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同题】年三十

                                        年三十
   
       女儿一家要到他们的新房子里单独吃年饭，早早的就走了。
       我们这地方有个习俗，新房子装好了第一年是要在里面过春节的。平时我们都是在一起过，过年了，既然有这个风俗，那还是要遵从，不是迷信，图个吉利。儿女大了，总会有自己独立出去的时候，迟早有这么一天。我自己是哪一年离开父母单独过年已经不记得了，感觉好多年了。这记不得的“好多年”就是时光，就是日子，就是年龄，就是心情。
       把门对子贴好就感觉没什么事情了。屋里显得空寂，屋外也显得空寂。小区平日里塞得满满的停车位空了许多，临近的包河大道，平时川流不息，现在也没什么车子了。过去这个时候就能听到的炮竹声，因为禁放也没有了。感觉不到年的气氛。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年三十这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把水缸挑满，过年三天不出去挑生水的；把便桶出掉，过年三天也是不下菜地的；把锅洞掏干净，过年三天财气不出门……在母亲的指派下，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贴门对子，贴年画，早早就要干，必须要在上午就贴好，不能过了中午。贴了门对子，就像点燃一挂炮竹，年的气氛一下子浓起来。
       门对子是自己写的。我很早就自己写门对子，大概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写的内容不大记得了，但“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几个似乎写得最多。那年头不准写其他东西，只许写毛主席诗词和一些有关政治内容方面的对子，比如“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类。但家里有个地方的对子例外，我是年年都写这副：“常用常常有，渐吃渐渐多”。这副对子文字虽然简单、朴素，可寓意好，那年月生活紧巴，就盼着有得吃，有得用。不过这对子有些资产阶级情调，不能贴在大门上的。贴在厨房里别人看不见，不引起别人注意，不要紧。
       这对子是跟咸方大爷学的。他是生产队会计，念过卫校，学问比我高。如果不是58年吃大食堂，架不住别人蛊惑跑回来，把卫校念完他就是拿工资的公家人了。那年头公家人社会地位很高的，农村人羡慕得不得了。后来每每说到这件事，咸方大爷就懊悔得吐血，捶胸顿足的。咸方大爷虽然学问高，毛笔字也写得好，但有一年却叫我写门对子。平常年都是他自己写，不晓得那一年为什么叫我写？我在念初中，是初一还是初二不记得了。我向来毛笔字写得不好，没练过，写出来就是钢笔字的样子。而且我的钢笔字也不好。生产队毛笔字写得最好的是代老师，过年的时候许多人都找他写。可咸方大爷却偏叫我写而不叫他写，推都推不掉，不晓得他是怎么想的。咸方大爷精明，他的心思我们猜不透。
       写门对子也就罢了，咸方大爷还叫我写中堂，这就让我受宠若惊了。农村人家很讲究中堂布置的，老早的时候多张贴福、寿、龙、虎等吉祥寓意的字画，也有悬挂祖训、格言或者祖先肖像的，后来基本上都是贴的领袖像。马恩列斯的像少，毛主席像多。其实他家原来也是有毛主席像的，只是时间长了，有点旧，有点破。按说旧了破了再买一张就是了，他做生产队会计拿的工分比人多，一张画的钱应该是有的。可咸方大爷就是不买，偏要我写，估计也是舍不得。他拿来一张大白纸，指定叫我写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这张大白纸说不定也是生产队平时出大批判专栏留下的，这会儿被他派上了用场。《沁园春.雪》这首词我晓得，不看都会写，在学校背过好多遍了。于是叠好格子，小心翼翼地写。写得很认真，生怕出错。咸方大爷说了，就一张大白纸，写错就没得换了。记得那年正月我去过咸方大爷家好多回，有事没事地去，偷偷望贴在中堂上的白纸黑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喜悦心情不亚于现在欣赏一幅名家的书法作品。
