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光（外一篇）

父亲于我，亦慈父，亦严师，亦谠友。而今三者皆去，痛复何如！

——题记

清明前夕，因为扫墓，我又回了一趟老家。

扫完墓，天色尚早，小弟领我去看老屋场，意欲把它拾掇一下，沿界址砌一垛矮墙，整理成一个菜园，一来好歹派上用场，二来恢复一些生气。这无疑是一个好主意。老屋场位于村子中央，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都是村里最热闹的所在。特别是夏日的午后，大家端了饭碗，围坐在门前的石坪上，交换菜品，讲古打趣，山南海北，无拘无束，真是快活如神仙一般。后来，村子渐渐空心化，老屋场于是日显衰颓，终至杳无人迹了；那座四扇三间两进的木架子老屋，也在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家搬了新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去年初夏，因为老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严重危及过路人的安全，母亲终于下了决心，让小弟喊人给拆掉了，变成了如今这个瓦砾场，在周围林立的高楼间显得十分寒碜。但在我的心中，它始终是我儿时的乐园、避风的港湾。

此刻，我就站在这片瓦砾场上。天正下着小雨，气候湿冷无比，四周空蒙而静谧，恰似一幅写意山水。风微微地刮着，雨细细地下着，雨点落在瓦砾上，能听见沙沙沙的声音，像春蚕在争啃桑叶；它们又在瓦砾上跳跃，活泼泼地，升腾起一阵阵的雾气，似柳絮，似薄纱，又似轻烟。望着小半个身子埋在瓦砾堆里的那口硕大的石水缸，突兀而孤独地立在那里，刹那间，我的记忆之门被打开了，父亲清瘦而和善、慈祥而坚毅的面庞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泪水竟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总结起来，父亲这辈子很有点宿命的意味：奔波一生，却老死乡野；劳碌一生，却家无余财。但他又是幸运的：生于乱世，竟无生命之虞；早年困顿，终免清算之祸。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原先祖上还留了些田产，但爷爷并不善经营，又喜排场挥霍，前后娶了四个老婆，也花费了不少钱财，因此坐吃山空是迟早的事。尤为不幸的是，父亲不到6岁，生养他的娘就死了，12岁上田产已被变卖一空（却是不幸中的万幸）的爷爷也撒手西归，丢下两个弟弟就由他拉扯长大（长兄是不大管事的，长兄讨亲还是父亲帮忙置办的彩礼、张罗进的门），可想而知他所经受的苦痛与磨难。虽然如此，父亲的脸上却从未表现出忧戚之色。他总是那么乐呵呵地对人，那么乐呵呵地做事，似乎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民国年间，父亲在隔壁寨背村八老爷家帮长工，也从不吝啬身上的气力，什么粗活重活脏活都抢着干，深得八老爷的喜欢和看重，其他人都是做短工，惟有父亲是固定的长工，所得的报酬也比别人高很多。据说，八老爷的女婿，也就是威名赫赫的民国总理——段祺瑞还曾经送给他一只手电筒，锃亮锃亮的，一拧开关几百米外都照得见，煞是神奇。十数年间，他就靠帮长工养活了兄弟几个。

解放后，父亲学了石匠，接着又娶我母亲进门，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俗语有云：“石匠师傅叮叮当，讨个老婆冇裤裆。”事实似乎也是这样。虽然父亲的手艺远近闻名，带出身的徒弟至少五、六十个，跟他学过徒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家里的生计始终没有大的起色。父亲农忙时就在村里挣工分，冬闲时就出外找石匠活干，每天起早贪黑、屋里屋外地忙活，也换不来家里人几天温饱，仍免不了左支右绌。家里大部分年景都是这样度过的：先吃半年红薯，又吃半年薯米饭，中间杂以咸菜稀饭。犹记得，我考初中那年，开考那天早上，母亲为了讨个吉利，也为了我有力气参加考试，特意给我单独蒸了一碗米饭、两个鸡蛋，我吃完后美滋滋地上了考场。下午考完试回家，揭开锅盖却只有照得见人影的稀饭，顿觉委屈万分，赖在地上哭闹打滚，非要母亲到邻居家去借米（其实母亲已经去借过了，也没有米），母亲逼得无法，把我暴打一顿才算完事。因此，我们兄弟几个基本都是听着“石匠师傅叮叮当，讨个老婆冇裤裆。”这句顺口溜长大的。也因此，只要谁提到我父亲是石匠师傅，我就觉得脸上无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样的窘境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改变。先是，父亲四处当包工头，后来又承包了生产队的橘园，都颇挣了些钱。此外，田里、圷里的耕作也抓得非常紧。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虽然比不上那些万元户，但至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属于村里最早一批拉上电的人家。至今记得，父亲有天晚上回家，打开一个蛇皮袋给母亲看，里面是几摞十元大钞，估计总有上万吧，差点没把母亲吓晕过去。父亲只说一句：“放心，这些不是黑心钱”，就起身抓起扁担挑水去了。其实，父亲挣钱靠的不是精明，靠的是眼光和为人。比如承包柑橘园，当时别的村民都在犹豫，但是父亲因为看准了政策，他就敢于出手。又比如承包工程，则主要是靠他的实诚，无论对发包单位的领导，还是对自己手下的员工，他都以诚相待，绝不欺瞒。工程是要绝对保证质量的，绝不赚亏心钱，也绝不让人家为难；所得利润是要大伙平分的，绝不克扣一厘，也绝不多拿一厘。因此，父亲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称许；凡是和父亲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不把他当作朋友的。虽然村里人对我母亲有些怨言，但对我父亲却众口一词，认为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这是殊为难得的。

