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0年10期｜肖复兴：天坛十三记

天坛建坛六百周年纪念

—— 题 记

一

天坛的入门，以前没有东门、北门和南门。天坛的正门是西门，名字叫作祈谷门。当年皇帝来天坛祭天的时候，走的就是这道门。门是地道的皇家坛庙的老门，三间开阔，红墙红门，拱券式，歇山顶，黑琉璃瓦铺设，在天坛独一份，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内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道墙门，叫作西天门，门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以前，道两旁有很多方形的石座，插旗杆所用，如今，一些残存的石座移到斋宫南门之外。在原来放石座的地方，摆放着花盆，秋天的时候，盛开着鲜艳的三角梅或串红、孔雀草。

从这条大道可以直上丹陛桥，左拐到祈年殿。外地游客来天坛，主要是看祈年殿。我来天坛无数次，却很少去那里。一直觉得那是皇帝去的地方，与我们百姓关联不大。只有皇帝有这样大的权力，可以修建这样堂皇的建筑，百姓家里祭祀，只是贴张灶王爷的神像罢了。再说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天意难违，祭天徒为。

小时候去天坛，最爱去的地方是回音壁。到回音壁，和小伙伴跃跃欲试分别跑向两端，耳朵贴在墙上，轻轻呼唤，看能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那感觉奇妙而神秘，仿佛隔墙传来的不是伙伴那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耳语，而是老天爷发出的幽幽回音。

小学六年级，最后一次春游，老师带我们到天坛，来到回音壁的院内，同学们雀跃着一哄而散，纷纷向回音壁跑去。我和一个女同学悄悄约好，分别跑到回音壁的两头，等大家闹完散后，对着墙壁轻轻地说一句话，看看对方能不能听见。那时候，回音壁的院内，除了我们学生没有什么人。当同学们到回音壁门外集合，院内安静得很，那声音缥缥缈缈从墙里传过来，我真的听见了，她叫的是我的名字。我叫的也是她的名字。那时候，我们悄悄地要好，彼此心照不宣，希望小学毕业以后还能联系，还能要好。

老师跑进院子，催促我们赶紧集合，我们跑出回音壁的院子，忍受着大家的嘲笑，挤进集合的队伍。我看见她的脸羞得红红的，我没有脸红，不是脸皮厚，而是还在想刚才从回音壁里传出的她轻轻呼唤我名字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

小学毕业后，初中三年，我们没有一点儿联系。一直到升入高中，我们两人偶然在街头相遇，才又接上了火。在一次聊天中，我们说起了小学那次春游天坛。我问她趴在回音壁前，是不是在叫我的名字。她连连摇头，告诉我其实是在骂我“你是大坏蛋”这五个字。我们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少年时回音壁传来的声音，竟然如此的似是而非，和那时似是而非的感情是那样相似。

如今，走到回音壁前，还会忍不住想起少年往事。站在人满为患的回音壁前，总觉得当年从回音壁那面灰墙里传过来的，依然是对我的名字的轻轻呼唤，而不是“你是大坏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曾经说：“记忆仿佛从布料中剪掉一块坏的，只把一些好的——克里木的秋天和这个声音响亮的俄罗斯的冬天拼接在上面。”在我的记忆里，也是这样，把那句“你是大坏蛋”的坏布料剪掉，而把天坛回音壁那个声音响亮而亲切的春天，拼接在上面。

二

很长一段时间，天坛是北京退休或下岗人群的一个娱乐场所。那种娱乐，属于自娱自乐，不管是拉琴的、唱歌的，还是跳舞的、踢毽子的，都玩得很嗨，可见得北京人的达观乐天。特别是玩一种皮圈的，分为两列对面站着，相距二十余米，一边用手甩出皮圈，另一边伸出头，让皮圈套进脖颈。皮圈在空中如鹰疾飞，画过一道弧线，闪动着从树叶间筛下的阳光的光斑，准确无误地飞进脖颈，常常会惹起围观游客的一片鼓掌惊呼。那情景，颇像我儿时在天桥看过的撂场子耍把式，真的有自己的高超技艺。

