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百家》2020年第9期丨霍俊明：罕见的雪正从天空落下

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乡村和亲人们中间，总是会想起一年冬天我和父亲在野外林边锯树干时一场罕见的雪从天空落下……当然，这一切只能是在回忆或者梦中复原的。确实，幼年和童年记忆对于写作者来说非常关键，那是安置精神自我之地，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尤其是在时代发生了不小变化的时候，幼年和乡村已经成为了过去时的历史，它们也成为个人生活史中最不可替代又永远不能被抹平的部分。

1

我出生于河北东部的一个极其普通而贫穷的村庄。这里是典型的平原地区，北面大约二十几华里就是燕山余脉，村子南面几百米就是北京通往东三省的铁路。列车从北京首发，然后经过北京东站、通州、蓟县、玉田、丰润、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然后开往葫芦岛、锦州……这条铁路以及绿皮火车使童年的我充满了好奇，那时我经常和玩伴站在铁轨的不远处近乎目瞪口呆地看着火车呼啸远去。而我第一次坐火车则是到了1991年春天，拿着硬卡片的车票，我和父亲进了车厢，里面空气污浊，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一个中年妇女将腿搭在对面的座椅上，将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那时，我以往对火车的好奇感遽然消失了。

浭水，是我丰润老家一条河流的名字，自东向西流淌。据传，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被金掳掠北返途经浭水河，两位亡国之君凝视西流的河水无比心酸地慨叹：“凡水皆东，唯此独西，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此后，浭水易名为还乡河。而对于时下的很多人而言，似乎都宿命性地走在一条“还乡”的路上。而这还不只是语言和文化根性层面的，而恰恰是来自于现实的命运。几十年来对于这条故乡的河流我倍感陌生，尽管儿时门前的河水在大雨暴涨时能够淹没那条并不宽阔的乡间土路。甚至在1990年夏天的特大暴雨时，门前的河水居然上涨了两米多到了院墙外的台阶上，长了十几年的白杨树竟然被连根拔起而交错倒在水中。那年我15岁，似乎并没有因遭受暴雨和涝灾而苦恼，而是沿着被水淹没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村外抓鱼。在印象里，儿时的村子里有很多河道，水源充足，家家户户都种水稻。我家门口就有一条河，绕村向西汇入还乡河。家门口左侧十字路口位置就是一个光滑的石板桥，那也是童年时经常嬉戏打闹的地方。如今，河水早已经干枯，只留下了河床的尸体。

80年代初的冬天冷得要命。在华北平原冀东大地的一个乡村里，一群少年穿着由母亲缝制的脏兮兮的棉袄、棉裤在墙角瑟缩成一排。他们将双手插在袖子里，矮小的身体互相撞来撞去借此取暖。此时正值寒冬，他们呼吸的白色哈气在同样低矮的教室外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气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今，校园已被拆除，片瓦无存。校园背后的巨大水塘早已枯干，那个因为儿子和媳妇不孝而跳河自杀的婆婆早已被乡人们淡忘。

在我的记忆中，1985年前后，我所在的村庄以及附近几个村庄开始出现大量的私人砖窑厂。那些每天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成为乡村最高、最惹眼的特殊建筑。谁都不会想到，多年之后的一个大雨天，我的堂兄替砖窑厂主清理烟囱时不幸坠落身亡。那是2019年，我的堂兄56岁。

