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20年第5期｜王跃文：康熙君臣杂说

一

观康熙年间事，常看出读书人的不肖。康熙皇帝说满官性多质朴，汉官机巧太重。汉官身上的毛病，康熙皇帝常有责备。这些汉官，都是科场出身的读书人。康熙四十五年三月，皇帝因查办了几个科场舞弊的考官，说：“朕观会试，主考系北人，则必取北人为首，系南人，则必取南人为首，可谓之无私乎？”此处说的南北考官，指的都是讲究乡谊的汉人。康熙皇帝还说过：“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相互结仇。若平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陷之；如或不能，即作为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又曾斥责汉官九卿保举人员：“非系师友，即属亲戚，是皆汉人相沿恶习。”于成龙是康熙皇帝极为赏识的大臣，他也未能逃脱皇帝的批评：“于成龙人尚可用，亦有劳绩，但比年以来，徇情为人，大有错谬。”“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康熙皇帝曾指出于成龙从任河道总督到随驾征讨噶尔丹，举荐之人尽是亲友、同乡、门生、故旧之类。

汉官们的毛病，康熙皇帝时常敲打，很不留情面。康熙十八年八月，帝责吏部等衙门汉官们不好生上班，“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汉官们或因乡党，或因同砚，或因师生，或因故旧，皆喜结党呼应，互为援引，公务之余宴请游玩，酒桌上的话比公堂上说的更管用。

这一年，平复“三藩之乱”的战争虽节节胜利，吴三桂也死了，然其残余部属仍在抵抗；耿精忠虽已请降，变数仍难逆料。偏又灾害不断。正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得知，先年全国很多地方发生水旱天灾，“山东、河南及大江南北均受灾，饥民食草根、树皮，以至千百成群，夺官粮，劫乘马为食，山东行旅俱绝。”

朝廷边打仗边救灾，情势十分艰难。祸不单行，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又遭地震，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声如雷，势如涛，白昼晦暝，顺承、德胜、海岱、彰义等城门被震倒，城墙坍毁甚多，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原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压死，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康熙皇帝爬上景山，避震三昼夜。余震不断，一直延续到九月中旬。

宴会嬉游之类，自古官场都属常见，但康熙皇帝发现，“奢侈之风汉人居多。今满官田舍俱在畿辅之地，人皆知之。汉人内或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至半城者，或置田园者有之。”“如此奢侈之风，在满洲乎？在汉人乎？”显然，康熙皇帝对满人是袒护的。满人入关圈地侵民为祸不浅，帝虽于康熙八年下令圈地永行停止，但满人强占汉人田产埠铺的事仍常有发生。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府尹金世鉴上疏说：“旗人与民人争地，请求凡八旗庄头余地、荒地，丈出给民人耕种。”康熙皇帝听了很不高兴，撤了金世鉴的职。新任奉天府府尹王国安赴任时，康熙皇帝对他说：“奉天田土，旗人与民人疆界早已丈量明白，旗下余地先交给庄头管理，待满洲人慢慢多起来，再把这些地给他们耕种。不久前金世鉴奏请将旗下余地都给百姓耕种，眼光何其浅陋也！”其实，旗人与民人田地疆界丈量得再如何明白，旗人的田地也都是从汉人手里抢夺过去的。

倘若公允论之，则是汉官满官都有行奢侈之风的。康熙皇帝就曾数落“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并斥责索额图没有管好弟弟心裕和法保，说心裕“素行懒惰，屡行空班”，法保“系懒惰革职随旗行走之人，并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可见，满官的不肖，康熙皇帝并非不知道。这位皇帝常说自己满汉官员一体同仁，事实上仍是护着满官的。

但汉官们的可恶，却是不但贪图享乐，还要装点道学门面。康熙皇帝经常谈到汉官们的虚伪，有次就说了：“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康熙十九年十月，帝命大臣们推举廉吏，大学士冯溥便说，顺天府府尹文远清廉，“其家甚贫”。康熙皇帝见多了汉官中的假道学，说：“汉官贫富亦甚难知，必于原籍访问方得其实。且清廉原不在贫富，谓富者必贪，而贫者必廉，可乎？亦视其人居心何如耳！”康熙皇帝于世道人心是极练达的。