       咸方大爷家日子比我们好过，一张毛主席像都舍不得买，我们家那么困难舍不得买年画自然是很正常的。记得家里的年画一般都要贴好几年，只要是没破，就不换，三十这天用抹布抹抹灰继续贴着。有些画时间长了就调个位置，东边的换到西边，上面的换到下面，和去年不一样。孩子们过年到人家拜年都喜欢看墙上的年画，到我家一看还是旧的就失望，没劲，让我好没面子。即使调了位置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其实，那时候的年画也没多少花样，除了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一类样板戏的剧照，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方面的宣传画。反映解放军战士站岗放哨的内容也有。基本上没有山水画和人物肖像的。
       有一年家里中堂上的毛主席像也破了，实在不能再贴，我就想买一张，可母亲不同意。她想想说，那年不是还留着几幅吊屛吗？今年把它挂上吧。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上海女知青探亲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当时母亲在白山知青林场当炊事员煮吃对她有些关照。是四张毛主席单人画像条幅，其中有站在北戴河海滩边那张。装裱好的，我们称之为吊屏。前两年过年母亲舍不得挂，说是留以后用。可是，当我把这四幅吊屏打开一看，却发现，不能挂了。因为，每张条幅的下面都有林彪的字：“四个伟大”。林彪已经打倒了。
      母亲却坚持要挂，说你把下面的字裁掉吧。我哭笑不得，哪有中堂画裁掉一半的？愁了半天，我忽然想了一个主意。找来广告漆，把林彪的字全部涂掉，变成白色底版，再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字，红色的，这样，涂抹的痕迹就几乎看不清了。尤其是挂在墙上，远看，和新的几乎一样。母亲问，你在上面写的什么？我念给她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母亲说，那不还是有“伟大”吗？我说，这个“伟大”不要紧。记得，这四幅吊屛也挂了好几年。
       过年永远都是孩子们的最爱，不仅有好吃的年饭，好看的新衣服，还有渴望已久的压岁钱。到了新正月，大家出去，都会喜滋滋地炫耀着自己的口袋，无论多少。
       尽管我们家困难，尽管母亲年画都舍不得买，但是压岁钱还是给的，而且给的不比别人家孩子的少。母亲晓得给了我们也舍不得乱用，装在口袋里等于和在她跟前一样。年后上学交学费还会拿出来，家里买油盐酱醋钱不够还会还她。母亲是想我们过年的时候和其他人家孩子一样，不寒颤，有面子。有一年母亲不知从哪里换来20张连号码的一毛钱票子，崭新的，叠在一起崩崩齐，让我在同伴面前很是自豪。
       那时农村过年玩的东西少，孩子们聚在一起喜欢玩钱。像掼墙巴、捉鳖、滚铅角子。这些东西我也干，母亲说过年玩玩不要紧。
       掼墙巴，就是选一面墙，划定一个范围，大家用硬币往上掼反弹落到地上，谁掼得远就先掼。后面的人跟着掼，如果硬币靠近前面人的硬币，那人硬币就归他。一般用手揸，两个手指揸开够得着就行，2分钱一掼。捉鳖，是用小钞玩。这个小钞不是金代纸币，而是大清铜币，比银元小比铜钱大，厚厚沉沉的。那时每个孩子好像都有几个小钞，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揣着口袋宝似的。每个人放一枚2分钱硬币垛在一块砖头上，离砖头那么远划道线，用小钞发头。小钞靠线最近（不得过线）的就站在线外先用小钞去砸砖头上的钱，谁砸下来归谁。这中间如果后面的人能用小钞砸到前面人的小钞，我们称之为捉鳖，砖头上的钱就全部归他。一个循环砸不完再砸第二个循环，再砸的时候就站在第一次小钞落地的位置，直至把硬币砸完。滚铅角儿和掼墙巴差不多，用5分或2分钱在一个小陡坡上往下滚，有时也用一块搓衣板放在门槛上做陡坡。后面的硬币如果滚到前面的硬币跟前就算赢。同样是靠手揸。
       过年几天，手气好的人能赢几毛钱。我赢得多，赢了母亲也高兴。但母亲更多的是叮嘱我好好念书，只能过年几天玩玩，平时不能的。我自然是这么做的，玩钱算作过年的一种乐趣吧，于现在来说，是一种难忘的记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人生真快。现在的孩子们平时就像过年，吃的，穿的，玩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过年，没了过多的诱惑力。总感觉，日子虽然好过多了，却没了我们往时的年味。
      快到中午的时候，女儿打电话来问，你和妈怎么搞？她还是不放心。
      我说，我们到我妈家去吃年饭。
      母亲住的地方，永远是儿女的家。再远，都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