我至今仍然无比清晰地记得在那天大雨中母亲高声而焦急地给我打来电话的情形。

红花结莲蓬，白花结藕

北方一场暴雨

我在回程的火车上

母亲打来电话

她好久没主动打电话给我了

她问我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上

她声调突然高了许多

像年轻的时候

她在傍晚扯着燃烧的嗓子

喊我回家

她让我没事少出差

显然她刚看到了新闻

西南地震，南方台风

是的

此刻我正在暴雨中

她突然说

你堂哥没了

老板给他一百块钱去清理烟囱

雨很大，掉下来了

这时已是黄昏

此时我没有感受到

车窗外面的雨是热的还是冷的

时间再拨转到80年代中期。整日里大汗淋淋地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工人大多是村里的壮劳力，也有来自内蒙赤峰、广西柳州以及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外乡人，每天皱巴巴的少得可怜的毛票却让他们笑逐颜开。父亲曾经当过村里的会计、生产队队长、兽医，还曾经到辽宁本溪做过一段时间的“盲流”。那时家里太穷，除了种田，父亲还得找机会贴补家用。他还曾经走街串巷卖过两个月的冰糕，但是因为乐善好施冰糕基本都送人吃了。有几次放学回家，父亲从冰糕箱中拿出已经化掉一半的冰糕给我吃。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放学后我和伙伴到砖窑厂的工地上去看父亲的情形。父亲正在大汗淋漓地挖土方，挖出来的土堆得很高，本来就个子不高的父亲被土给遮住了，只能看见时时上扬的铁锹。那些外乡人就住在烟熏火燎、乌烟瘴气的砖窑厂旁搭起的简易窝棚里，在少有的工暇之余他们开始寻找娱乐和轻松事。青年男女们互相打闹，有的闹着闹着就生了孩子。那些略有姿色的外乡女则纷纷找个当地人家成亲落户。

我的内心时常为这样的场景所震动!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无名山顶，看着那林立的砖窑厂的巨大烟囱、长年不息的炉火和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能是茫然无措……

2

2009年冬天，曾经无比干旱的华北平原下了三场雪。在雪后，我要重新回到北京去。

在一个漆黑的早上，村里寂静无声。此刻风正吹来，抖落树上的积雪，我要步行到小镇上去乘坐公交车到县城。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前天夜里就说要送我，我坚决反对。因为白雪不仅覆盖了大地，而且道路上结了厚厚的几层冰，路面滑得很。万一母亲摔倒，我可承受不起。后来，临睡觉时母亲似乎妥协了，说送我到村口。一大早起来，外面黑漆漆的。父亲烧火，母亲在做饭。炉火闪亮，爸爸早已秃顶的头部此刻闪着红色的光。饭后，我拿着行李出来。母亲在前面打着手电筒，到了村口我让她回去，她说再走几步。结果，我不断劝，她不断说再走走。就这样，母子二人在茫茫冬夜无比光滑和危险的冰雪路上蹒跚前行，那微弱的手电筒发出的光亮让黎明前的时刻更加黑暗。就这样我们穿越了另外一个村庄，实际上再走几步就要到镇上了。我执意让母亲回去，她最终答应了。回首来路，我能够看到在高大的杨树下是我曾走过无数次的田间土路，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在缓慢地移动。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小心翼翼地走路，她的世界只有远行的儿子。直到看不到手电筒的光亮，我才继续在冰雪之路上赶路。

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对村庄的记忆是欢乐而温暖的，尽管那时几乎过着朝不保夕的穷苦生活。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几乎总是奔跑在田野、沟渠、草垛和庄稼地里，每天都是疯玩。有时爬树摘桑葚、黑枣、榆钱、槐花，顺便也掏掏鸟窝——很多时候鸟窝都是空的，甚至还爬到别人家的屋顶上去。田野和乡村给我提供了很多人生的直接经验。那时地里的野菜到处都是，种菜、种庄稼都还不用农药，所以地里的杂草要靠人工拔除。有一次，妈妈让我去挖一些野芹菜回来。我拿着一个竹制的簸箕就去了村外，不一会儿就端回来好多“野芹菜”。妈妈看到这些“野菜”扑哧一声就笑了，说，弄错了，这不是野芹菜，野芹菜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悻悻地又来到村外，终于找到了那些真正的野芹菜。有一次父母在地里晾晒刚切好的红薯干，我放学回来，玩着玩着躺在田垄沟里不知不觉睡着了，睁开眼看到的是黄昏时刻漫天的云霞，微风从我的衣领吹进来。躺在土地上的那一刻，直到今天都既真实又恍惚，但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真真切切的。有一年家里种了三四亩地的谷子（古时称为稷、粟，俗称小米），为了防止麻雀偷食我还煞有介事地扎了几个稻草人，但是基本不管用。于是，我和哥哥、表兄以及堂兄轮流在谷子地里看守，拿着长竹竿轰赶麻雀。傍晚时分该吃饭了，我自告奋勇地留下来，他们先回去吃饭。当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寂静中的恐惧，不远处的几棵树仿佛成了张牙舞爪的怪兽。当哥哥他们吃饭回来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乡村黑暗、沉寂和恐惧的一面。

