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风雨中的文化精魂

董每戡（1907—1980），温州瓯海人，我国著名的戏剧史研究专家、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已故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除戏剧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外，创作领域还涉及散文、评论、剧本、诗词等。而不同题材的书写，让后人看到董每戡从东南海隅一个小村子里爱看戏的顽童成长为革命文艺战士、中国话剧运动先驱、剧史研究专家的人生轨迹。而这些立于时代风云中写下的文字，更见一个中国文人的精魂。

一 会文学社的文学少年

董每戡出生地潘桥横屿头村是散布在温州西南面河网平原和丘陵间的许多村庄中的一个。这个小村子，有二百来户、八百多人，因坐落在俗称横屿的小山西北端而得名。小村离温州城区大约二十多里路。村里有小河通大河，到城区，再从瓯江走，可以到达宁波、杭州、上海。

董每戡原名董国清，读书时叫董华，六岁入私塾，九岁时父亲亡故，十四岁进入温州城区教会办的艺文中学读书。

董每戡成长之初有一事不能绕过。1922年6月18日，永嘉县会昌区的几个进步学者和教师发起成立了“会文学社”，董每戡是学社首批十四位社员之一。学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学行、改良社会”，以举办平民学校履行“改良社会”，印行社刊以“砥砺学行”。《会文学社刊》的创刊词中说，“我们这个社刊，除了以研究批评的精神去求真理外，难道还有别的目的”。这是一批进步青年理想的高蹈。董每戡在学社三年，先被推举为捐款负责人，而后先后担任交际员、干事、交际部部长兼研究部部长讲演员。这个温州市郊会昌河畔的“会文学社”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飞溅到东海一隅的一粒火星子，点燃了少年的血。

1925年1月印行的 《会文学社刊》的“创刊号”“研究”栏目里有董每戡的《丝竹源流考》，“小说”栏目里有《柳下》，“文苑”栏目里有传统诗歌《贵妃沐浴》《黛玉葬花》和新诗《骤雨》《凄风》《海坦山上桃花》《可爱的弦琴》，均署名董华。诗歌《海坦山上桃花》后半节写道——“啊！桃花哟！/你明年春天能够还你这副妖艳的脸孔，/桃花啊！/请不要悲伤笑嘻嘻地，/同我们做一个挚好的朋友？/桃花啊！/你不要悲伤罢”，少年诗人敏感、细腻、真挚、热情的内心世界在诗行里已清晰可感。董家少年的传统文化修养，对新文化的稚嫩表达，以及对不同文学题材的把握能力，在一册创刊号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篇《丝竹源流考》引证了《左传》《新论》《礼》《国史纂巽》《风俗通》《因话录》《格致镜原》《史记》八种典籍的内容，少年阅读之旨趣，涉猎知识之广博可见一斑。而笔触之老到，问学态度之谦逊，已初见为学之品。这是董每戡学术研究之发端，为日后的戏剧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

会文学社是董每戡人生成长期第一个展示才华、锻炼能力的平台，是培育董每戡进步思想的沃土。其后，这位董家少年一直在会文学社的十二字宗旨——“砥砺学行、寻求真理、改良社会”的引导下前行。

1925年的秋天，17岁的董每戡从横屿山脚的河埠头登上舟船，去往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位曾骑在牛背上的董家少年，要学乡间的萤火虫，去点亮黑暗。

二 从《C夫人肖像》到《敌》

1932年的一个冬日，上海顺昌路上海美专学校的剧场舞台正在上演话剧《C夫人肖像》，台下观众都是美专的教师和学生。演的是美术界的事，剧中某些批判和讽刺的言论刺得台下的当事人如坐针毡，有些人不敢看，中途就逃走了。

据赵铭彝在《悼念董每戡同志》一文回忆，《C夫人肖像》是田汉同志拟写而未写的题目，董每戡三天不到就完成了。剧中的画家张小石气质浪漫，正直善良，在山河破碎的关头毅然告别往昔的生活融入抗争的洪流，糅合了剧作家自己的影子。

此剧烙下了三十年代前期上海的苍茫与上海青年的凄迷。当时还是上海美专学生的赵丹也因主演此剧崭露头角。此后，该剧迅速被上海和内地的一些剧团上演，剧本初版的千册在短时间内售馨，因不断有内地剧团来信讨要剧本，董每戡“只好借钱来再版”以满足各地的需要。

《C夫人肖像》演出成功，二十五岁的董每戡终于成名。这位南方的年轻人终于牢牢握住了时代强劲的脉搏，找到了与他的一腔热血最合拍的表达方式——“干戏”报国。此前所有的尝试和表达，所有的追寻和探索在此刻显出意义来。看看董每戡此前的行状：

