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2020年第9期｜张炜：不系之舟（一）

旅途上

看苏东坡的大事年表，会发现他的一生都在颠簸中，几乎很少有安定的时刻。除了最初在凤翔为官做满了三年任期，再就是在黄州、惠州和海南等贬谪之地的几年煎熬。他喜山水，爱寻访，本来在旅途上是欣悦大于劳顿的；但后来因为无尽的催促和胁迫而不得不匆匆上路，行旅也就渐渐变成了折磨。这种不得安宁的生活常常让他厌烦和忐忑，是不得不接受的心与身的双重磨损。一般来说，人们渴求的幸福首先是能够安居，然后才是其他享受。旅行的乐趣须来自随兴和自愿，来自松弛的心情，而这一切在苏东坡后半截的人生旅程中是很难获得的。

在逼迫和差遣中，他尽可能让自己的步履由急促变得缓慢，设法在一些间隙里寻找一点个人空间，以满足自己。比如说他让自己的赴任之路变得从容一些，从一州到另一州，以今天的地理距离看也许并不算太长，苏东坡却能走上几个月的时间。沿途山水是最好的友伴和安慰，只有寄情于山水，才可以忘掉诸多烦恼，增添无数的温馨和乐趣。山水之间有许多有趣的人，比如说久日不见的文朋诗友，比如说一个让他产生了兴味的异人，都会让其欣喜无比：驻足流连，与之饮酒和对答酬唱，都是莫大的快事。

苏东坡曾写道：“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还说：“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这是一个旅者的心声，我们也能够从中听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百事常随缘”，“随缘”二字其实是不得不如此的心态。他越来越多地被迫踏上旅途，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接受他人的差遣是一种痛苦，没完没了的奔走更添折磨。由于安稳的生活被频频打断或终止，一段旅程总是突兀地来临，这就让一个人处于紊乱和飘忽之中。身的移动带来心的不安和动荡，无法坐下来思索，无法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经营自己的日月，这种难以安顿和没有着落的状态带来的苦楚可想而知。于是苏东坡更为羡慕陶渊明：没有俸禄，生活清苦，但毕竟有一处长居的茅屋，有一片自己的田园。他在心里设问：“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对陶渊明的这种追慕完全可以理解，很多官场人物在某些时候或会滋生类似的想法，不过也大多是想想而已，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进入那样的生活。他们只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化为一阵慨叹，最后还得碌碌奔走于眼前事务，这就是命运。

人生若一过客，但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而真实地充当一个匆促的过客却是另一回事。苏东坡渐渐对这个角色应付裕如，像是一个随时都能打点行装上路的旅人。这是一种奇怪的自我认知，它与内心里的另一个声音、乞求安定的声音是完全抵触的。他每到一地无不做着离去的打算，有时又盼望能有一段安稳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路上只要稍有可能，他就要盖房子，而且每一次都要亲手规划，还要四周植树挖塘。他特别重视窗户的设计，要看到最美的风景。屋里总有书房、几案，甚至还有造酒的地方。可惜无论多么美好的创设与打算，最后都会被突兀的催逼给打乱，再次重新上路。就因为这种紊乱匆促，个人生活总处于无序的状态。

苏东坡的一生为官家驱使所迫，一直处于奔波之中：“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这是他在《龟山》一诗里的叹息。诗中写出了两种人生：一个身行万里，一个卧在庵中；同样长的一段人生光阴里，一个人在苦苦奔走，另一个安卧的人却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头发，这是时光赠予的颜色。它缓慢吗？它急促吗？不同的人感受是不同的。奔走对于苏东坡来说既有幸也不幸。有幸在于他可以借此充分认识和领略山川大地，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风景，阅尽人间颜色，并用一支笔记录这些遭逢，万千滋味涌于笔端。他大量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斋，尽管那已经极其丰厚了；对于一个自小饱读诗书的人来讲，书中的一切都等待具体的验证，一旦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之呼应起来，就会产生新的晓悟和无穷的意味。这些，对于踏上仕途的苏东坡来讲是一门做不完的功课。从朝堂官舍到民间草堂，这一段路走起来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也比想象中辛苦。