各种娱乐各有自己的场所，不会相互交错、干扰。跳舞的、踢毽子的，一般在北门两侧的白杨树下和斋宫前的林荫道上；拉琴的、唱歌的，一般会在东门二道墙前的核桃树下，或祈年殿外的红墙下；甩皮圈的，只在长廊西侧的松柏树下，因处在游客必经的甬道旁，围观者甚众，特接地气。

如今，这些娱乐项目大多还在，唯独大合唱，前两年天坛整治，为防止音量过大，已不再出现。这多少有些遗憾。想当年，每逢周末，在长廊中间的位置东西向各有一个出口，台阶上下都有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一起，中间有像模像样的指挥，也有指法娴熟的手风琴伴奏。他们唱的都是一些老歌：《我的祖国》《祖国颂》《万泉河水清又清》《八角楼的灯光》《英雄赞歌》《打靶归来》……声势浩大，音量确实不小，如波浪滚滚，拍岸冲天，甚是引人。游客驻足翘首，甚至忍不住跟着一起大声高唱。很多外国游客更是看着惊奇，纷纷拿出相机、手机噼里啪啦一个劲儿拍照，在外国的旅游景点，他们哪见过这样的壮观？

对于大合唱，我一直格外倾心，一种神圣的感觉从那么多人整齐洪亮的声音里传出，如浪如云如雷雨一样连天涌来，总觉得那声音既来自心底，也来自天宇之间。伴随着天风猎猎，人的声音得到升华，听着那种回荡在四周的天簌之音，真的会感到人的内心原来是可以和天空一样浩荡无边的。

我一直认为，合唱的传统来自宗教，中世纪教堂里的格里高利圣咏，开合唱之先河，据说那时各种各样的合唱曲就有一千六百多首。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音乐家帕勒斯特里那，小时候就是唱诗班的成员，成年后所作的五百余首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合唱曲。很多人对音乐乃至对艺术的认知，多是来自童年的合唱。

老作家林希先生，也格外钟情合唱，从小也是合唱团的团员，他曾经说过：“站在合唱队列里，立即有了神圣感。”我特别赞同他的这个说法。这种神圣感，让合唱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演唱。因为无论是西洋、民间或流行的独唱、重唱，可以有属于私人化或宏大叙事的种种丰富的情感在内，却难有这样来自天外之音的神圣感。神圣感需要有一定的人数和空间。

前两年，在长廊有不止一支合唱队，其中一支人数最多，他们手里拿着厚厚的歌谱，唱得格外认真。指挥的年龄不小了（有人说他是从正规乐团指挥的位置退休下来的，也有人说他插队时参加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脸沧桑，指挥了一个上午，显出疲惫劳累的样子。但是，只要手指在空中一动，像有了魔力一样，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由于完全出于自娱自乐，没有一点儿功利心，他们唱得就是不一样，发自内心的声音，才属于音乐的本质。

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是《祖国颂》，那是一首老歌。这首歌确实悠扬动听，他们唱得格外高亢而一往情深：

江南丰收有稻米，

江北满仓是小麦，

高粱红啊棉花白，

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只要开头的歌声一起，就会吸引不少游客加入他们的大合唱。我也是加入者之一。于是，合唱的队伍会越来越大，歌声也会越来越激荡，成了天坛公园里的一大景观。

如今，每次到天坛，只要路过长廊，我总会忍不住想起当年这里声震于天的大合唱。这样的合唱，成了一个时代天坛的背景音乐。这样的音乐，和当年在神乐署奏响的韶乐完全不同。这样的音乐，让天坛在如今很多角落设置的音箱中所播放的瑶琴丝弦古乐中，多了一分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

三

神乐署的后院有一株老槐树。我有些奇怪，为什么它长在高出地面的一座高台上？四周又为何用围栏围起? 一般的树应该种在院子当中，和地面平行才对。或许，真的是老树成精，才会如此出人头地，长得这样超常规、不按常理出牌的模样？