1926年，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董每戡，在宣中华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即被委任为北伐军第16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1月被派往家乡温州从事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遭当局追捕而避入当地深山古寺。1928年春，潜赴上海，与大多数到上海的文艺青年一样，办刊物搞出版，创办了“时代书店”，出版文艺月刊《未明》，撰写独幕剧《频伽》和小说《鼻涕阿媛的梦》。同年8月，流亡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选择了攻读戏剧。于年底回国。1929年春，成立了“引擎社”，创办《引擎》月刊，只出了创刊号，就被当局查禁。1930年2月，与胡也频去济南中学教书。1932年，考入中国公学高中部任教。同时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追随田汉工作。

1928年至1934年期间，董每戡还在《申报》上发表了《雪》《雪夜》《除夜》《细雨湿流光》《秋》《归途》等多篇散文。这些思念故乡亲人和感慨时光流逝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青年董每戡在故乡与他乡、理想与现实之间经历的彷徨和凄苦，人之常情中更见其顽强的意志。此时的董每戡已是沪上崭露头角的文学新锐。

董每戡的词学也很有造诣。1928年6月，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期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董每戡诗词研究论文《龚定庵的词》，跟着发表的还有他的七首词。这七首词记录了1927年那一次生死逃亡躲入青山合围如铁墙铜壁的深山的“愁心”——“韶华休在辜负，还仗浇愁借酒，消磨羁旅”“琴剑飘零人未老，独听悲笳”“两度蟾圆空独对，思家忍洒疏疏泪！”，长长短短都是作者仿徨凄迷的心绪。也可见，20岁的董每戡，诗词造诣已受学界重视了。

董每戡在中国公学教授宋词期间，还结集了著作《永嘉长短句》，里面的词章应是为教学所需而作。董每戡在课上教授自己创作的诗词也是他的师者风范之一。十年后，也就是1943年，董每戡到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教授词章，据他的学生王廷润回忆，董每戡课上讲授自己创作的诗词时，社会人士来旁听者如墙堵，可见其诗词造诣，以及社会的认可度。董每戡1977年4月5日给任世评信中说到，“我二十四岁专于词，曾有《永嘉长短句》，柳亚子先生为我作序，郁达夫先生为我写跋，后不拟印，日久就失去；可是三表弟爱我词，代抄下来，解放后拿来抄了一份，66年又失去，终于不留一阙。”其实，《永嘉长短句》并不是 “终不留一阙”，还是有踪可寻。1933年1月至2月之间，《温州新报·副刊》连载了董每戡的十一阙词。同时还转载了郁达夫为《永嘉长短句》写的序。郁达夫1932年6月写于上海的“跋”，对董每戡的词作给予极高的评价：

自半塘蕙风诸人逝后，长短句就少有人做了。胡适之氏选词，侧重在苏辛豪放一派，未为公允……所以我觉得学问，总该在不粗不细之间，以能唱出自己的情绪为大道，《永嘉长短句》，庶几乎近是了……永嘉原是风流的渊蔽，浦江佳处……卢祖皋殁后八百余年，先生其努力追随，好“传得西林一派清”也。

时局的动荡不允许董每戡继续低吟浅唱，时代的使命也不允许他在诗词中多费思量。内忧外患之际，国恨家仇当头，董每戡选择了戏剧抗战报国。其“诗人”的本色并未褪色，在抗战剧运的烽火中，在天涯羁旅的颠沛流离中，诗词成为董每戡表达心境的最好方式。

1934年，上海滩“白色恐怖”更甚，董每戡再次去了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随即回国，而后赶赴长沙，与许多志同道合者一起站在抗战剧运的第一线。1938年到1943年，是一段腥风血雨的岁月。董每戡组建剧团、带队演出，身兼戏剧行政、导演、脚本创作、戏剧批评数职，撰写宣传抗战剧运的文稿，筹办刊物，出版著作，行程随着抗战形势辗转长沙，武汉，成都，贵阳等地，创作了《最后的吼声》《新女店主》《天罗地网》等几十部剧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剧运的脚本荒，其中影响力重大的是三幕剧《敌》。

1938年初，董每戡就写出了话剧《敌》，交“一致剧社”排练，四月公演，三日六场，场场满座。《敌》的原稿随董每戡辗转到桂林，住艾青公寓家时遇敌人轰炸，董每戡所有的书、稿及衣物全烧光，其中就包括《敌》的原稿。6月，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邀请了董每戡的弟弟董辛名排练《敌》，在汉口中华戏院招待留日同学演了一次，而后在各地连续公演。7月，故乡温州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剧社”请董辛名导演《敌》，在中央大戏院公演。董每戡在任神鹰剧团编导期间，排演了《敌》，在成都共演了十四场，创作了著名的话剧《保卫领空》，先后被西南各省乃至浙东等地剧社搬演。

期间写出的《我所望于文抗会者》《起来，剧作家们！》《“演剧”“胡闹”》《关于脚本荒》等五十多篇时评感言，不论是言辞激烈直陈文抗会怠工行为，还是语词恳切激励剧作家多写话剧，其宗旨和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寇深矣！赶快用戏剧的武器来救亡啊！”。

“董每戡的经历，在全国戏剧界范围看，已可跻身前驱之列。”陆键东在《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如是说。