古人的行走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更真实也更具体，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那样的一种行旅状态可以让生命变得节奏鲜明，簇新而生动，远不像现代赶路人的急切和虚空。比如说今天的人刚刚在东部半岛的飞机上打旽，一觉醒来有可能身在欧洲。风景切换如此迅速，如梦似幻，开始会有些突兀，一旦频频发生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对比古人的旅行，面对他们的一些远行细节，会对这种现代的便利感到庆幸或遗憾。是的，这种压缩了的行旅越来越像一场虚拟和假设，因为省却了许多身体的磨损与辛苦，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身体好像在一个虚飘的空间里投来掷去，成为一种奇怪的存在。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狭窄之地，如厅堂馆舍、城市街区，甚至在极小的斗室里一天天徘徊。我们远离了广袤的大地，辽阔壮丽的大自然被关在了门外。外边是独自存在的另一片风景，我们拒绝了它。现代生活更多的只是人和建筑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即便后者也变得淡漠和遥远，常常熟视无睹。

最后，人类的真实空间在哪里？实际上它正被一种现代魔法拉紧、挤压和密封，置于一个人所不知的远方、某个世界之外。人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存在物，像小到不能再小的生物标本一样，被锁闭在一些透明的玻璃器皿中。我们本来应该和古人面对着同一片天地自然，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背向了它，走进了一个被称为“现代”的时空，身后的自然之门倏然关闭。

看看苏东坡留下的行走记录，会觉得他的行囊一直放在旁边，随时都准备起身上路。由于远行的催逼来得越来越频繁和出乎预料，久而久之苏东坡也只能苦笑和叹息，进而也只好习惯下来。他对这种畸形生活的抵抗，就是于急促紊乱之中开拓出一片极小的个人天地，让局部的短暂的间歇拉长一点。他是一个行者，一个被迫的或自愿的行者，即便是仅有几日的停顿，也要紧紧地抓住一些机会，敞开自己的视野。我们从记载中可以看到，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刚刚来到一个住处不久就独自出门，徘徊月下或踏上水畔。仿佛上苍在满足这样一个不安的灵魂：从少年时期就过早地打发他上路，然后就是不停地让其奔走、离开、再离开，而且不得回返。

他真正的故乡就是大地，就是旅途。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结识，一次又一次地欣喜和惊诧。

让匆忙变得缓慢

苏东坡常常苦恼于无法长时间经营一间居所、一项事业，不得不努力地适应马不停蹄的生活，从长计议。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匆匆行旅中停留下来，以便有所领略，得以喘息。这也是让生活的褶皱得以伸理的一种方法，让匆忙变得缓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由黄州去汝州赴任的过程：不长的一段旅途竟然走了将近一年，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一边行走一边访问山水和友人，倒也适意。这在他来说其实是常有的情形，已经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进节奏。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既过于拖沓又为规矩所不允。除去其他不论，现代人对如此缓慢的行旅是不能忍受的，有了快船、飞机和高铁之后，我们对速度的焦虑不是减轻，而是愈来愈重。如果从甲地到乙地超过了五六个小时，对人的耐心就是一场考验，这不仅是对躯体的折磨，还有内心的烦躁。今天的人恨不得发明一种魔法，把两地之间的所有实在都抽个干净，让其变为真空，然后可以心到身到。好像一切真实的存在与过程都是多余的，只有起点与终点对接的那一瞬才有意义，才和生活发生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喜欢和依赖虚拟，用它取代真实和混淆真实。除了组团参加所谓的旅游，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瑰丽的山水，基本上是无所谓的，无视其存在。

那些能够忘情于山水的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惜这种自然属性并不属于现代人。在一个数字和光纤时代，我们正在让匆忙变得更加匆忙，而且还要一再地提速。人类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和演变，关于缓慢的享受以及需求已经消失，好像所谓的进步只意味着提速，再无其他。今天，还有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将不断地加速。数字时代的速度、光的速度、光纤传输的速度，一切远未满足，还需要更快。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却也由此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繁琐正在加速围拢，迅速地将人淹没。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信息的灭顶之灾，不得不发出呼唤：让我们慢下来，再慢下来。