父亲最让我感佩的是他的坚忍。他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会焕发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当一般人还认为读书无大用，不如早点回家种地、早点结婚生子的时候，父亲已经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智力投资，更是一种价值投资。他有一句话是天天挂在嘴上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不仅这样说，更这样去做。即使在八十年代初家境还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投入也是从不吝啬的，坚持供我们四兄弟读书。为此，父亲没少受村里人的奚落，特别是当我大哥连续“八年抗战”而未能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身心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丝毫没有气馁。他还和村里另外一个大伯（他的儿子也是考不上大学，一直在复读）结成统一战线，互相鼓劲，互相打气，互相支撑，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后来，在大哥已经结婚生子，仍提出到长沙求学的时候，父亲没有加以阻拦，而是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嘱咐大哥只管安心读书，不用操心家里的事情。事实证明，父亲的抉择是正确的，四兄弟当中我和二哥先后考上了大学，大哥读了自考大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长沙安了家，小弟读了高中后参军，并在部队入了党，如今靠实力在商海里打拼。即使放到现在看，父亲这种见识、度量，也是一般农民所难以具备的。

不得不说，父亲在我的教育上是最舍得花钱的，付出的心血也最多。我从进入初中起，父亲就坚持让我读寄宿，跟着老师吃小灶；我要买什么书，哪怕再贵，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为了让我安心读书，我该干的体力活基本都由父亲代劳了。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就读的学校在离家30里外的镇上。一个冬夜，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因为没坐上班车，无法及时赶回学校，只好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出门，由父亲陪着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步行往学校赶。父亲怕我受累，又怕我滑倒，背着一袋大米，径直走在前面，只让我跟在他身后走。其时父亲已经60多岁了，身材本来就不高，因为背负了重物，个子显得更加矮小，背部显得更加佝偻。虽然一路气喘嘘嘘，但他没有稍停过脚步。我知道，他是怕我赶不上早上的自习。等我们赶到学校门口，天刚好放亮。父亲望了我一眼，欣慰地笑了，把米袋递到我手里，拍拍身上的雪花，扬扬手就往回走了。望着他瘦小、微驼的背影，想到他那双被雪水浸透了的胶鞋，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拼命忍住了，没有让它流出来。我想，流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能报答父亲的，唯有发愤努力，不辜负他对于我们兄弟的期望。

父亲！你说对吗？

1

“闻钟，你的汇单。”有声音从楼下跑上来。

我一惊。会是谁呢？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默默地生活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自然没有谁会想起我；而家里的几个钱又已经在开学时被我和弟弟罗掘一空了。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说不定又手扶犁耙在为下学期的学费发愁了。

没想到竟是大哥寄来的。更没想到当我把汇单拿在手里时，手竟有些发抖，眼眶也微微地湿润了。

大哥是我们那一带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为考大学补习了六年，如果这六年功夫没有白费，人们倒也没有话说。糟糕的是他不但没有考取，最后那一年竟连预考也没有上线。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了。从小学到高中读了十二年，加上补习六年，共读了十八年书。这样一算，大哥便成了村子里最蠢最笨的一个，最后弄到父亲似乎都矮人一截了。有一回村子里一个泼皮和他发生口角，便把这笔账搬出来好好地将父亲刻薄了一顿。其实，大哥读书并不关别人什么事，钱是用自家的，饭是吃自家的，田也分到户了。父亲为了不在人前掉颜面，无论春插还是双抢都不肯请人帮忙，年年总是累得直唤腰疼。

