱就像是政府控制下的霓虹灯。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监狱与政府失去了联系，成了一座孤岛。监狱慢慢地抛弃了政府的东西，有了自己的颜色与风格。也许政府早已不存在了，而新政府接手的清单上又没有这座监狱的名字。也许新政府顾及不到这么遥远这么渺小的一座监狱。也许前政府跨掉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政府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监狱的罪犯怎么了？监狱的管理人员怎么了？敌对关系会很快结束吗？新的制度会取代前政府的制度吗？犯人可以当家做主吗？有一点可以肯定，阶级斗争会很快结束，生存会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
　　这是一个不错的幻想。做小说比做散文更合适。时间满满的。绿的。滚落着露珠。我为什么不写作？逃避。害怕什么？写作？写作是我的个人热情。整个的春，整个的阳光，一年里最适宜的气候，我为什么不写作？时间满满的。从早到晚，从初春到仲春，从午夜到黎明。足够的自由。我为什么不写作？写作只是在意想中，一个，一个，胸有成竹，却不见文字。时间满满的。绿的。滚落着阳光。我为什么不写作？我总以为时间是断裂的，总怕跌落进那些刀锋一般的裂缝，而写作就是跌落进时间的裂缝。是热情不足吗？是灵感不够吗？还是有更为舒适的东西在诱惑我？时间满满的。绿的。我宁愿把满满的绿的时间花在阅读上，花在琐屑的家务上。我拖地，洗衣裳，在厨房兴趣盎然地摘菜。我时常在想，当我老了的时候，会不会为此后悔。
　　时间满满的。绿的。我的眼睛也是绿的。我的眼睛在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上忽闪，在卡吉娅、阿蕾特、萨宾娜、薇娥丽卡的身体上忽闪。我不只好色，我还好“神”。好灵魂。她们是美女，又不仅仅是美女。她们还是些哲学符号，是些定律，是些谜，是些永远没有答案的疑难。我在哲学的监狱里，在美学的监狱里。哲学和美学已经被流放。在被这些美女指点获取智慧的同时，也被她们撕扯。在被安眠的同时，也被她们制造的噩梦弄得恐惧和躁动。时间满满的。从我的窗外流淌进我的房子，首先被染色的是我的脚，既而是我的肚子，我的眼睛。我的心思在天花板上飘忽，依旧保持着黑色的本质。时间天天都想支配我的心思，她不知道我的心思是她永远都奈何不得的。我的身体在时间的渲染中被改变，被改变得年轻和富有魅力。写作，我为什么不写作？像杜拉斯那样，或者像海明威那样。害怕眩晕，但总是逃避不了眩晕。在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里，在卡吉娅们性感但绝对抽象的身体和身体的影子里。 　　现在很少碰见Ｈ了。Ｈ摆脱了他死亡的婚姻，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发着稀疏的芽。Ｈ在新装的办公室，靠在互联网上斗地主下围棋消磨时间，不再像过去要提前下班去菜市、肉市，或者回家给老婆做手擀面。我偶尔也去办公室，拿邮件或打个长途。我知道Ｈ就在隔壁，却并不扣他的门。他生命里性情的东西差不多已被两个女人榨干，我害怕他的麻木与陌生。偶尔推开他虚掩的门，实在是出于对往日残存的友情的悼念，对一个可能突变的生命的普遍的关照——在两个女人的磨盘间，在比女人的苛刻更尖锐的生存的磨盘间，再坚强达观的人也可能选择放弃。Ｈ的眼睛在屏幕的棋子上，声音低沉而细碎。过时的报纸在偌大的老板桌上。烟、打火机、明信片、文件在过时的报纸上。我点燃一支，为Ｈ整理桌面。我无话找话，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无语，或者叹息呻吟。我把握不了他，Ｈ，我当今的领导，往日的朋友，一个比我更早爱上诗歌的人，一个比谁都懂得放弃的人。看着Ｈ并未见憔悴的侧影，感觉他真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同志了。他看似已经没有了内心的风暴，也没有了内心。一个婚姻的终结如果不能拯救一个人，那么这个婚姻的终结便是两重悲剧。我罗曼蒂克，好女色，又是所谓文人骚客，理应制造点桃色新闻。然而制造桃色的却不是我，而是一向老实忠厚、早已跟文学绝缘的Ｈ。这让很多人费解。Ｈ点燃一支烟，依旧摸着鼠标说，都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理智。我不是理智，我是懦弱。我吹了一口气，桌面上烟灰四起。家庭，感情，文学，你懂得如何割舍。Ｈ终于把脸转了过来。我摁灭了烟头说，婚姻比爱情长久，艺术比婚姻长久。我告辞了。五楼，四楼，三楼，二楼……我走在楼廊里，感觉自己很轻，轻如一粒漂浮的尘埃。女县长在二楼。我不怕遇见县长。据说县长也刚离婚，正跟一个亿万款爷热糊。我不找县长，我不拿报告请批出版一部书稿的款项。我们是吃饭财政，吃喝的以外的索批都是不正当的。在明亮的楼廊，我怀疑起我自己的婚姻。没有不忠，没有变节，没有养小或傍大款。我怀疑自己婚姻的现实性。我和妻不是一见钟情，但也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有感情基础，更有身体基础。我们的婚姻从结婚那天开始就磕磕绊绊，没有安宁。竹林。土路。冬天惨白的太阳。妻在我的旧书中找到了一页我昔日写给别的女孩的情书。哭泣。闭门。绝食。离走。我们在故乡的土路上推攘，纠缠，两败俱伤。妻喜欢打麻将，从周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五场，深夜方归，甚至彻夜不归。暑假变本加厉。很多时候，都是我守着女儿和书度日。妻时常不带钥匙，半夜喊门，弄得我不得安睡。我们的婚姻出了两大故障，两大故障都是在我身上。一是我挣不到大钱，需要她的工资养家糊口，不像我妹夫能挣大钱，出手就给我母亲两千。二是我初恋过，给初恋的女子写过诗并发表过。我的罪孽深重，不该在认识她之前初恋，写诗，发表诗。1992年我外出进修，还是女朋友的妻偷看了我的全部的日记并痛哭三日。婚前我按照她的指示烧毁所有日记。我们是中国式家庭，却不是中国式管理。我们各自支配各自的收入，但绝对不是AA制。我想过离婚。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她是个自由散漫的女孩，我怕她不自由。我更放心不下妻，她也是个孩子，倔，不知道如何爱和接受爱，她喜欢物质享乐，我怕她上当受骗。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我们在离婚之后开始独立自主的新年生活。彼此身体的眷恋、彼此身体的默契也是挽救我们婚姻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