我曾经画过它三次。

一次是夏天，满地槐花如雪。

一次是秋天，满树黄叶飘飘。

一次是冬天，满枝满丫瘦骨嶙峋，敲打着寒风，发出铜管乐一样的清越声响，在空旷的院子里寂寂地回荡。

冬天，觉得它像一个老人，历尽沧桑，却依然不甘屈服于命运，即使没有了茂密的树叶，枯枝借助寒风，也能发出音乐般的声响。

秋天，觉得它也像一个老人。黄叶黄得不如银杏叶那样明亮如金，也不如石楠叶和杜梨树叶那样油亮如漆，更没有梧桐树叶那样阔大如扇。细碎的叶子像衰老而萎缩的身子，枯萎在枝头，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或零落在地上，一任扫帚扫去，那样惹人哀怜。

秋天和冬天的它，像是老人的两个侧面，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老人。这时候，我几乎忘记了它是一株古树，把它当成了自己身边的老人或自己。自己也无可奈何地老了。

夏天，看到它满树满地槐花如雪，又觉得它不像老人，像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妇人，那样风情万种，特别是风中还会传来淡淡的槐花清香，尽管远不如洋槐那样浓烈。

秋天，我在画它的时候，身边走过一对年轻人。男的指着老槐树对女的说：这棵槐树，是北京城四大古树之一。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准确，但它确实是一株有六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在神乐署，它被尊称为神乐槐。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它有那样的古老和神性。

只是有一次，在冬天的黄昏，一弯上弦月已经迫不及待地升上神乐署的上空，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它。它不动声色，枯寂地立在那里，和万古明月默默对视。它已阅尽春秋，心如止水。

忽然想起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写过的一句话：“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弯，淡若清梦。”他写的是梅花，是在古钟楼，不是槐树，也不是在神乐署，却让我觉得移植到这里，也很是合适。特别是“淡若清梦”四字，不仅可以说是“夕月一弯”，更可以说是古槐树。那一刻，这棵古槐，也便有了古老和神性之意。

四

天坛里，有好几个藤萝架。春末夏初，紫藤花一穗穗地缀满其间，将木架遮掩得密密实实，那里成了一个花廊。藤萝花落尽，绿叶满架，洒下一片绿荫，依然有不错的景致。到这里来的人络绎不绝。因架下有一圈白色的木椅环绕，到这里乘凉歇息的人很多。

月季花坛前的那个藤萝架，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不仅月季四季花开花落不间断，芳香缭绕，还因为藤萝架的前面，还有两棵古老的雪松。和其他笔直参天的松树不同，它们像两个胖罗汉，撑起圆圆的硕大树冠，洒下一片巨大的阴凉，连带着把藤萝架都照得绿意蒙蒙，夏天的时候，最是风凉。

那天中午，我坐在那里画画，忽然，一阵风似的来了一帮女人，先是说说笑笑的声音朗朗地传来，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出场那样先声夺人。紧接着，她们像一群花蝴蝶飞进藤萝架中，纷纷落座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得有七八个人。说她们是花蝴蝶，因为别看都是六十开外的年纪了，却比年轻人敢穿，正是夏末时分，不冷不热，个个描眉打鬓，打扮得十分俏丽。她们比赛似的，把各自压箱底的花衣裳都拿出来披挂上阵，多是典型北京大妈三件套的装扮：花衣裳、花围巾和太阳镜。

刚刚坐下，她们便不甘示弱地从挎包里拿出各种吃的喝的，开始边吃边喝边聊。听话茬子，她们是中学同学，好多年没见，这是好不容易凑齐的一次聚会。她们都是北京人敞亮的大嗓门儿，聊得非常开心、非常热闹。各自摆脱了家里的琐事，没有了孩子丈夫和老人的干扰与牵绊，像一群飞出笼子的鸟，撒了欢地聊，想聊什么聊什么，就像当年萧红写她家的菜园里的那些老倭瓜，想爬上架就爬上架，想爬上房就爬上房，聊得无主题，聊得没边界，聊得尽兴，聊得肆无忌惮。

