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和《延安一月》

赵超构（1910—1992），笔名林放，浙江省文成县人，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社会活动家。这位耳朵几乎失聪、学历平平的温州人，最终却成为“新闻史不可或缺的开拓者”，人谓“三不朽”：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写出了媲美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延安一月》；创办新中国第一张晚报《新民晚报》，恰似“燕子”归来，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执如椽之笔为民立言，撰写时评杂论万余篇，世间罕见……

1944年夏，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在陕甘宁边区前后共逗留43天，其中在延安活动长达一个月。他写的报告文学《延安一月》，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攻击与诬蔑，让国统区民众了解到真相。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看了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阴差阳错促成行

1944年，抗日战争的炮火弥漫在中华大地上。中共军队积极主动接应美英同盟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团对陕甘宁边区充满了好奇，多次提出采访的要求，但均被国民党当局以各种理由阻拦。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后，引起了盟国的强烈不满，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陕甘宁边区布防圈撤出，并允许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国民党当局迫于当时的形势，表面上只好勉强同意，暗地里却百般刁难，改“延安采访团”为“西北参观团”，规定外国记者不能单独前往，需中国记者一同参与。

作为民间报的《新民报》，也分得一个难得的采访名额。当时的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成了报社推选前往采访的不争人选。报社将名单报上后，却被刷了下来。原因是浦熙修思想进步，与中共方面关系过于密切，她的弟弟与妹妹都在延安闹革命，妹妹浦安修还是中共要员彭德怀的夫人。当时浦熙修夫妻不和，恰好在闹离婚，她丈夫袁子英三天两头跑到报社阻止，也不愿意她赴延安。

报社只好另派人选，起初还轮不上赵超构。赵超构虽已是主笔，但在报社还属少字辈，且他主攻的方向是短论，与外勤采访似乎不太沾边。“三张”中的老大哥张恨水资历老，报社便推荐他去。可临行前又出了状况，张恨水家人暴病，他“不忍离开，只得临时退出”。在这个骨节眼上，报社与国民党方面紧急磋商，匆促之余，最后以“特派员”的名义派赵超构参加记者参观团。对国民党而言，这位33岁的主笔堪称“绝佳人选”：年轻不经世事，又是初次外出采访，山高路远人地生疏；两耳重听，生性木讷，说一腔难懂的温州方言，绝对交际障碍。国民党当局甚至将此当作笑话。

赵超构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便要迈上延安的“神秘之旅”。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封锁政策，人们对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存在着诸如“共产共妻”等各种负面的猜测。因此，对于赵超构此行，有人庆幸也有人担忧。赵超构父亲赵标生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务必小心谨慎，多看少说，更不要写文章。你们只是参观团嘛！”

赤足结识毛泽东

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从重庆出发，开始了经华北到西北的艰难行程。国民党当局为了让记者团接受阎锡山的反共宣传，偏要绕道山西地盘，以致采访团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到达延安。

宝塔山巍然耸立，延河水缓缓流淌。毛泽东、朱德等专门设宴款待，周恩来亲自给赵超构讲解长达四个小时的《新民主主义论》，采访团还见到贺龙、叶剑英、林彪、王震、杨尚昆、博古等。对于赵超构来说，延安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毛泽东。

那天早上，记者团每人都收到了一张浅红色的请柬，中共领袖毛泽东要会见记者团全体人员。临上车的时候，赵超构发觉自己仓促之间竟然忘了穿袜子，赤脚套着一双新买的凉鞋，显得太不庄重了。他正想回去穿上袜子，但前来接待的同志信誓旦旦地说：“毫无关系的。到了那里，你会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咱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他们来到了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在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引导下，大家走进了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赵超构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才使他彻底放了心。因此，他就坦然地倚靠在土沙发上，依照他平时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一双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约莫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毛泽东与记者团成员一一握手。周恩来请大家在会议桌两边落座，接见谈话会便正式开始。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描述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章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整整持续了三个钟头，先听取毛泽东的谈话，然后由中外记者提问，然后再进行座谈。毛泽东从国际谈到国内，又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整个谈话长达一个半钟头。有几个记者故意抛出敏感话题，刁难主人；毛泽东沉着应对，用几句不经意间的幽默话，便轻松地将对方挡了回去。

毛泽东沉稳自如的谈吐，敏锐的才情风度，使赵超构心生敬畏。他甚至暗自思忖：倘若将毛泽东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都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

晚宴以后，记者参观团人员被安排在大礼堂看戏。赵超构因双耳重听，便拣了个第一排中间靠近舞台的位置坐了下来。他一看节目单，当晚演的剧目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和《草船借箭》四出。

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赵超构正在思考这四出戏是否包含政策宣传的意味，突然发现自己右边坐着一个人，侧身一看，与他并肩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一时间，赵超构感到有点局促，但随即变得坦然。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是下午“坐在主席位上的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他大概是喝了几杯酒，两颊微酡，兴致勃发，不停地递烟让茶，朋友似地与大家攀谈说笑。

毛泽东向赵超构打听两个人，一位是重庆新闻界“三张一赵”之小说大家张恨水，他称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水浒新传》很适合八路军战士看。另一位就是《新民报》记者张西洛，毛泽东说：“那个小张，是否还在《新民报》？你回去后，一定要代我向他问个好！”

赵超构与毛泽东正聊着，台上的好戏开场了。他们饶有兴趣地观赏演出，赵超构自谦说“对于平剧缺少修养”，毛泽东也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都承认“很喜欢看看”。当剧中人物出场时，只见毛泽东时而自言自语，像是对邻座客人发表感想，时而又拍掌称快，倏地环顾四周的客人，然后恣意畅怀大笑起来。