有一年天寒地冻的时节，七八岁的我跟随父亲到村外挖树根，那时冬天特别冷，家家户户都得烧炕、烧炉子。我必须承认，童年时期中那个难忘的午后和黄昏一直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它还在不断地蔓延、生长。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村里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集体劳动，日子过得紧巴巴，到了冬天根本没有煤烧，只能靠自家想办法。冬天的午后，父亲赶着马车——马和车都是借来的，车上坐着我以及镐头和锯子、绳索。乡村土路很不好走，随着车辙的深浅不一，马车也程度不同地摇晃，最终我们来到了村外空旷的田野。这里是冀东平原，灰蒙蒙的燕山余脉横亘在不远处。一片新栽的树林显得弱不禁风，而长了十几年的老杨树只剩下了一个个矮矮的树桩。父亲早早就盯上了这些树桩，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力气。那时的父亲身体健硕，肌肉是古铜色的。冬天的冻土简直太坚硬了，镐头刨下去时会崩溅起很多坚硬的土粒，崩到脸上则是灼烧般的疼。如果你坐在地上，屁股会感受到如尖利岩石般的冷和硬。更多的时候，是我坐在地上喘气，父亲则用镐头一下一下地刨着板硬的土地，随着时间流逝，深埋于地下的树桩以及纵横的树根渐渐袒露和清晰起来。在寒冷中我闻到了杨树根部新鲜的气息，尽管它们已经死去了。我甚至着迷于那些木屑以及树干断裂处所散发出来的清新的气味。父亲一直在出汗，他穿着的棉裤、棉袄被汗水的热气蒸腾着。瑟缩的我看到的是一个浑身冒着白色热气的父亲，他后来干脆脱掉了棉袄赤膊上阵。有时，我和父亲坐在地上，各执锯子的一端，双脚抵着树桩。我在父亲的指导下不断调整着锯齿的角度和方向，那些细小的木屑不断地堆积又不断地被风吹散。我穿着的棉鞋已经破损露出了脚趾，一些木屑落在鞋里和脚丫缝儿里，有些刺痒，有些温热。那时农民是不需要到集市或商店买鞋的，都是由家里的女人亲手制作，我的鞋子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母亲的针线活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她还会做一种适合小孩子穿的老虎鞋。我至今仍记得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针纳鞋底的情形。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累得接近虚脱的我躺在地上看着夕阳斑驳的亮光。当凉冰冰的东西突然落在脸上，我才发现自己刚才竟然睡着了，已经下起雪来了。父亲拍了拍我，他已经将大量的木柴装上马车并用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那匹枣红马在白雪的冷雾中喷着响鼻，我注意到它的长睫毛、鼻孔和鬃毛已经粘满了冻结的雪花。

后来，我把这个难忘的场景写进了一首诗中——

燕山林场

当我从积重难返的中年期抬起头来

燕山的天空，这清脆泠泠的杯盘

空旷的林场，伐木后的大地木屑纷纷

那年冬天，田野深处的树林

确切地说面对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树桩

我和父亲坐在冷硬的地上

生锈的锯子在嘎吱声中发出少有的亮光

锯齿下细碎的木屑越积越多

而父亲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那时，罕见的大雪正从天空中斜落下来

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读诗，所以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是感到诗中所记述的场景如此真切而又恍惚，甚至有些不真实，好像它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用文字记述或者选取它们只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段记忆，试图挽留那些已经彻底消散和逝去的光阴。

3

几十年后，面对干涸的故乡，一个异地生活的中年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真实的。

家门口就是小河，尤其到了夏天，水几乎都溢出来了。那时的雨水特别多，雨后的蛙鸣几乎响彻了那个时期乡村的夏日夜晚。它们一整夜不厌其烦地叫着，此起彼伏，似乎是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歌唱比赛。

那时，我的梦中世界也如雨滴一样闪亮。

河边有高大的芦苇，那时下河摸鱼、捞虾、挖河蚌、抓泥鳅是常有的事，甚至有胆子大的小伙伴会抓青蛙——而我从来不敢触摸它们滑腻腻而又凉丝丝的身体。更有一年夏天，非常奇特的事发生了。夜里，母亲突然起床，因为她听到蚊帐外一直有沙沙的声响，待打开灯一看，原来是几只河里的大青螃蟹爬到屋里来了——那时农村的屋门基本是不关闭的。夏天天热，有时就爬到大树上去乘凉，晚上就睡在院子里马厩的棚顶，还能看看星星。那时天天都是满天星光，还有一道极其显眼的天河，空气真是好得不得了。