放慢步履，求得喘息，已成为心底的呼唤。这是生命的觉醒。可惜人类既已上路，就要跟随速度，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在不断提速中安身立命，已经是身不由己。按照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说法，速度会使时空改变，这种深奥晦涩的学说到底在讲什么，大多数人当然是隔膜的。我们只不过凭感受知道，现代人的“一天”是那样短促，“一年”就像经验中的三四个月。可是我们用来计量时间的工具即钟表却一直未变，刻度依旧，分秒不差。原来速度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所能察觉的，就连最现代的计量工具也无能为力。我们使用的只是“人”的工具，而不是上苍的。

苏东坡当年这样对待速度：放大局部和细节，以抵抗时空的变形和扭曲。原来速度的提升从北宋甚至更早就发生了，它一直是这样。宇宙间、冥冥中，一直都在做这种提速的奇怪游戏，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对于速度的焦渴是十分怪异的，它正好暗合了神秘的旨意。我们在默许中不停地追赶、喘息，却以这种提升速度的技能为荣。实际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被速度改变的时空，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抵抗这悲剧的，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绝妙的方法，即诗人苏东坡的方法。这是他以自己过人的聪慧，于悲苦的逼迫中晓悟和发明的，是对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因为命运让他一生都处在急急奔赴的途中，不得安歇，不得休养生息。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个稍长一点的居住地，自离开家乡故土的那一天，就变成了一只“不系之舟”。舟的那一端看起来由朝廷牵拉，实际上是一只更神秘的手在揪紧。

当命运之舟在人生的茫海上飘游，在无方向无始终的徘徊中辗转，苏东坡最初误以为自己是一只少有束缚的闲荡之舟。这是一种误解。在偶然的时刻，在被强力调转方向的时候，诗人才知道自己是一场妄测。他极端执拗，渴望自由，希望至少能够稍稍耽搁一下，以获得一点点所谓的慢生活。苏东坡甚至研究养生，还在下半生继续父亲苏洵中断的工作，开始了“三大著述”。他千方百计地让这只急速旋转的小舟稍稍停留。他对局部和细节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而且心力专注，行动快捷，每到一地或细细考察，或赶紧做事。比如他任登州太守不过区区五日，加上耽搁也不过半月左右，竟然一口气做了那么多大事，还一饱眼福，见到了最不可思议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海市蜃楼”。

在倒霉的黄州，他多次游荡于寺院。定惠院东边的小山上有一株特别繁茂的海棠，每年海棠盛开的时候，他必要携客置酒到此畅饮，曾经五醉其下。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被管制的官吏，基本上没有什么政事，好像极为无聊寂寞。但由于没有公事缠身，又可以活出另一种自在、充实和饱满。他饱赏自然风光，在夜晚也兴致不减。“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去人曾几何，绝壁寒溪吼。”（《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也就在这期间，他划船江上，夜游赤壁，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这样的不幸落寂之期，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一个诗兴大发的人。这种情形诗人一直保持到最后，哪怕是暮年流放岭南，也依然如此。“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阻风五首·二》）

我们可以想象遥远的北宋，在催促和胁迫之下，苏东坡这样一个戴罪之身究竟如何应对。他在冷寂的时候仍然被监视和管辖，许多时候拥有的自由实在不多，可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从容一些，享受时光。苏东坡用非常具体的欣悦与之抵抗，一壶酒、一块饼、几个黄柑、数枝梅花、一座山、一个村落、一位访友，甚至是一条狗、一个生灵，都会打破寂寥和禁锢。他发现时间可以在某些物体上凝固，变得宽裕和慷慨。就这样，他才没有成为一个悲悲戚戚的生命，没有在黑暗中窒息。

世俗人生往往变为一场追逐：身体向前急赶，身后紧随威逼，就在这前后夹击和围追堵截中直到终了。我们能够抓住的似乎不是时间，而是飘动摇荡的某种颗粒。如果时间是水流，那么这当中会有一些硬屑，可以被我们过滤和抓住。如果让自己停下来，“前方”会像我们一样伫立；我们向前，它也向前；当我们回视“后方”，发现它也会停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刻、这样的间隙，旅人才获得短暂的喘息。

