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台历·挂历

在我的少年时代，每逢年末，父亲都会买一本来年的日历，挂在窑洞的墙上。嵌日历的背板，不总是新的，我记得有一块用了好几年，上面是“赶英超美”的宣传画，两个钢铁工人撸胳膊挽袖子，满怀豪情。在保持穴居时代土风的窑洞里挂一本日历，整个窑洞都显得亮堂了，多少透出一些现代生活的新鲜气息。每天早上上学前，我撕掉前一天的日历，开启新的一天；撕掉的那张纸一直捏在手里，舍不得扔。看着那硕大的阿拉伯数字，我感觉自己就像赛场上拿着号牌的运动员。

日历的出现，是新旧时代的分界线。我见过村里一些人家保存的清代的老皇历，平时压在土炕的苇席一角，遇到他人咨询，才取出来查找黄道吉日。这些皱巴巴的老皇历是“万宝全”，内容丰富，年月日仅是其中一项。其实没有皇历，不识字的老农民也可以凭借经验，从日月星辰的变化来感知时间。而日历应该是清末民初在都市里出现的新玩意儿，俗称“月份牌”，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画美女月份牌的画家；一本日历，既是方便生活的物品，也是美化生活的装饰。我曾在一本书上读到翻译家傅雷的一件逸事——傅雷家的日历平时都是由保姆撕的，一次傅雷的夫人随手撕掉一张，傅雷赶忙让夫人用糨糊粘上，以防保姆多撕。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符合傅雷的性格，傅雷做人做事认真到死板的地步，脑子不会转弯。

中南海的西花厅里，至今保存着周总理用过的台历，我几次去西花厅瞻仰，总会多留意一下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在一天的单位时间里，总理要参加的会议、要出席的活动，都用铅笔记在台历空白处，几时几分，清清楚楚。密集、繁忙的国务活动，透支了总理的健康，过去每当人们在电视、电影里看见总理，总会有人说：“总理瘦了。”看着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日理万机”的释义。

年轻时，我曾在一间有十几人的大办公室里工作，临近年底，会去文具店买两样新东西：一样是日记本，另一样是台历。办公桌上的台历每翻过一页，便是新的一天，时日一久，它也成为我随手记录的记事本。万万没想到有同事在背后议论、讥笑我办公桌上的台历，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台历招谁惹谁了？后来才知道，我犯了“僭越罪”——一到新年，机关的总务部门会给每位司局级领导发一本台历，算是一种职务级别待遇。我只是普通干部，居然也买一本台历放在办公桌上，在有些人眼里，实属配置不当；背后议论讥笑，也就不奇怪了。即使知道了这个原因，每年我还是照常换新台历，我的日子我安排，“我命在我不在天”。面前的台历一页一页翻过，提醒我要珍惜时间，科学安排工作和生活。

以台历的空白处为便笺，并非我一个人的习惯。前几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一册《曼晴诗选》，发现书中有一纸便笺，就写在一页台历的背面，时间是1981年10月11日，上面写着：“老康：这本曼晴诗选，是河北出版社责任编者寄来，送给你吧。曼晴同志本人送给我一本了。邵。”我推测这是作家邵燕祥转送给作家康濯的。书为何流入旧书市场？非我所知，但我知道抗战时期，康濯与曼晴都曾在冀中一带活动。我和邵先生通过信，他送给我几本书，我写过书评，他的字迹我很熟悉。前不久邵先生离世了，我很伤心。

多年前，市场兴起“挂历热”，印有山水风景、明星丽影、国画西画的挂历，摆满了书店和市场；单位、个人互赠挂历，成为时尚。有的大单位自印豪华挂历，既能宣传、展示单位形象，又能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客户。有的小学校的老师每年都会收到一大堆学生送的挂历，简直成了“快乐的麻烦”。我有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他每年寄给我一册他们报社自印的小挂历，挂历是按十二生肖的顺序编印的，配上与当年生肖有关的民间工艺、出土文物彩照，小巧玲珑。近几年北京晚报的年轻朋友寄给我的，还是这个可爱的小挂历。只不过现在出版、赠送挂历的风气，已然烟消云散。

每到辞旧迎新时刻，我总琢磨着做点什么才算是应年景。最近这几年，我会去书店选购些台历寄赠亲友，心里想的是让他们珍惜一年的好时光。台历的品类涉及百科知识、名人名言、诗词书画、健康知识、一日一菜等，简直成为实用书籍的一种；我给自己选购的，则是纯粹的台历，每页留有空白的那种。对我来说，伸出手指翻开台历的新一页，便意味着新一天的开始，我又往前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