朝廷自然是喜欢清官的，但装扮清官的招数却是五花八门。康熙皇帝看得很清楚，说：“所谓清官，不过分内不取而巧取别项，或本地不取而取偿他省。更有督抚托所欲扶持之人，暗中助银使其掠取清名，二三年后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尤属不肖之极。”康熙皇帝说的是有些督抚暗中寻求金主，偷偷捞钱却假扮清官，二三年后看机会提拔重用行贿的人。

汉官好名，有时几入滑稽之道。时有蓟州知府杨天祐据说官声颇好，当地百姓遍贴歌谣称颂。康熙皇帝看了那些呈上来的歌谣，心里就明白了，说：“地方官员果能爱养百姓，实心任事，声誉自然著闻，不在各处粘贴歌谣，且闾阎小民亦不能为文。朕观其称颂德政之文，俱系大计考语，愚民何由而知？此必杨天祐自行买名，定非实事。”所谓大计考语，即朝廷考核官员的评语，老百姓如何看得到呢？朝廷派员查问清楚，那些满大街称颂知府德政的歌谣，确系杨天祐自己张贴的。想那杨知府自己或派心腹夜里偷偷儿跑到街上去贴小抄，真是可叹可笑！

二

官有花样百出扮清廉的，更有明着就是要捞钱的。康熙皇帝曾责备汉官“嘱托公事，肆意妄为，外播威势，挟制多端”，说的是汉官只要手中得了差事，就置国法民生于不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外头拉虎皮当大旗，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制造矛盾，多生事端。如此乱搞一气，不惟为了逞威风，更是为了捞好处。水弄浑了，才好摸鱼。

地方受灾了，报不报灾，如何报灾，都有文章。如实报了大灾，朝廷便免税赋。地方无税赋可收，官员就没机会捞钱。所以，百姓受灾无收，官员多故意隐瞒不报，不管百姓死活，只为照例征取钱粮，以图火耗之利。康熙年间，山东、陕西灾害频仍，当地官员常在报灾这事上打如意算盘。皇帝早已洞悉情弊，曾于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途中说过：“山东出现大饥馑，只因地方各官匿灾不报。向日陕西饥荒，亦由于地方官匿灾不报闻。朕曾问百姓，地方官为何匿灾不报？据老百姓说，地方一遭灾，朝廷即免税赋。不征税赋，地方官就得不到火耗之利。故地方官隐灾不报也。”当然，这些督抚，有汉官，也有满官。

大灾不报是为了捞钱，小灾大报也是为了捞钱。早在康熙四十二年，也是因山东受灾，朝廷即行赈济，除留漕米五十万石平粜外，又派八旗官员三百人，共携银两三十万前往救助灾民，并派出三路官员巡察救灾情况。康熙皇帝还传旨山东在京官员，说：“你们山东大臣庶僚及有产业的富人要体恤穷人。像这样的荒歉之年，你们虽做不到大为拯济，但若能减轻田租等项，各自赡养你们的佃户，不但对老百姓大有恩惠，你们的田地日后亦不致荒芜。”康熙皇帝这番话极合人情物理，并不唱官员当爱民如子的高调。但事后皇帝却查明，该年山东是小灾大报。原来巡抚王国昌和布政使刘皑素有钱粮亏空，故夸大灾情奏报，意欲巧图完补。为骗取朝廷银钱，王国昌和刘皑买通言官李发甲条奏，编造山东因为灾害而致“盗贼蜂起，人民相食”的虚假民情。用康熙皇帝的话说，王国昌和刘皑的目的是希望朝廷“或开事例，或拨银两，因于其中侵蚀。托言赈济而实欲完补亏空，以施鬼蜮之谋”。所谓开事例，就是以工代赈，朝廷也是拨银两下来，官员就有捞钱机会。