时光的水流下面有卵石，有藻类，有欢腾的生命。它们在嬉戏，在寻觅自己的愉悦。

从娇客到弃石

苏东坡少年得志，比起历史上的许多诗人，比如浪漫的天才李白和诗圣杜甫，仕途上仿佛要顺利得多。他很快就接近了朝廷高层，成为人人羡慕的仕子。这时金色的路阶在前面闪耀，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如果他是一个相对平庸的人，只须依从这样的一种惯常节拍行进，即可取得一份丰厚的回报。事实上古往今来大多数官场人物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方式往前，他们精明着、昏睡着、实现着，没有什么奇怪。其中较为聪慧者将余下的一点时间用来经营：大者经营自己的内心，留下许多或闲适或精巧的文字；小者经营自己的身外，获得物质上的更大满足，享尽机缘赋予的一切，而且可以福延子孙。看来匆促而跌宕的历史关节中，在它的局部和缝隙里足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庸碌之人。

像北宋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足、人文相对发达的特殊时代，一位仕人会获得更大的安逸和快乐。那时的官场人物达到一定品级，优厚的待遇是其他朝代很少能够比拟的。当年风气开化，适意而放任的官场让仕人如鱼得水。记载中一个州官的后庭就充满了女优，笙歌宴饮不断，居所非常豪华，可以尽情享受。

苏东坡在仕途顺利之时，不仅数位太后都喜欢他，而且皇上也是如此。仁宗时，诗人初出茅庐就以“大理平事”京官的身份签书凤翔判官；英宗时进入馆阁，而馆阁通常是文人最为向往的清要之职。神宗时，苏东坡先后任职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太守等。记录中宋神宗常常在用餐时阅读奏札，每当停箸，旁边的人就知道他一定是在读苏东坡的文字。这个奇才可以将公文写得神采飞扬妙趣横生，所以看过诸多刻板文牍的皇上，一旦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喜悦可想而知。皇后们对于苏东坡的喜爱，使他的宫廷生活变得相对顺达，因为她们的暗处关照实在太重要了。即便是在苏东坡最落魄之时，甚至是生死关头，都有一个女人在暗处护佑他。

也许苏东坡与这些权高位重的女人们少有接触，但诗文一定为她们赏读，多趣与传闻也被她们知晓。女子与男人不同，她们更有可能超越刻板的现实，有较大的想象空间，有一些稍稍不同于实务的闲趣和情味，比男人更多了一份浪漫、一份好奇。那些个性毕露的男人、那些诗性丰赡的人物，更能够得到她们的关注。契诃夫曾说：“女人往往喜欢一些怪人。”这里的“怪人”无非就是显著的个性，如不加掩饰的直率、随性的谈吐和幽默之类。这样的特性在一般人那里会被侧目，却能进入另一些人的耳廓或视野，这往往是女人。在她们的听闻中，那些突兀鲜明的言行得到了另一种解释，容易被理解和被宽容。她们也许由好奇到赏识，而后是喜悦和接受。这样的态度，有时会在一个十分僵化和现实的男性社会中稍稍掩藏，当她们一旦走到了政治生活的前台，就会适时而至地援助那个遭遇不幸的男人。

我们谈到“娇客”，会想到被一个家庭或群体爱慕娇惯的男子。如果我们把整个北宋朝廷视为一个“最大人家”，那么苏东坡就曾在这里受到了类似的宠爱。这个男子非同一般，文章有风采，形象有气度，整个人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常常让男人嫉妒而女人喜爱。她们欣赏他的机敏多趣，记住这个高爽肃穆、机灵英俊却不失庄重的人。这个男人饱读诗书，丰蕴的心灵辐射到外表，属于那种自带光芒的人，如他自己所言：“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这种华彩是最为动人的，而对于朝廷里的竞争者，对于其他的男人而言，这可能成为刺目的光泽。有人恨不得用一块粗布将其包裹和遮罩，然后像扔一个害物那样抛出，让其远离朝廷。这个“最大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荒诞和有趣。

对于这样一位男人来讲，机会很多，陷阱也很多。如果他能够抓住机会，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强势人物。后来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不祥的事件一个接一个，一直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恶僚出现了，他们属于官场上的“食肉动物”，像鬣狗一样擅长合伙捕食。一只在旷野上无忧无虑、不断寻觅快乐的麋鹿，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被围拢、撕扯、啮咬，很快变得鲜血淋漓。血腥的气味又引来更多嗜血动物，就这样，一场残酷的剿杀开始了。