小时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那时乡村的院子太安静了，而安静和喧嚣实际上是可怕的孪生兄弟，哪个时间长了都会让你承受不了。雨顺着房檐流下来，在地上溅起一溜儿的水花儿，那时雨多且大，有时候会看到青蛙或蟾蜍在雨水中几乎静止不动。在一场暴雨即将到来之际，那么多密密麻麻的芝麻粒大小的蚂蚁正忙着赶往它们的洞穴或藏身之所。多年后再想想，当我蹲下身俯视蚂蚁的时候，未尝没有什么更为庞大的事物正在俯身看着同样不值一提的我。你并没有比任何动物和植物更具有一种优先权和豁免权。唯一不同的是人安慰自我的方式更为多样，这时候诗歌就具有了充足的证明自身合理性的理由了。

童年对我来说就是游戏的乡村生活以及艰苦异常的农业劳动。那时的生活，确实非常穷苦。父母都是极其普通的农民。母亲极其聪明，可是因为那时农村典型的重男轻女，母亲没有上过学，但是凭着自学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母亲身强体壮，集体生产的时代母亲是劳动能手，一般的青壮年男劳力都比拼不过母亲。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母亲的好多奖状，其中就有“三八红旗手”。因为心灵手巧，父亲几乎会各种手艺，比如画画、写字、裁剪、木工活计等等，在后院的墙壁上他曾经临摹过一幅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他天生的嗓子好，尤其擅长评剧小生。1968年，村里来了几个城里下来的知青，据说一个女知青看上了父亲。当时他28岁，在农村已经算大龄未婚青年了。女知青要和父亲谈恋爱，却被他拒绝了，原因自然是家里太穷不能耽误了人家姑娘的前程。记忆中，那时的父亲还是一个赤脚医生，经常给村里和隔壁村的大小牲畜治病。他医术高，人缘好，看谁家拿不出医药费他也就不再要了。记得一年村里闹鸡瘟，那时是夏天，父亲从镇上兽医站领了疫苗，晚上挨家挨户地打防疫针。父亲背着一个兜子，里面是疫苗。我拿着一个大号的手电筒，跟随父亲转遍了村子里的每一家。鸡在晚上尤其安静，手电筒照过去时它们一动不动。父亲拎起一只鸡，我用手电筒照射鸡翅膀下面的部位，父亲将会在那里下针。

至于穿衣吃饭，就一肚子苦水了，一年到头也吃不到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招待亲戚，我和哥哥才能在大人们都吃完之后吃点残余的肉渣。那时几乎天天都有饥饿的感觉，甚至上学路上看到奔跑的鸡都想抓过来烧着吃了。那时，我的二叔养鱼、养鳖，每次看到有人到他家鱼塘买鱼我都羡慕得不行……甚至我曾经跳进爷爷的院子，从窗户爬进屋偷吃了一瓶水果罐头。从院墙跳出来的时候刚好撞到了爷爷，他精瘦得很，留着一把白胡子。他开过私塾，做过“先生”，一年到头都拄着一根拐杖。看到我翻墙出来，就觉得没好事，他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多年后我仍对这个细节反复回味，他拿着拐杖指着我，而我早就一溜烟跑掉了。

4

我儿时命弱，经过了几道鬼门关，最终都是死里逃生。

一岁时，也就是1976年，我出疹子，浑身上下就像一块红布。母亲和父亲交替抱着我步行到几公里外的乡卫生院，但是医生束手无策，因为脱水严重根本找不到血管。那时母亲蜷缩在医院的角落已经对我的生还不抱希望了，一直在哭泣。说来凑巧，唐山市人民医院的一个主治医师从北京开会回来经过我们小镇吃东西时食物中毒，正好在这里打点滴。看到前面的医生们慌作一团，她过来问明情况，接着拿手术刀把我的头发剃了。她用力拍拍我，我就哭了起来，青筋暴起，血管就很明显了。在她的帮助下，我终于度过了难关。没过多久，唐山大地震爆发，那个主治大夫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当天，母亲抱着我从窗户跳到院子里。后来上小学，在河里游泳差点淹死，是同村的霍红星一回头看见我被淹了连忙呼救，几个人把我从水底捞上来。躺在河岸上，我不停地吐着浑浊的沙子和水，而我的身后就是故乡的坟场。2018年，发小霍红星出了车祸，人已经没了。