官员领了赈灾的差，便想方设法侵吞赈饥粮及蠲免钱粮。先是，陕西因受大灾，朝廷拨款救济。康熙三十八年，川陕总督吴赫被人控告，侵蚀朝廷借给民间的种子银两四十多万。查了两年多，虽说吴赫并未贪得民间种子钱，其下属同州、知县、同知等却侵吞了十多万两银子。吴赫对属官失察亦是有罪，况且他自己并不干净硬朗，最终因别的案子议罪革职了。老百姓怕天灾，官员却盼天灾，此为当时官场怪事。只要有钱可捞，管它洪水滔滔！

官员手里接了官司，即想着如何从中诈赃取财。有官司就有生意，从堂官、主簿、衙役、典狱到讼棍，都有油水。比如，“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一时间处理逆产成了官员捞取钱财的好机会。广东巡抚金俊便借查处尚之信逆产，使尽种种手段，设下重重圈套，侵吞钱财达九十多万两银子。康熙皇帝派员去查案子，派去的官员马上伙同贪污，如同飞蛾赴火。再派员反复纠查，最终金俊等满汉官员八人处斩监候，另有处绞监候、革职若干人。云贵总督蔡毓荣攻下云南，查处逆产是其职分，但他不但侵吞吴三桂家产，还把本应入官的吴三桂孙女霸占为妾。事隔五年，蔡毓荣的罪行才败露。为着白花花的银子，官员们时常忘记肩膀上的脑袋原是可以掉下来的。

三

仕途门径很多，康熙朝最光鲜的法门是讲道学。道学若能讲到皇帝面前，颇能得国士之名。康熙皇帝八岁登基，亲政时也才十三岁。冲龄践祚的皇帝，学问见识尚在稚浅，必定拜服有学问的大臣。此亦人之常情。当时，大臣们向康熙皇帝进讲道学者很多，熊赐履是最早因讲道学而得宠的汉大臣。康熙六年六月，时任内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上奏说：“如今百姓负担重，原因在于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朝廷减免的钱粮都被官员侵占而百姓空负其名，赈济钱粮也被官员吞没而百姓贫困加重。所以，要派清廉官员为督抚，贪污不肖者立予罢斥。”

因为有着道学家的名望，熊赐履奏事皇帝更能听得进去。于是，这位侍读官又指出朝廷急需解决四大问题，都是基于弘扬道学的：“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又请选耆儒硕德、天下英俊于皇帝左右，讲论道理，以备顾问。”康熙皇帝后来坚持几十年的经筵日讲，同熊赐履此番倡言大有关系。这是后话。此时正是鳌拜专权，他自己对号入座，硬说熊赐履这些话，实是参他这位辅政大臣尸位素餐，请皇帝将熊先生以妄言罪论处，并从此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皇帝不许，对鳌拜说：“彼言国家大事，同你何干？”从此，熊赐履更深得皇帝宠信。

熊赐履在皇帝面前偶尔会说几句貌似不恭的直话，很能讨皇帝信任。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熊赐履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康熙皇帝听了这番道学之言，似乎有些愧疚，说：“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想必皇帝会暗自欣喜，遇上难得的直谏大臣。

说说皇帝听得进的真话，更能博取宠信。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帝召熊赐履问道：“近来朝政何如？”但凡官场老手都明白，皇帝这么问话，多是想听好消息。熊赐履却不仰体圣意，奏曰：“盖奢侈僭越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康熙皇帝听了，并不言语，又问道：“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听皇帝这般口气，明摆着是想听几句好话了。熊赐履颇有些逆龙鳞之意，回奏道：“臣阅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剋。”熊赐履低头言毕，知道皇帝可能不高兴了，又说：“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皇帝明显脸面上有些下不来，但到底体谅熊赐履孤忠可悯，勉强说了两个字：“诚然。”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又同熊赐履讨论治国之道，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康熙皇帝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熊赐履却还要阐发几句，颇有些指点皇帝的意思：“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这一年，康熙皇帝十八岁，熊赐履三十七岁。听了这位比自己大十九岁的道学家大学士的话，康熙皇帝只好说：“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也。”康熙皇帝倒也从善如流，一副深受教益的样子，换成现代汉语，便是“您讲的道理朕懂了”；或可换作通俗台词：“先生所言极是，朕受教了。”但是，第二年吴三桂就反了，“三藩之乱”骤然爆发。于是，康熙皇帝从十九岁开始，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备尝艰辛，直到半个世纪后驾崩，哪里是熊赐履说的“无为而成”“垂拱而治”那么轻巧！