苏东坡并非完全麻木，他出于警觉，已经事先察觉了危厄，曾一次又一次奏请离开，想躲到一个遥远之地。这样一种防卫策略有时成功，有时则无济于事。因为那些食肉动物仍然会记住血腥味，会在风中一路寻觅和追赶，然后再次展开围猎。

苏东坡自走出眉山的那一刻，就要满足父亲苏洵的夙愿，做一块补天之石。这块特异的石头经过精心冶炼，终于摆在了理想的位置上；但不久之后被抛弃，变成了一块蒙尘的弃石。第一次被远远抛掷，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出狱，从湖州太守变为黄州团练副使，官阶从八品，不能签署公文，属于贬谪的闲职，不过没有开除公职而已。他开始恐惧，最擅长的笔墨之娱也大为节制，甚至嘱咐友人：断不可将其诗文示人。他在生活中常常欲言又止，在写给密友的书信中不忘叮咛一句：“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再次故态复萌了。因为他终究还是一位诗人，总是按奈不住，要让自己的心情从笔底流泻。这是一种生命的属性，生命固在，也只能如此。

那一场“文字狱”只是一次吓阻，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能言、敢言和擅言，他一吐为快的禀性。成为弃石之后，偶尔还会一显娇客之态，因为说到底毕竟曾为补天巨材，与其他石头仍旧不同。“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儋耳山》）这是自我归类，在任何时候，他都认为自己不同于常人。“他山总不如”，这种怀才不遇化为了自傲和自我肯定，即便在恐惧中，诗人也远离了自卑。

自我的拗力

苏东坡的直谏，包括沉沦后回归田园，对于诗画艺术的嗜好，愈来愈深地走入民间，热衷于异人异事等，都出于一种天性。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自我”。就是这种生命中的强大牵拉或推动，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苏东坡。这个“自我”是其本来质地，是基础、核心与源头。它本来就在那里，不曾偏移和丢失，所以一直顽强地吸引他、作用他、固定他。它有不可抵挡的生命的磁性，将一个人紧紧地吸住。他的言行一旦与之发生冲突，或稍有松脱剥离，就会感到撕扯的痛楚，不可忍受。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自我的拗力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情状，越是敏感强大者就越是容易被它牵引和规定，在行进中受制于它。这个过程往往是生命个体与客观环境不断冲突的一个时段，并渐渐变得不可调和，愈来愈剧烈地破坏他与社会“相对和谐”的关系。出于理性的把握，一个人在生活中或有其他选择，却往往难以实施，最终变得软弱下来。可见“身”和“心”的关系是一对矛盾：心里要规避，身体却要趋近；本想疏离，另一种莫名的力量却要把人揪紧。苏东坡屡次要求朝廷外放，这是理性的判断；但真正远离之后，又渴望进入权力的中心。现实是残酷的，他最后要被迫走得更远，到黄州、惠州，再过海入琼，进入荒凉蛮夷的南海野地。

人生的不测与危厄，其中的一部分源于自我的拗力，是它作用于生命的结果。它终究是一种神秘的、无法改变的力量。苏东坡在长长的迷途中不断感悟，有时对前路与后路似乎是清晰的，觉得自己正沿着一道隐隐的轨迹向前挪动，生命被其牵引。“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沉沦、惊魂未定之刻在黄州写下的词句。“惊起却回头”，即看到那片灯火辉煌处，那个热闹而混乱的蜂巢，爱恨尽在其中。此刻他作为一只缥缈孤独的鸿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从一个寒枝跳到另一个寒枝，到处难以停留。在这个时刻，一个惊魂未定的疲惫的生命多么需要一个支点、一个喘息之地。他在生活中何尝不想通融，许多时候也唯恐不周，但一切都无从弥补，作用有限。那个“自我”实在太强大了。违心是痛苦的，他最后还是不能委屈自己。在它的牵拉之下，诗人缓缓地、不可更移地走向一个目的地。

鹰飞得再高，最后还要落到地上。这是生命的隐喻。

关于命运，我们一直尝试用多种方法寻找答案，常常归于迷茫。它超出了我们的理性把握力。谁使我们亏空，谁让我们偿还，仍旧不得而知。那些智者期望在离开之前偿还自己全部的账单，结算之路却十分漫长。

