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一所中学的七千里跋涉

插图：郭红松

【中国故事】

蜀道岩崖，冰冷，坚硬，亮出狞厉的戟刃刺向大西南的天空。1938年夏，溯长江而上的日寇逼近武汉，刚从齐鲁大地迁至湖北郧阳、均县的山东联合中学的三千多名师生，顺着秦岭南坡向这片危峭的群山走来，朝西南腹地流亡。他们要在那里落脚，安放平静的课桌。一路向西，林莽丛生的深山老峪，他们越过，水急浪高的河谷江滩，他们涉过，清冷死寂的荒舍野店，他们宿过，在豫中、鄂西、陕南的土地留下深深浅浅的足痕。近半个中国的山川，因这行走，刻下顽强的印迹。今人向历史投出目光，仍能遥想这次中国教育史上的悲壮远足。

漫漫征途磨砺着灵魂，艰危时世中的师生认定一个道理：只要心中有光明，世界就不会黑暗

七千里长途中，这些不愿做亡国奴的“不屈的一群”，在饥寒中迎送汉江的凄风，忍耐巴山的苦雨，又越过剑门，在苍莽的云烟里行进。战时的穹苍，荒敝的大地上腾起浓烈的尘烟，遮去蔚蓝的天光。生活的困苦，过早地降临到烽火中的少男少女身上。感受时代病痛的他们，仍然顽强地向前迈动双脚。1939年春天，望见宽旷的成都平原的那刻，一张张疲惫的脸上泛起欣慰的笑意。无数眼眸里，喜悦的泪光盈盈闪烁。挽紧手臂的他们，掸去襟袖上的浮埃，庄严的注视中，看那“国立第六中学”的校牌在抗战的大后方挂起。改换的校名，昭示着新的开始。这个时候，满身风尘的他们，回望多艰的长路，耳畔犹响着河边、田埂、山坡、树林间一阵高一阵低的诵读声，默默怀念被饥寒、疠疫和湍流夺去生命，永远葬在路上的同学。这些初谙世情的学生，第一次觉出了内心的疼痛，意识到抵达一个确定的目标须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竹杖芒鞋的师生，做着地理的跋涉，穿行的是兀立于途程上的莽莽关山。

随校远徙的队伍中，有二百多名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的学生，十几岁的孩子，在迁转中开始了人生的攀越。支撑这攀越的，是铁一样的信念。他们从校长孙维岳、国文教师李广田的脸上，看到了坚毅的神情。在汉江边的吕河口，叠涌的浪头像匹匹扬鬃的烈马，脱开缰似的狂奔着。两只大船逆水而上，船身承载很重，粗壮的汉子奋力拉着纤绳，在石滩上弯身前行，淋漓的热汗滴在赤脚踏着的砂砾上，而意气却是那么昂扬，因为运送的是抗敌的军火。师生们霎时受到感奋与促动。李广田的心潮一阵翻腾：“真的，这是我们的大船啊，因为那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族，而在艰难的运输着，是为了打退我们的敌人，而在艰难的运输着。我们的民族，也正如这大船一样，正在负载着几乎不可胜任的重荷，在山谷间，在逆流中，在极端困苦中，向前行进着。而这只大船，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弟兄们，尤其是我们的劳苦弟兄们，来共同挽进。”他和学生们呼喊着，仿佛一阵急骤的风雨似的冲上前，大大小小的手掌一起握紧了纤绳，“我们只是共同拉着，我们的肩并着肩，踵接着踵，有时互相搀挽，有时互相扶持，我们拧成一个力量向前迈进”。这是作为诗人、散文家的李广田写在《西行记》中的文字。他和学生的血脉里，奔淌着红热的血。学生的快乐会使他快乐，学生的笑声会引来他的笑声，闪闪的阳光，在师生们的眼前照出一片明艳，犹如看到胜利的曙色。