起初，我没有注意她们聊的具体内容，都是些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一直到她们老是说起一个人名，而且，一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唉、唉”嘬牙花子似的不断感慨，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听不清这个人的名字，只听见是姓姚，也可能是姓廖或邵或焦，反正是这个音儿。好奇心让我放下画笔，渐渐听明白了，她们这个姓姚的中学同学，丈夫二十多年前去世了，姚同学一直守寡，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女儿带大，一直到女儿考上大学，又熬到女儿大学毕业结婚生孩子，要说也真不容易。前两年，姚同学忽然和一个男人好上了。这消息传到这帮同学的耳朵里，都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她和一个男人好上了，而是这个男人是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在一个超市做保安。

你说，她找谁不行，非得找这么一个人？这让她们不解，纷纷这样说。

而且，那个男的比她小近二十岁呢。这就让她们更加不解。

他们俩人是在超市里认识的。姚同学到超市买东西，怎么就一下子和保安接上火了呢？这一点，她们语焉不详。有说是她不小心碰倒了货架上的一堆东西，保安没说她，反倒帮她把东西放回货架；也有说是她买的东西太多，保安好心帮她拿回家……甭管怎么说吧，反正两人好上了。好的速度也太快点儿了吧，连个过门儿都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到主旋律。这是让她们最最不解的。

这也让我有些不解。都说现而今人们的恋爱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是第一天见面，第二天接吻，第三天就上床，但大多数指的是年轻人。像姚同学这样六十出头的人，还能这样干柴烈火般立刻哔哔剥剥地就烧起来？

可能这些年憋得实在难受了吧，她丈夫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一个女人说。这样说的有些不怀好意。

那个保安的老婆在农村老家，他也憋得难受了，两个人才一拍即合！另一个女人说，说得也是同样不怀好意。

也可能人家有了感情。第三个女人说，说得有点儿同情心。

什么感情？刚见面就有感情？一个北京人，好歹有文化，也拿着退休金，和一个山东的老农民，会有真感情？还不是为了那个事儿！又一个女人撇撇嘴，把“那个事儿”几个字说得那样鄙夷不屑，有点儿恶毒。

听说，现在那个保安三天两头就去她家一次，你们说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有这么大的瘾！一个女人立刻附和。

可别说，保安比她小近二十岁，是生猛海鲜呢！又一个人接上话茬儿，语气有些古怪，不知是嫉妒、是羡慕，还是嘲讽。

紧接着，她们开始相互打探各自还有没有“那个事儿”，几乎众口一词，都说早就封山了。她们一群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叫着、闹着，笑成一团。

女人有时真的比男人还疯。女人和女人凑在一起，可以好得如同亲姊妹，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也可以隔膜得隔开一条银河那么远，甚至眼睛难揉沙子，最后反目为仇。

最后一个女人发话了，是重磅新闻：你们知道吗，最近，保安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和他女儿把他老婆接到北京来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其他女人都惊讶地叫了起来：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接着说：他老婆的子宫里长了个什么东西，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当地医院没法确定，让她到北京大医院看看。这不，他和孩子一起带着老婆来北京了。再告诉你们个消息，你们绝对猜不到，这一家三口就住在姚同学家里。

大家立刻张大了嘴巴，只有啊的一声，谁也说不出话来。

一群麻雀不合时宜地从藤萝架前的草丛中飞起，叽叽喳喳叫着，飞落到远处，溅起一阵尘烟。

五

晚秋时节，快近中午，一阵歌声从双环亭里传出。是男声，流行唱法，唱得很好听，嗓音清亮，抒情气息很浓。有音乐伴奏，歌声更显得绵绵缱绻如水，悠扬动听。那唱功，显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一点儿不比现在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歌手差。

双环亭，一九七五年从中南海移来，是乾隆皇帝为他母亲五十大寿所建，也是一座有近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亭子两侧延伸出长廊蜿蜒，前有开阔的草坪，后有茂林修竹，很是幽静，有一种天坛后花园的感觉，与肃穆辽远的天坛风景不尽相同。天坛过于辽阔，作为皇帝祭天的地方，自然可以；作为园林公园，风景便显得有些单调。移双环亭至此，有补景之用。