诗人的氧气

作为一个常居庙廊之上的人物，日常接触的几乎全是仕人和文人，同一种色调相互感染，毕竟有些贫乏单调。久而久之，就好比生命缺乏诸多微量元素一样，会影响精神的健康。人长期生活在宫廷中，就像植物被滤掉了光合作用的能量，强旺的生长难以发生。在这种状态下，最需要的当然是阳光和风。

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想起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曾劝告自己的弟子说：“不要到大城市里来，这里缺乏氧气。”这固然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呼吸问题，而是指心灵。它关乎创造力，关乎省悟，关乎对于生存极为重要的心的吸纳。苏东坡以其敏感和强大的知性，最终领悟了这一点，知道宫帷深处并非久留之地。一些繁琐的无时不在的机心较量，所谓的“政争”，让他感到此地光阴不仅廉价，而且因为污染而变得空气龌龊。

当年由眉山北上，苏东坡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活泼的风景，民间和田野是那样的具体，与那么多人有过密切的交流，心灵的袒露令人无比愉快。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在这些地方，他可以享受生命自诞生以来接受的各种滋养，它们来自山水，来自自然万物。绿色的慰藉不可取代，民间的呼唤无比诱人。朝廷上没有小鸟的欢唱，只有笼子里痛苦机械的鸣叫。万物生长与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氧气，没有它就没有畅快的呼吸，没有生长和创造。投身于封建专制的尴尬与痛楚，在于从一个斗室移入另一个斗室，由一团浊气换成另一团浊气，场所改变了，气流却并无交换。人真的需要星空和大地，需要拥有迎向阳光的机会。那些仕人汲汲于仕阶，“成功”后得以踞守一座狭小建筑物的顶端，也从此将远离泥土，缺少钙质和铁质，变得面色苍白。

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所有诗文中最优质的部分，就是敞向大野的那些篇章，它们全是瞩目苍茫的吟唱。每当他置身于氧气充沛的地方，就会焕发激情，心潮澎湃。这时候的诗人呼吸的是饱含负离子的空气，周身披挂着灿烂阳光。他的心灵得以离开朝廷，暂时从庞大的虚拟中抽身而去。

如果说文字书写是一场虚拟，那么宫帷内的文字就变成了虚拟中的虚拟。这样的人生差不多是一场类似于科举考试那样的进阶竞赛：封闭的考棚前有士兵把守，不得随便出入。为仕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一幅场景的缩影。从科举的第一步到仕途的最后一步，大致是一场长长的皇家应试，在一个主题的规定之下努力完成一些标准答案，然后得到赞许和赏赐。一生的虚构开始了，这是致命的游戏：在这间或简陋或华丽的应试考棚里，每个人都必须交出答卷，绞尽脑汁写出生命之章。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无论怎样尴尬和难以为继，却没有多少人掷笔而去。他们不愿放弃这些，不愿回到野外：白天享受阳光，入夜后坐在故乡的小河边，迎来满天星辰。

宫廷如同一间大考棚，在这里做不出人生的大文章。

踏上贬谪之路，看起来好像离开了庙堂，实际上仍旧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移动。这是一条专设的皇家管道，连接了不同的堡垒，与外界隔绝，仍然没有新鲜空气的流通。诗人在这些纵横交织的管道中挪动，心身俱疲，无比焦灼，只要稍有可能就想凿出一道缝隙，远远地望一眼、深深地吸一口。如果把严密而晦暗的专制体制比喻成精神的囚禁地，那么诗人总是珍惜各种各样的放风时间，在局促而宝贵的间隙里稍稍舒缓一下，发出忘情的自语。这由他留下的一些文字为证。他只在这个时刻才敢于抱怨、诅咒、沉吟、倾诉，是特殊空间里的心灵产物。

梦的悟想

在苏东坡那里，庄周梦蝶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人生的这种虚幻和察省，大多不是沮丧和颓废时才出现，而是迷茫和追溯时才发生。这在苏东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段。他注目自己的梦幻，认真对待，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与之对比和印证，努力探究它们之间更真实、更深层的联系，找出二者的奇妙关系。