皇帝眼里的道学并不是纯粹学问，而是经世治国的道理。康熙皇帝顶礼推崇朱熹，认为只有朱子重释过的儒学，才是道学正宗根柢。康熙皇帝曾提议把朱子入祀孔门十贤之后，大臣们觉得不妥，编了理由说：“相隔千余年，只怕朱子自己会不安的。”大臣如此说，康熙皇帝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偶有不识时务的大臣，奏对时质疑朱子学问，竟被康熙皇帝严责查办。

但康熙皇帝自己赏识的道学家，一旦当差出了毛病，其学问也都不对了。康熙十五年七月，熊赐履票签出了错误，却又诿过于别人，被革职。票签出错本已致罪，诿过于人则是品行有亏。诿过是自古帝王常犯之病，康熙皇帝却最恨诿过于人，曾说：“朕观前史，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一宰相，此大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诿之宰相，可乎？或有为君者凡事俱托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也。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云有密本，因独留面奏，言：‘此非常之变，惟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伊等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吴三桂叛时，索额图奏云：‘始言迁徙吴三桂之人，可斩也。’朕谓欲迁徙者，朕之意也，与他人何涉？索额图悚惧不能对。朕之一生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由是观之，熊赐履被革职，深层原因可能是他诿过于人，此行为同道学家相悖。康熙皇帝多年后旧事重提，说：“熊赐履著《道统》一书，过当之处甚多。”

君王好谀，自古而然。康熙皇帝却是个例外，不太听得进拍马屁的话，曾说过：“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朝廷要祭告天地、社稷、祖宗，并诏告天下。汉大臣们起草文告，说平乱摧枯拉朽，全赖皇帝一人之功德。康熙皇帝看了，立马指出：此非朕一人能成之功德，亦非容易成功之事，文告重新起草！

同年，因“三藩之乱”平定，大臣请康熙皇帝上尊号，不许。康熙二十六年一月，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察罕、车臣汗纳尔布等会盟成功，奏请上皇帝尊号不许，谕曰：“自兹以后，无相侵扰，亲睦雍和，永享安乐，更甚于上朕尊号也。”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诸大臣及监生百姓以明年为皇帝五十诞辰，请上尊号，再三奏请终不许。皇帝说：“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数陈。”康熙五十年，诸大臣又以皇帝在位五十周年，又逢皇帝寿辰，请上尊号。皇帝又不许，说：“请上尊号，特虚文耳，于朕躬毫无裨益。”皇帝上尊号乃古制，亦是巩固皇权的必要手段，但康熙皇帝先后八次拒上尊号，故一生无尊号。乾隆皇帝功德远不及其圣祖，却上了长长的尊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康熙皇帝经筵日讲几十年不辍，不但虚心听经筵讲官进讲，有时自己还亲自讲授。康熙皇帝既穷通国学，又好习西洋之学，甚至选育出良种水稻。有一次，康熙皇帝向大臣们讲论天文、地理、算法、声律之学，诸臣赞颂：“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康熙皇帝说：“如此称誉，掩却朕之虚心勤学矣！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朝治理黄河颇有成效，河工是康熙皇帝最关心的事。皇帝六次南巡，往还多为河工。沿黄河紧要工程，康熙皇帝必亲授治河方略，亦曾夜晚冒雨巡视河堤。康熙四十年三月，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皇帝有关治河谕示及事宜，由史馆编纂成书。康熙皇帝觉得不妥，说：“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今不计所言所行后果有效与否，即编辑成书，欲令后人遵守，不但后人难以效行，揆之己心亦难自信。今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书可乎？”