我循声找去，歌手双腿横跨在双环亭中间拐角的长椅上，背后是一片葱茏的绿树和灌木，像是特意为他拉起的一道绿色的幕布，隔开了远处的喧嚣。那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面目俊朗，长发垂肩，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很有流行歌手的样子。他的脚下放着一台袖珍的音箱，长长的电线一直连在他双耳的耳麦上。他手持一个无线话筒，正在动情地唱着一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情歌。

我坐在离他不远的椅子上，掏出画本画笔，画他的速写像。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我常来天坛画速写。说是速写，我画得却很慢，能力所限，无法用几笔流畅的线条一挥而就。好在他只是坐在那里唱，偶尔挥挥手臂，没有大的动作，好像是为了照顾我这样的“二把刀”。

其实，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在画他。他唱得很动情，非常投入，旁若无人，如一条鱼，沉浸在他自己歌声的海洋里。每唱完一首再唱新的一首歌之前，他都要介绍一下这首歌的作者和原唱者，说明一下时代不同，唱法也要有所不同。都是一些老歌，港台歌曲居多，情歌居多，久违的刘文正、张学友、张信哲、费玉清此起彼伏。他唱得很熟练，张口就来，一唱就响，属于开口脆，久经沧海，是流行乐坛上的老江湖。一连听他唱了好几首歌，仿佛时空穿越，重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他一起重温了一部流行音乐简史。

我还发现，他的身前身后围着多位中年妇女，随他的歌声翩翩起舞。由于有树荫遮挡，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她们。她们穿得都很鲜艳，还都披戴着花围巾。有歌有舞，有声有色，双环亭热闹了起来。

画完后，我走到他的身边，先是称赞他唱得真好，然后递过画本和笔，请他在速写像旁签名留念。他接过画本和笔，感到有些意外，冲我笑笑，很憨厚的样子，没有老油条歌手那般的得意和高傲。他问我签到哪里好。我说随便，哪里都行！他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在画本上签上了他的大名。那姿态，那字体，肯定给很多歌迷签过名。

只是，他的字太潦草，我没有认出是什么，请问他，他还没有答话，旁边一个女人先替他说了：天坛大洋！很有名的！

我再仔细辨认，认出了“天坛大洋”四个字，这是他的艺名了。我明白了天坛二字的含义，一定是他经常到天坛来唱歌，却不大明白“大洋”意味着什么。

另一个女人对我说：他不仅在天坛唱歌有名，在北京也有名呢，还上电视台唱歌呢！

又一个女人接着说：今天晚上，他在永定门唱歌，欢迎你来!然后，她指指“天坛大洋”脚下，对我说：这上面有他的介绍。我才发现，那是一块硬纸牌子，上面有他的简单介绍，于是知道他是来自东北的北漂歌手，深受中年妇女的欢迎，在天坛唱出名，曾经获得过模仿费玉清的全国总冠军，不仅唱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还唱到了美国、日本和韩国。

我向他表示祝贺和敬佩。见识浅陋，我是第一次听他唱歌，他却是早就成了天坛一道别致的风景。歌手，从来有来自庙堂和民间的两种。来自民间，更具草根性，让音乐走下灯光炫目和舞美包装的舞台，和大众贴近，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这位“天坛大洋”一直没怎么说话，都是身边的这些女人叽叽喳喳地在讲，他也插不进嘴，坐在那里憨厚地笑。我对他说：我别耽误你们了，赶紧接着唱吧！

临走的时候，我身后一位妇女还在说：晚上永定门，你也来吧！他唱得可好了，连这里的小鸟都飞过来听他唱呢。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我相信，这个女人说的并非夸张。我想起十八世纪的夏巴农，他是一位小提琴大师，还是一位作曲家，他曾经突发奇想，为一只蜘蛛作了好多支曲子，并用小提琴奏出这些曲子给这只蜘蛛听，想看看它对哪一类音乐敏感。他确信蜘蛛对小提琴也有感觉。果然，他发现蜘蛛还真的对他拉出的一种乐曲感兴趣呢。后来，他还发现，音乐中模仿的夜莺声音，比夜莺自己的叫声还要动听，连夜莺自己也爱听呢。音乐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是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音乐可以沟通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感情和心灵，也可以和大自然沟通。