“我们一路沿着汉水，踏着山脚前进着。我们的歌声，和着水声，在晴空之下彻响着”，豪迈的意气，飞扬的神采，这哪里是凄楚的流离，这是勇壮的行军。入川路上，学校的狂飙剧团唱得最多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有《伏尔加河船夫曲》。陕南、川北数十个县镇的古庙前，街巷间，河坝旁，都成了搭台演出的场所。悲凄的家殇、深重的国难前，激越的高歌消弭了痛苦的心境。漫漫征途磨砺着灵魂，艰危时世中的师生认定一个道理：只要心中有光明，世界就不会黑暗。歌唱般行走的他们，用意志铺筑了一条飞闪着理想光芒的大道。每人心中都升着一颗太阳，曲折的前路在眼底明亮起来。

多项教学科目中，文学课程特别显出它的特色。从这里走出的学生，诗化的心灵永远向着阳光

国立六中的本部扎在绵阳城内，下设四个分校：一分校在梓潼，二分校在德阳，三分校在新店子，四分校在罗江。罗江城里的文庙、城隍庙和陕西馆，辟为校园。四分校的班底，就是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的学生。“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成了践行的校训。战氛日炽的情势，呼唤战斗的文学，因此，多项教学科目中，文学课程特别显出它的特色。简陋的教室，培养了文学志向，从这里走出的学生，诗化的心灵永远向着阳光。每当晨曦透出云层，窗纸微微泛白时，李广田作词、瞿亚先作曲的济南一中校歌便充满生气地响起：“我们是紫色的一群／我们是早晨的太阳／我们是迎日的朝云／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昂奋的旋律回旋着，激荡胸臆。校内的“铁流”读书会、“野火”壁报社，帮助他们确立了心灵方向。老巷深处的破庙旧馆，孕育着明天的梦。

笃志文学的教师，做着创作的跋涉，逾越的是耸峙于世路上的重重险阻。

抗日初期，避乱异乡的困顿与艰窘，系住了李广田的灵魂。对政治现况的愤懑，对祖国前途的焦虑，使他的授课充满忧患意识。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革命理论成了滋润心田的甘露。静夜中，李广田在油灯下研读，细小的灯芯放出微亮的红光，转瞬化成抗敌的激情热烈地燃烧，他以奋起的姿态扑向光明。从李广田那时的作品里，听得见救亡图存的疾呼，看得见针砭浊世的严词。因此，卞之琳称他的散文“言语中自有战斗性”。这招来某些人的非难与忌恨，逃脱不开的厄运很快逼临：教职遭解，被迫离开四分校。此时，李广田没有陷入消沉，却用充溢哲学意味的诗句消解心头郁积的牢愁。搏击生命风浪的他，心决不会叫尖硬的现实碰碎。辞行那天，熟悉的山水静静地相送，依恋的目光默默地投来，护佑他一去难返的远行。

怀着复杂心情告别罗江后，经卞之琳介绍，李广田去了叙永，到西南联大分校任教，开始了五年的联大生涯。

那个春天，一同遭到校方解聘的，还有陈翔鹤。乍闻这消息，他的心立时一沉，很快就淡定地压住了怒气。苦难的年代锻造坚强的灵魂，无可奈何的伤心之言在陈翔鹤嘴上也是听不到的。新文化运动中，身为沉钟社的重要成员，风涛中顽韧、诚实的挣扎早已历练了他。

尘路茫茫，李广田、陈翔鹤毫无畏葸。新的人生跋涉在远方等待，他俩迈开沉毅的步子迎了上去。果敢与决绝，来自滚烫的誓愿——守护教育良心，深怀文学抱负。

人是难以超越时代的，而这些经历磨难的知识分子，担承着所处时代赋予的使命，倾注心力让那段极易沦为苍白的光阴变得丰盈，变得多姿，变得壮美。那一代中，产生了一批如罗曼·罗兰所说“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永载光荣记忆的校史馆，像一尊昂仰的碑碣，高高矗立在江波映衬的玉京山上