事后，赵超构与人谈起初见毛泽东的感受，他说：“完全出于意外的轻松！”《延安一月》里他这样评价毛泽东：“毛先生是有着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和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谈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

“文人群像”觅真相

在延安，赵超构还提出要见文化界人士的请求。吴玉章、周扬、丁玲、陈波儿、陈学昭、成仿吾、柯仲平、范文澜、李初莉、萧三、艾思奇……这些大后方读者关心的文化人他都要一一访问，一探究竟。

在王家坪朱德将军的招待会上，赵超构向邓颖超正式提出见丁玲的请求。延安方面马上作出反应，在边区政府的宴会上，有意将赵超构与丁玲安排在同一席。可之后的宴席上始终不见丁玲的身影，这更增添了赵超构内心的不解与疑惑。在随后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赵超构终于见到了丁玲。丁玲解释说，因为下雨水涨，过不了河，故而没来出席宴会。

丁玲独特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引起了赵超构浓厚的采访兴趣。端午节那天，赵超构在柯仲平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丁玲，还参观了她的住所。赵超构请丁玲说一说战地生活，她略作思索，就用说书的语调娓娓道来。她介绍了边区文艺运动的概况，一口气讲了好几个战地故事。

这次访问，匆匆一晤，未及深谈，双方都觉意犹未尽。过后的一天，他们又相约“干几杯”。这次，赵超构拉上另一位记者同行，四个人来到新市场“大众合作社”。这是延安最大的酒楼。其实，全延安只有两家馆子，另外一家叫“醉仙楼”。此前，赵超构在“醉仙楼”吃过饭，菜的好坏且不说，那“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一层黑布”，赵超构便不敢再去领教了。

几杯老酒下肚，宾客双方谈兴大增，天南地北，漫无边际。酒添了好几回，茶也添了好几回，话题接着一桩又一桩。最后，话题停留在写作上，他们竟借着酒兴激烈地争论起来。赵超构望着丁玲高谈阔论的样子，想起沿途听到的关于丁玲的传言，不禁哑然。

赵超构要访问的在延安的文化人，虽有些人并未深谈，只是“三言两语”，但留给赵超构的印象却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延安文化人的访问，消除了他过去的疑惑，逐渐了解到了延安文化人生存现状真实的一面。

《延安一月》激风雷

赵超构访问陕甘宁边区写出了1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他是记者参观团中最勤快的一位，从重庆启程仅三天，就从西安发回了第一篇文章《西京情调》，离开古城西安到达临潼时，又发出了《临潼小驻》。从延安回到重庆，正是酷热难当的大伏天，他将自己关在简陋的房间里，挥汗如雨，日夜伏案，奋笔疾书。

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向赵超构施压：“文章可以写，但不准对比。”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赵超构巧妙地与新闻官周旋，打“障眼法”，采用“曲笔”法写作。为此他“每天在编辑室候至深宵，等送检小样取回，斟酌修加”，“虽被删扣之处甚多，因作者处理手法巧妙，仍保留下主要部分”。（方奈何：《张恨水和<新民报>》）其中有篇《延安青年》，终被国民党当局扣压，未能见报。

《延安一月》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前后连载81天。一开始每天只刊登七八百字，后来应读者强烈要求，每天增加版面刊登两千多字。在报上连载完毕后，随即结集出版单行本，成为读者竞购的畅销书。五个月内再版三次，发行数万册，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出了两版。这期间，全国各地的书商还竞相盗版印刷，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手抄本油印本。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著名作家张恨水分别为《延安一月》撰写序言。全书分为两个篇章，即“西京——延安间”和“延安一月”，共计47篇文章。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类。其中用平视的角度撰写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后来成为经典之作。

《延安一月》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窗口，澄清了外界关于延安的种种猜测与传言。赵超构在书的结尾《写完了〈延安一月〉》中说：“我所能够告诉读者的，不过是我所见的延安，只要我不指鹿为马，不颠倒黑白，在我就算尽职了，我不能勉强别人必须同意我的看法，也不能为了别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牺牲自己的观点。”

当时，在重庆、成都两地的一些书店沿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新出版的《延安一月》，《新民报》借助《延安一月》销量大增。1946年，此书在刘尊棋、谢爽秋推介下，还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日本读者推崇它是继《西行漫记》后，又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

《延安一月》就像一盏明灯，指引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从迷茫中觉醒，有人甚至怀惴《延安一月》直奔延安解放区。著名翻译家杨静远当年在武汉大学上学，她在《让庐日记：1941—1945》中谈到《延安一月》：“从胡钟达处借到《延安一月》，看得非常有兴趣。赵超构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托出共产党内幕（也许该说外幕），时时加上他个人主观的感想。他供给我许多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东西。我相信和我同样情形的读者都从他那里找到一个苦寻久觅的谜底。”据《吴敬琏风雨八十年》记载，当时还是学生的吴敬琏，就是读《延安一月》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仿佛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并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的未来之星”。

当时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特地购买了2000册《延安一月》送到延安，受到了解放区读者的欢迎。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处心积虑安排的“西北之旅”，最后竟“坏”在了这个“聋哑记者”的身上。他们对赵超构进行调查，处处施压，说他在“为匪张目”，当了“共产党的传声筒”。

访问延安，对于赵超构而言是他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名不见经传的赵超构一举成名，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