“天坛大洋”，在天坛公园里唱歌，剑鞘相配，适得其所，会比在电视台、在舞台、在国外更有魅力。那些地方富丽堂皇，但不会有小鸟飞来听他唱歌。双环亭如同老式的胶版密纹双面唱片，把他这样悠扬动听的音乐录了下来。

六

五一和十一，天坛里的花会多起来，弥补一下平日里树多花少的缺憾。五一，是月季和牡丹；十一，是三角梅和菊花。国庆节期间，祈年殿前、丹陛桥两旁，摆上了一盆盆三角梅，紫色的花瓣盛开，迎风摇曳，像是一群紫蝴蝶在飞舞。

出祈年门，沿丹陛桥往前走，一路花，一路人，一路景。站在花丛中拍照的游人很多，摆出各种姿势，抖动各种围巾，亮出各种服装，拍得很嗨！当然，大多是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因为要到这里来，需爬很高的一段台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了，精神气儿差了，便很少见到。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自娱自乐的、和儿孙一起游园的老人，也有一些。不过，我说的不是这样老而弥坚的，而是那些年老力衰需要人搀扶，甚至是坐在轮椅上需要人来推的老人。特别是儿女不仅陪伴他们来游园，还特意为他们拍照的，就更少。遇见这样为老人拍照的年轻人，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向他们投以赞赏的目光。

为自己年迈的父母拍照，和为自己的孩子或为自己的情人拍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镜头里出现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人生季节的流逝，是生命的流逝，在这样的流逝中，儿女的心，总会情不自禁地偏移向自己的孩子一边，而有意无意地将已经霜叶凋零的老人冷落一旁。特别是节假日里出门去远方旅游的年轻人，更容易把腿脚不利索的父母撇在家中。这是儿女也是父母都心安理得的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责怪。

一盆盛开的三角梅前，我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站在花丛中，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出来扶着花枝。由于个子比较矮小，三角梅几乎遮住了她的脸，一头银发在紫色的花朵中更加醒目。

我停下脚步，看见老太太的对面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端着手机，正准备为她拍照。在她们两人之间，有一个中年男人正望着老太太笑着说：妈，您笑一个！老太太抿着没牙的嘴笑了，笑得不大自然，因为她发现我一个外人在望着她。

我对那个男人说了句：你给她们娘儿俩一起照张相，留个多好的纪念！男人拿着手机开始拍照，老太太笑了，两个手机几乎同时按下快门。紫色的三角梅在午后的阳光下是那样的明艳耀眼。

老太太从花丛中走了过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都八十几了，老眸咔嚓眼的，还照什么相呀！我对她说：照得挺好的，看您多精神，哪像八十多岁的人呀！身边她的那一对孩子都笑了。一问，才知道他们是陕西人，趁着国庆节放假，特意带着母亲到北京来玩的。女人对我说：我妈上一次来北京还是年轻的时候呢！

我的心里充满感动。老人总爱说年纪大了还照哪门子相呀，但是，如果你真给他们拍照，他们的心里还是挺受用的。他们倒不是为了看自己照片上的面容，而是享受孩子为他们拍照的过程。在我的想象中，这和孩子为他们买了件新衣服，帮他们穿在身上，或者是买了新上市的荔枝、橘子或糖炒栗子，替他们剥开皮，喂进他们的嘴里，是一样的感觉。

我母亲年老之后，腿脚不利索了，住在楼房里，很少下楼。那一年，我家对面新修了一座公园，国庆节正式开放，我和刚刚读小学的儿子搀扶着她下楼，到那个公园里看看。我让她站在一盆盆正在盛开的菊花前，说给她照张相，她也是这样说：人老了，还照哪门子相呀！但是，她还是很高兴地站在菊花前面，照之前还特意用手拢了拢头发。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几张照片之一。