康熙皇帝此类不邀功、不喜谀的事，可见于史料者极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皇帝为教育太子之事，晓谕大学士们：“朕观古昔贤君，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少。”“尔等宜体朕意，但毋使皇太子为不孝之子，朕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汤斌也是道学家，时任工部尚书，又在詹事府当差。他听了皇上谕示，立马奏对：“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及。”詹事府，即培养皇储的机构；元良，指的是皇太子。

康熙皇帝听了汤斌这话，很是生气，斥责道：“大凡奏对贵乎诚实，尔此言皆谗谄面谀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云远过尧舜，其果中心之诚然耶？”又说：“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

康熙皇帝并不认为自己治理出了尧舜盛世。且说一件后来发生的事情。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为着修明史的事作文晓谕诸臣，说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但凭公论之，康熙皇帝治国是很有成就的，惟其虔敬谦恭而已。往日的少年天子，此时亲理朝政已整整四十年，期间平定“三藩之乱”花了八年，收复台湾花了两年，征剿噶尔丹花了九年，而四十年间都在治理黄河。正是这一年，河工告竣，黄患暂息，黎民称颂。

康熙朝，当面谀今，会被治罪。汤斌面谀皇帝没多久，詹事尹泰入奏：“汤斌学问平常，年又衰迈，恐不堪此任。”皇帝说：“俟再过数日裁之。”没多久，康熙皇帝就把汤斌打发回老家了。事隔多年，康熙皇帝说起汤斌，颇为讥诮：“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

历史真相是唯一的，但历史演绎则是万花筒。时人眼里，汤斌颇多堂皇之言，俨然狷介之士；又经后人重重描画，汤斌雍正朝入贤良祠，道光朝从祀孔子庙。到了近代，刘师培说汤斌“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邹容则责其为“驯静奴隶”。

四

中国自古讲究乡绅治理，致仕归田的官宦多为掌地方教化的乡绅领袖。但到康熙朝，闾阎风气大坏，很多乡绅已不是往日乡贤。康熙皇帝看出来了，说：“朕观各大臣居乡，守分宁静者甚少，非强占民间地亩，即霸据贸易要津，似此扰害地方，敛怨人民之事，朕已洞悉。”康熙皇帝经常谕示地方官，对致仕居乡大臣要不时存问。所谓“存问”，明里是皇恩，暗里是监视。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江宁织造曹寅遵旨密奏致仕大臣熊赐履在江宁居家情形：“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僧看花作诗，有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应该很放心，朱批：“知道了，并诗稿发回。”不过熊赐履故世以后，康熙皇帝倒也念及当年的熊老师。大臣李光地在其《榕村语录》中记载：“上时屡云，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人君重情如康熙皇帝，倒是极少见的。

熊赐履算是安分居家大臣，但更多官员还乡却是不甘寂寞的，弄不好就闹出事来。高士奇和徐乾学是我在《大清相国》里着墨颇多的人物，面目不怎么像样子。高士奇深得康熙皇帝宠信，也因他是当时有名的读书人。但据大量杂史记载，高士奇是个既贪又佞的弄臣。有次康熙皇帝巡幸镇江，当地官员奏请皇帝题词。皇帝一时无从下笔，高士奇就在手心写了四个小字，假装凑到皇帝面前去磨墨，手掌无意间摊开。皇帝瞟了一眼，大笔一挥——“江天一览”。

康熙皇帝有次行围，御马前蹄老是打跪，龙颜很是不悦。高士奇见了，立马假装倒地，滚了一身泥跑到皇帝身边去。

皇帝问道：“士奇怎么这般模样啊？”

高士奇说：“启奏皇上，臣刚才从马上摔下来。”