八十个冬春，逝水似的过去了。罗江城的衢巷间，早已难觅四分校的故址。世事迁流繁变，改换了曾识的旧貌。不忘这段史实的人，择地建起一座国立六中罗江四分校校史馆。对于往昔的纪念，落在一木一石上。患难中凝成的坚卓意志，冲破岁月和地域的阻隔，成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这里虽然不是从前真正的校园，却弥散着当初的亲切气氛，长久暌离的人也能意识到彼此的存在。

校史馆筑在临江一座名为“玉京山”的峻极处。山有一点险，傍水的崖石，叫谁劈了一刀似的，直直地断下去，一团傲气，端详得深了，战时学子的铮铮风骨犹可呈现出来。密实的青瓦罩严两坡水的屋顶，像是贴上层层鳞片，南北坡面在饰花的正脊处斜垂，出檐遮住门窗前一道漆柱排立的长廊。白墙壁、黑栏杆，敷色古朴，在四围环簇的楼台中，倒有一种不凡的气象。校园生活的痕迹消失在时间深处，唤起人们记忆的唯有这朴素的双层楼屋。这座能够让人在追忆中遥闻书声、歌声与笑声的建筑，恰能表现抗战历史的一个真实侧影。我从这一个房间望到那一个房间，午后的日光照来，把屋内耀出一片灿亮，就觉得李广田、陈翔鹤、方敬这三位教学的主角，仍在讲台上口授指画，在排排课桌之间走前走后，慈蔼的目光落在一张张比花朵还艳的面庞上。僻陋的乡间学舍中，传道授业的他们抱定心愿：要使战时的教学充满时代意义，也要叫孩子们在爱的眷注下成长。赤子之心坚定地向着未来的中国。

烽火中的跋涉，让师生们一齐找到了心灵的相契点。很长的日月过去了，许多走近这里的人放轻脚步，在静静的窗口前停住身子。窗棂上的玻璃反射着炽亮的光线，仿佛从心里闪出来的，如同教师们当年灼灼的眸光，前来的人便用眼睛送出敬意。这中间的多位老者，曾是四分校的学生，尽管在风烟中走散，却没忘却自己的出发地。每次回来，都会让深切的追怀撩起美好的感受。心灵的光束下，封冻的记忆慢慢融化。

李广田写过一篇悼念朱自清的文章，中间有这样几句：“朱先生总在不断地进步中。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也推着时代向前走；他不但随同青年人向前走，也领导青年人向前走。”此种楷模的力量，在四分校多位教师的作为上一样显示着。

我知道，李广田、陈翔鹤、方敬几位教师永远回不到这里了，留存的形象和作品却要胜过寻常的归来。或许他们从来不曾离开。只要看看摆放的胸像或者照片，还有展陈在橱柜里的作品集，你便觉得，他们并未向昨天告别，一切都是新鲜的，没有成为往事。每当夜色深了，游人的影子也已远去，四围渐渐安静下来，他们就会坐回亮灯的桌前，拿起笔，接着写起各自的小说、散文或诗歌，在文字中展开对板荡时代的描述。心的阵阵搏动，在寥廓夜空迸响巨大回声……我的这些非现实的想象能满足情感的渴求，它浪漫，所以也诗意。这种美好的感觉，只有梦里才有。在跟胸像与照片的对视中，我和他们用眼神交流着。潮润的空气缠绕着思想的羽翼，无边的夜色里，恍若颤响一种声音，心灵的声音。那个瞬间，包围我的只有暖暖的暗示：自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好像能感应到熟悉而温煦的气息，听见从胸膛发出的响亮的心跳。年月远去，只有他们选择坚守，并使生命常青。