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与醒来之后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更真实？这在庄周那儿研究过，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一场戏谈、一个可笑的命题。苏东坡当年也未必觉得不可笑，但经过更多的生活历练、不可思议的遭遇和折磨之后，再也笑不出来了。他觉得梦和现实不是一种简单的幻觉与真实的关系，也不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折射和显示，而是有着深不可解的谜底。梦的繁琐和复杂，一觉醒来后瞬间化为回味，仍有许多扑朔迷离的部分，却无法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在那个特殊的时空中，有些情境是历历在目和极为清晰的，而且并不比现实中的经历更简单和更粗糙。

梦境究竟是生命中再现的一段失忆生活，还是潜意识里某些假设和预告？是一部分岁月和思想碎片的勉强连缀，还是一次偶然的回返？梦境与生活的同一性，在于一生的漫长跋涉，最终仍要化为记忆和感受保存在脑海里，或模糊难辨或清新具体。梦境和真切的生活经历有时竟然能够混淆，就此而言，它们再也分不出多少不同。哪一个更真？是否可以彼此替代或翻转？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还是一个科学理性的追究？二者分野实在太大了。

人生真如梦幻一样短促和闪现，这是人在恍惚中常有的感受。苏东坡在海南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她笑嘻嘻地问他：“内翰昔日的富贵，是不是像做了一场春梦？”这样的妙比竟然出自荒蛮之地的老妪，使苏东坡大为讶异，以至于久久不能释怀。后来这个故事传开去，许多人都称呼那位老太太为“春梦婆”。这个故事被记录在宋代赵德麟的《侯鲭录》里，苏东坡自己也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三》）可见所言不虚。

这位老太太真是了得，她比“庄周梦蝶”来得更具体、更现实和更贴切，使苏东坡又一次彻悟人生，算是一次正中脉穴的强烈刺灸。俗话说“人生如梦”，说多了反而形不成警醒，但苏东坡在海南遇到了这位具体的老人，相互谈论间引用的是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其意义也就大为不同了。那是锥心刻骨的生活巨变，而且正在进行中。自少年至海南，这是怎样的一幅路线图，苏东坡自己可以清楚地画出来：由无数细节组成，痕迹纵横，有的流畅有的艰涩，高低起伏不一而足。究竟是一只怎样的巨手捉住了他，让他以一具血肉之躯画出了这样复杂的命运轨迹，真是奇妙无比费解无比。

苏东坡在旅途上经常做梦，一些大艺术家常有的人生恍惚，在他这里并无例外。许多时候这虽然不是理性的总结，也算灵光一闪的晓悟。“那知梦幻躯，念念非昔人。”（《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平山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他谈梦的诗句数不胜数，如仔细检点一下，在两千七百多首诗中，含“梦”字的大约有近三百首；三百五十多首词中，带“梦”字的多达六十首。“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更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梦境与现实关系的重构与交错，也是悲喜交加的认知。梦在回味中变得漫长，而梦中人并不觉得身在情境之外，不仅没有这样的超脱，相反会深深地执着其中。现实生活中的人又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纠缠在哀怨苦乐的细节中。人在宇宙之位置、时间之位置，需要时不时地远距离思索和审视，而这又非一般人所能为。如此苦乐漫长的旅程毕竟一步一步走过来，起起伏伏惊悚跌宕，从古至今来而复去，一切都在不可思议地发生着，奇怪到令人生疑却又无可奈何。一切仿佛自然，一切又是那么突兀。生活中总是闪过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与物事，当我们还来不及认定和追踪的时候，下一个场景又开始了。这就让人感到了记录的重要：要将一个个场景适时记下，留给自己和他人，以印证是否为梦。

“夜梦登合江楼，月色如水，韩魏公跨鹤来，曰：‘被命同领剧曹，故来相报。他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梦韩魏公》）这个梦做于海南，奇怪的是梦后诗人果真北归了。这是多么怪异的一种现象，多么奇特的一种能力，当然不是虚构。在生活中许多人也偶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真是太神奇了。可这一切既是真的，也就足以令人深长思之。

实际上人人都是梦想者，不同的是苏东坡之类的杰出人物是一些大梦想者，会在梦中攀至不可企及的高度，创造出更烂漫的场景。他从梦中来又到梦中去，本身就是一个梦幻，一个梦幻中的身影。

现实可以化为历史，历史也可以变成梦幻。

张炜，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