就这样，父亲还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回到家来了次总爆发，把大哥的书全撕了扔进火塘里，看着如蝶的纸灰浊泪纵横，唏嘘不已。大哥则躲在房里顿足捶胸、号啕不止。那一刻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母亲也吓得不敢说话，只是不住地叹气。恰好那几天赶上预考，大哥心里背了包袱，上得考场头重脚轻，以至一败涂地。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又有些后悔，说了些对不起大哥之类的话。

2

但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总不见好，有时候竟至于动起手来。因为父亲每次作势要打大哥时，他总杵在那，脖颈梗着，胸脯挺着，母亲拉都拉不动。父亲没有办法，说一句“老子养得你大就打得你死”，顺手操起扁担什么的噼噼啪啪一顿乱打，直打得大哥杀猪一般嚎叫。打完了，就由母亲扶着大哥回房休息，父亲自顾自去地里忙活。

记得有一次父亲打累了，坐在院子里一个石墩上，边喘气边说：“如果这个孽障跟你一样不用补习就考上大学，我哪至于穿得这样裙破衣烂？把钱扔到水里还起个泡呢！”

我听到这话，他的市侩形象一下子在我心里放大了好几倍。我没好气地回答：“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多一个不如少一个，哼！”他越哼越气，手脚竟抖起来，最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我吓得不知所措，大喊大叫。大哥正在屋里咬牙切齿赌咒发誓，一看情形不好，愣了片刻便手忙脚乱地又是喊人，又是扎担架，一阵吵吵嚷嚷之后，把父亲抬到县人民医院抢救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哥伏在桌子上睡得正香，额头上那一块青肿还没有消退，蓝幽幽地发着光。

3

去年初冬，大哥突然来信说，他要结婚了——时间过得真快啊！问我能否回家一趟，亮堂亮堂，壮壮声色（我们村子里打盘古开天地就只出过我这一个大学生），并且很多事情没有我到场是不好办的。我知道后面那句话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加上那一段时间我正在为自己的事情奔忙，于是推说没空。他赶紧就来信说，既然没空，那就算了。他这样一说，我倒后悔了，怏怏不乐了好几天。但覆水难收，也只好作罢了。

寒假回家，我一眼便瞥见屋角摆着一架卷筒机——我们这里最原始的制作炮仗的工具。一个又矮又瘦的妇人在旁边穿梭似的忙活。我猜想，这就是嫂子了，便试着喊了一声。果然她很灵活地一下车转身来，脸上堆满了笑意，说：“老三回来啦？快坐快坐！路上还好吧，听说这一阵外边尽是打劫的，你没事儿吧？你哥在灶屋里吃饭，你到灶屋去，叫你哥拾掇拾掇，我过一会就来。”我便跑到灶屋里去，但见大哥也正忙着，大口地扒着饭，来不及和我说话。只是很兴奋的样子，间或伸出三个指头向我晃晃。直到他吃完饭，我才弄明白，原来是他做炮仗赚了三十块钱了。问他干了多久，他说才半个来月。他又指着灶上挂着的腊肉，说这些都是他自己上集市割的，还送了父亲六斤多哩！我这才想起，他已经和父母亲分开过日子了。我抢着说，不要呢，我们就要杀过年猪呢。

“那是你们的呀！”他嘴里说着，便提了满满一篮子炮仗走村串户叫卖去了。

一眨眼寒假就过去了。临行时，大哥塞给我一包腊菜，叫我带在路上充饥。他很遗憾地说，本打算给我二十块钱零花的，但眼下没有一分钱积余，只好等卖了炮仗再说了。我赶紧安慰他说，二十块钱在那个城市实在是不当一回事的；况且他们又刚分了家。

听我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吱声了。

4

又过去了这么些日子。忙碌而宁静的时光总给人一种慵懒疲倦的感觉，让人觉得好累。谁知道呢？生活就是这么难以捉摸。

却没想到大哥真的把钱寄来了，而且附言里说：因为春耕生产买了化肥，手头只剩十五块钱了，不得已先向母亲借了五块钱。

拿着这张汇单，我仿佛感觉到大哥身上的体温——一种带着烟火气的体温，迅速弥漫开来，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的眼前晃动着大哥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脸亢奋地做着炮仗……

一晃眼，三十年时间飞逝而去，故乡的山水仍在，故乡的亲人来来去去，故乡的体温贴在心上，暖在心房。

易文中，笔名闻钟，湖南洞口人，现供职于省直机关。业余时间爱好书法、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湖南日报》《湖南散文》《湖南工人报》《长沙晚报》《湘潭日报》《邵阳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