那时上学倒是轻松极了，我比班上其他孩子的年龄都小。上学都是走路——那是真正的“田野教育”，中午回家吃饭，晚上也没有自习，回家后就是疯玩。五年级和六年级是在隔壁村的中心小学，照旧是走路上学。小学毕业那年我居然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整个学校只考上了两个。上中学是寄宿，我非常不适应，每周末回家我就不想回学校了，声称身体各种不舒服，有一个学期我居然旷课一百多个学时。初中和高中我根本没有所谓的升学概念，还是贪玩，高考前我又出了意外在家养病一个多月。1994年夏天，我考上了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即后来的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家里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父亲和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为我凑学费，父亲一夜之间嘴巴里外都是火泡，而当时很多亲戚却袖手旁观，我那时也渐渐领略了人情冷暖。该年9月1号，表兄送我去唐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巴士离开乡村去城市。毕业的时候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当时整个年级168人，优秀毕业生的名额总共才8个。在此前，每年的优秀毕业生是可以直接保送到河北师范大学的，可惜那年却没有保送这回事了。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乡镇高中做了三年多的中学老师兼学校教务处的考务和图书管理员。

一个黄昏，我隔着办公室的毛玻璃望着窗外那棵百年的绒花树（合欢树）正开放着一层一层红色的花朵，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我决定不能在这个学校耗一辈子，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考研究生。之后就是停薪留职，孤身一人前往石家庄。当时我的情况有专门的规定，要回原籍所在地报考研究生。我在1999年冬天回到了冀东平原，准备即将开始的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冰天雪地中迈进院子的时候，我感觉一切都很陌生。一进屋，儿子正坐在炕上吃东西——他刚刚学会摇摇晃晃地走路（因为走路不稳磕碰了一下导致脸颊现在还有伤疤），流着鼻涕，小手漆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看到我了。他还不会说话，看着我愣了两三秒的时间，好像认出了我是他爸爸，赶忙把手里攥着的黑乎乎的东西往我嘴巴递过来。当时的情形你能形容吗？我深情对家人的羞愧，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考不上，一切都不堪想象。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因为路面冰雪太滑，我从村子北面开始穿越积雪覆盖的麦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当时我要去镇上坐巴士。走着走着，突然从西边跑过来一只草黄色的野兔，蹦蹦跳跳地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我是1975年春天出生的——属相是兔子，在看到那只兔子闪过的一刻，我只是想，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暗示。后来我才读到了米沃什的那首名诗《偶遇》：“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 /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着它 // 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 哦，我的爱人，它们在哪里，它们将去哪里 /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 /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惑。”（张曙光译）

多年后我对这只兔子仍然难以释怀，就写了一首诗《人形兔与一只野兔的相遇》作为对这段往事的特殊怀念。

多年后回想起来

那时经历的一切都仿佛是预先安排

不可见的手

同样不可见的旋开黄昏的按钮

走出家门的时候

已是大雪封路

母亲说百年都未一遇

冷亮的乡村雪路

闪光碎片和空旷的白瓷杯盏

我穿过厚雪积满的麦田

一只野兔的草色身影

在眼前一闪

多年后

我仍然感激那只野兔

在冬天的旷野与它偶然相遇

它就像我的前世或来生

我出生在1975年

一只化身人形的兔

那时我还未来得及多想

它蹦跳的身影已经不见

杨树上随风抖落的积雪

恍惚是时间的睫毛微闪

但最终还是幸运的，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跟随陈超老师读研究生，而我也是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历史中唯一自己带着档案去招生办的——我所在的县教育局偷偷扣了我的调档函而导致我的人生差点被改写。

2013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和发小一起还乡，从北京到河北的高速路上大雾弥漫，伸手只见五指。朋友身子前倾，眯着眼盯着前方。汽车从玉田县的高速路上下来，缓慢行驶在开往老家的二级公路上。我对几十年来熟悉的地方竟然感到陌生不已。这种感觉竟然与同时代的小说家徐则臣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主人公初平阳的还乡路如出一辙：“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的又坐了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原来，现实与虚构有时候会惊人地巧合。

那个黑夜，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还乡的路”竟然和“异乡的路”是同一条路。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现工作于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编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年度诗歌精选》《天天诗历》《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