三 从《中国戏剧简史》到《琵琶记简说》

1943年8月，时年36岁的董每戡应邀到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开启了后半生戏剧学术研究之路。时代的“岩浆”已熔炼了董每戡的戏剧观、戏剧编导艺术和戏剧的领悟力，为他转向剧史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戏剧资本”。

时局动荡，谋生不易。1943年至1953年之间，董每戡辗转多个院校授课，但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西洋诗歌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中国戏剧简史》《戏剧欣赏与写作》《说剧》。其中《中国戏剧简史》就是董每戡下决心要解决一个历史难题——继王国维以来，剧史研究一直没有突破“独重曲词、独重元剧”的樊篱根基的实践范本，为我国戏曲史写下“本体”回归的第一页。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董每戡在学术界的地位。

1953年秋，董带着成熟的“中国戏剧史”教学体系进入南方学术重地中山大学。在中大五年，董每戡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一双饱受病痛的手“推写”了《三国演义试论》《琵琶记简说》两部站在时代理论前沿的论著，已然从剧史体系研究进入了剧作体系研究。

完稿于1955年的《琵琶记简说》，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剧作研究”的论著。此后的《五大名剧论》就是这一研究的延伸和扩展。1956年6月，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来北京举行盛大的古典剧本《琵琶记》讨论会。先后举行的七次讨论会，董每戡发言了八次，还作了一次“学术性专题报告”。他率先提出的“就戏论戏”说，在1950年代中期，为我国文学界、戏曲界在“如何评价《琵琶记》”的疑惑和困境中，提供了肯定《琵琶记》的思想意义与学术价值的全新理论依据。

《琵琶记》讨论会结束后，董每戡即从北京返温探亲。他已三十年未做故乡行了。回到故乡，董每戡受当时温州市图书馆梅冷生馆长邀请，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琵琶记》专题讲座。此时，董每戡在学术界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不料，一场时代的飓风，挟裹着他从高巅跌入深谷。

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董每戡举家迁往长沙。居所简陋不堪，三餐粥饭难继，除手病外，风湿病、肺心病、胃病相继侵蚀身体。在如此困厄的环境下，董每戡并没有放弃著述，先后写出了60万字的《中国戏剧发展史》、20万字的《李笠翁曲话论释》、20万字的《三国演义试论》、50万字的《五大名剧论》。动荡中除《五大名剧论》塞进灶膛（取出后已被老鼠啃噬），《说剧》和《笠翁曲话论释》初稿寄往外地侥幸留存以外，百十万字的手稿连同十箱书籍均遗失散落。等形势稍缓后，董每戡又以一双病手开始修补残稿。恶劣的生存条件却成为董每戡精神的沃土，他顽强地攀上学术的高峰，摘下星辰一般的果实。

董每戡长沙二十一年闭门诂戏，作诗则成了他治学之外排解心情的方式，他谓之“打油”。这些“打油诗”大都附在亲友的信中，自己并不保存。1973写给任世评信中抄了两首诗，其一：

八亿人中一戏迷，独尊小道志难移。

穷原索委通今古，究底寻根辩是非。

日食三餐甘粝藿，身衣百结胜轻肥。

偷生为国存元气，菩萨低眉我亦低。

董每戡身处逆境仍保持一贯的乐观积极的心态，以及不放弃学术报国的治学精神，让人动容。在董每戡一百多首诗词，看到一个南方文人立于时代风云之下的风致和精神。在董每戡那么多的称谓里，诗人应是他最心仪的。

董每戡以超强的意志，熬过人生的寒冬。1979年5月4日，落实政策后，董每戡回到中山大学。随即制定下宏伟的写作计划：重写《中国戏剧发展史》，接着再写《明清传奇选论》，最后写一部反映1949年之后戏剧发展的《新华铺绣录》。无奈，天不遂人愿。1980年2月13日下午3时，董每戡因肺心病在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辞世。“各有心期，报国还凭笔一枝”，《减字木兰花》里这一句，为董每戡的一生做了最好的归纳，也是他赤子情怀最好的写照。

董每戡对故乡温州一直念念不忘。1976年，他写下三首《乡思》，抒发对故乡山水、景物、亲情的思念。其中一首写道：

谢池春草年年绿，月夜花朝入梦频。

我亦有家归未得，痛心追悔负慈亲。

自1956年回乡，又已整整二十年未归。故乡最终未能成行，一树繁花，零落岭南，留下的怀乡诗让故乡人感念至今。

董每戡的遗作历来受学界的重视。先后出版了《说剧》增补版，《五大名剧论》《〈三国演义〉试论》增改本，三卷本《董每戡文集》《〈笠翁曲话〉拔萃论释》，五卷本《董每戡集》《永远的南戏乡亲》《董每戡手稿精粹集》《董每戡书信辑存》等。2019年，《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三国演义>试论》收入国家新闻广电总局向全国推荐244部中华优秀传统普及图书“大家小书”丛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