康熙皇帝见高士奇这般狼狈，心上就高兴了，说：“你们南方人体格懦弱，不善鞍马。朕这匹马前蹄老是打跪，朕都没有摔下来嘛。”

康熙皇帝是认高士奇作师傅的，故对其隆恩有加，曾对大臣们说：“自从有了士奇，朕始知学问门径。起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看即知其时代，朕心里颇觉得奇怪。后来，朕也能做到了。士奇虽无战功，却得朕厚待，就因他对朕学问启迪太大了。”

高士奇却仗着皇帝信任，专干交结疆臣、里外呼应、招摇纳贿的勾当。我在《大清相国》里写他勾结钱塘老乡俞子易做生意侵吞民财，故事虽有虚构，却并非无凭无据。史载，当时受他恩惠的官员必以重金相赠，未受他恩惠的官员也得送“平安钱”。但凡须送“平安钱”供着防着的人，绝非君子。我把高士奇家宅子起名“平安第”，源即于此。高士奇在朝廷毕竟根基不深，常常有人告御状。康熙皇帝却顾念师生缘分，每每包庇袒护。《清史稿》评论高士奇的原话是：“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正因康熙皇帝“曲予保全”，才让高士奇得势多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疏参高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高士奇之名。高士奇本为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开缎铺，置田产，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已成资财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之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终于，因告发高士奇的人实在太多了，康熙皇帝只得打发他“原品休致”回家养老了。

投靠是背叛的开始。今日为着利益投靠，明天必定为着利益背叛。徐乾学便是个不断投靠的人，亦是个不断背叛的人。先是，明珠与索额图各结党羽，徐乾学投在明珠门下。明珠公子纳兰性德的词世所公认，王国维评价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纳兰性德二十岁那年，就编纂刊刻了皇皇巨著《通志堂经解》，收录自先秦到唐、宋、元、明历代经解共138种，总计1800卷。此非天才不能为也！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说出了真相：“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搜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证为徐乾学所裒辑，令成德出名刊刻，藉此市名邀誉，为逢迎权要之具也。”成德即是性德。纳兰性德需要装点学问门面，未必没有深层政治原因。原来，康熙十六年十月，皇帝对大学士们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仕左右，讲究文义。”是为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的来历。纳兰性德想做个博学善书的侍卫，也许是他自己的想法，也许是乃父的想法。徐乾学既然在明珠门下行走，自然要送上大礼。用现在的话说，代人刻书就是学术做假。徐乾学的学术品格，从来就被人诟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徐乾学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学界恶风”。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七年，皇帝洞悉明珠卖尽了朝廷的官帽子，想对明珠动手了，徐乾学马上投入打击明珠的阵营里去了。

徐乾学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外官多想与之交结；但在禁宫做官毕竟清寒，徐乾学便广结内外大臣，干些污浊事以渔利。徐乾学同高士奇朋比为奸，时有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澹人。”东海是徐乾学的号，澹人是高士奇的字。

徐乾学既得皇帝宠信，又有权臣奥援，根基极是稳固。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因贪污被查，供出自己曾向徐乾学行贿请为打点疏通。康熙三十年，徐乾学被查出写信给山东巡抚钱钰，请为贪赃潍县知县朱敦厚销案。同年，江南江西总督傅腊塔疏参徐乾学纵其子侄家人作恶，列举招摇纳贿、与民争利等劣迹共十五款。

徐乾学多年间屡被参劾，康熙皇帝均“留中不发”，只因爱惜文才，特为庇护。康熙皇帝曾专门嘱咐吏部，倘若巡抚出缺选人，不可放徐乾学外任，要把他留在身边侍从。终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参徐乾学：“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康熙皇帝听了这话，只好打发徐乾学回家修书。回到闾阎间，徐乾学便是皇帝说的那类不“守分宁静”的居乡大臣。

作者简介

王跃文，湖南省溆浦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南省德艺双馨艺术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大清相国》《苍黄》《爱历元年》，中短篇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杂文随笔集《幽默的代价》，访谈录《无违》《王跃文文学回忆录》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湖南省文化创新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