李广田、陈翔鹤和方敬，是落在这片多情土地上的籽粒，扎了根，吸吮甘甜的汁液；开了花，摇动鲜丽的光影；吐出香，化成梦中的希望，幽微地飘散于赤热的心野。教学之余，他们用坚韧的创作，在人生的世界和文学的世界幻出灿艳的光彩，证明一个文化古国的精神传统，是不会被灾厄灭绝的。

他们的创作，留着罗江的影迹。浅水平沙的旁边，泊岸的点点船只，碧油油的菜园，到处流水成渠的稻田，加上南门外高丘上孤峙的塔身，濒水一望，江城景色与物事，提供了新异的创作灵感和美妙的文学情境，后人能够从他们的文字中找到这座川西县城的影子，发现创作同这片热土的联系。大西南的现代文学珍藏里，有他们留下的经典。经典之所以不朽，在于它经过阅读的检验，更因其奠定了无数新作品的基础。一棵根系发达的树，足可衍生蓊郁的森林。

陈翔鹤、李广田和方敬鼓励西迁来此的山东学生把流转过程写出来，不使这些珍贵的亲历一天天遥远、模糊，最终被时间覆盖，也可说不让此次西行的印迹随流年湮没。学生们照做了，记下发生于转徙途上的故事，并且编印成十万字的文集《在风沙中挺进》。翔实、厚重的记载，依凭语词的力量，将记忆的碎片连缀成一个结实的整体，进入公众视野。陈翔鹤为这部珍贵的史述撰序：“这十七位作者，是‘已经睁开了眼睛’，以后要再使他们闭上眼睛，那一定是颇为困难的了。”从这字句里，读出的仍是沉钟社的勃勃意气。

“罗江”县名的出现，是能够从一条莹澈江流上找来一些根由的。江之源，可溯至龙门山脉的泞灅二水，流到城北云盖山下，聚而傍城南去，鳞波脉脉，轻漾如罗纹。意境之美，真是“清淡中姿媚跃出”。明秀的山水，最宜散文那般去诵读，诗歌那般去吟咏，看一眼，腹中就尽是锦绣了。我浮想得出，往来川陕道上的卞之琳、周文、沙汀每从罗江过身，和李广田、陈翔鹤、方敬这几位呼吸过未名湖畔空气的北大学人朝着川西胜概拍栏而歌的情景。诸君当然会谈起延安，为抗日根据地的新貌欣然动情；而在李广田和卞之琳那里，忆起汉花园中的读书岁月，泪光闪动的一刻，大约会唤出何其芳的名字。

此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也望着凝碧的江身，澄明的波影向远方飘去。静默的水流在心胸激荡着大江大河那般浩瀚的气势。比起从前，跨江的太平廊桥新葺过，亭阁的翘檐下，乡民络绎过往，飞出阵阵谈笑，江景因之妖娆。往事悠悠地来，又悠悠地去，故人的音容却愈觉清晰了。半空中恍若轻响着歌声，战时的歌声。

贺敬之曾这样讲：“国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时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发地。”在贺敬之和他的同学眼里，永载光荣记忆的校史馆，像一尊昂仰的碑碣，高高矗立在江波映衬的玉京山上。繁茂的山林把它深情地拥在怀里，仿佛清湛的水浪托举远航的桅帆。银白的帆影飘闪着，撩起那么多的忆想，那么深的意绪，那么浓的情愫。凝望它的人，听见了历史走过的声音，会在心里轻轻哼起昔日的校歌，宛似回到逝去的年代，感触一颗颗灵魂的跳荡。

创造的洪流向前奔涌，挟着沉雄持久的浪声，汇入历史的巨澜。无论什么时候，你来到这里，都会看见先行者凭借强大的民族自信创造的文化精粹，每天放射出新的光华。前辈抵达了事业的尽头，也刻下新起点的标识，召唤后人向尚未开辟的领域拓进。永无休止的跋涉，注定伴随奋斗者的一生。

深深的皱纹会减去韶秀的风华，你依然确信，世上终归有耐得过时间的东西，那是在流光中盛开的花朵。

（作者：马力，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