在天坛，我格外注意那些为母亲拍照的人，每一次看到他们，心里总是很感动。我觉得那是天坛公园里最美的一幅画。

七

是的，在天坛，我看到，或者说我注意到的更多是老人。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老了的缘故吧。

清早，我坐在一棵古柏树荫下，想画对面祈年殿外的一段红墙。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向我走过来。她走到我的身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纸袋，对我说：你能帮我把它撕开吗？

我接过纸袋，是一个类似装茶叶或感冒冲剂的小袋子。袋子有些旧，也许是因为在老太太衣袋里揉搓得有些皱巴巴的了。袋子边缘应该有个小缺口，被磨得有些看不大清。我找到了缺口，顺便看清了纸袋上印着的字，是一袋可以冲泡的参茶。同时，我也看清了，保质期已经过了。

我正要告诉老太太，已经过期了。老太太对我说话了：前两天孙子特意给我买的！那语气带有一种温情。我把到唇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撕开纸袋，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拿过纸袋，谢过我后，对我说：老了，不中用了，连这个都撕不开了！

这话说得我的心里一动，非常不好受。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有一次纫针的时候，怎么也不能把线穿进针鼻儿里去，让我帮她。我从她手里接过针线，很快纫好针，母亲也对我说了这么一句：真是老了，不中用了，连个针都纫不上了！那时，母亲七十多了，说得有些伤感。我劝慰她说：看您说的，什么不中用了，就是眼神儿不如以前了呗，谁到了您这岁数，眼神儿还能像以前一样呀？

我也这样的劝慰老太太：看您说的，什么不中用了，就是眼神儿不如以前了呗，谁到了您这岁数，眼神儿还能像以前一样呀？

老太太没有说话，摇了摇头。

我问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她告诉：七十六了。

七十六，其实并不太老，但老太太消瘦且有些缺少血色的惨白面容，还有刚才走路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像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她把袋装的参茶倒进保温杯，使劲儿晃了晃，没有喝，盖上了盖子。她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像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我请她坐下来。周围有一些晨练的人，老太太没有找别的人，而是找到我，让我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她缓缓地坐下来，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道：真是不中用了。

在天坛里，常常会碰见像她这样岁数甚至更年长的老人，好多都生龙活虎的，而且，比她要乐天。她说得有些悲观，我猜想，并不会仅仅是因为撕不开一个纸袋。聊起天来，我知道了老太太的大致经历。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前两年，唯一的儿子又突然先她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可想而知。她家离天坛近，地段好、房价高，孙子让她把房子卖了，自己也把房子卖了，两处换在一起住。老太太不愿意，坚持住在老屋里，不仅是因为到天坛里遛弯儿近便，也是因为那是和老伴结婚以后一同住了几十年的老屋。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同意孙子卖房的提议，和孙子的关系有了隔膜。但也不至于给老太太过期的参茶吧？不知为什么，和老太太聊完后，我对这个孙子很是不满，心里想，如果是我的母亲，或者是我的奶奶，作为一个儿子或孙子，我会这样做吗？又或者，我的孩子拿过期的食品孝敬我，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望着老太太，忽然，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

老太太却对我说：现在，我最大的快乐，是每个星期天，孙子带着他的孩子一家人到我这里看我一次！每一次，都会带东西来，不空手！这参茶就是上个星期天带来的。

您好福气呀！我只好这样对老太太说。

一直到老太太和我告别，我也没有将参茶过期告诉她。望着老太太佝偻着身子颤巍巍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一直在纠结，是告诉她好呢，还是不告诉她好呢？

一连好几天，只要到天坛，我总会想起老太太，想起那袋参茶。又想，或许是粗心的孙子没有注意到参茶纸袋上打印的那一行保质期的小字。只有这样想，心里才替老太太宽慰一些。

八

通往祈年殿，如今，东西南北四面都可以上去。朝西有一扇门，叫花甲门，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的，那一年，乾隆皇帝年整六十，正值花甲，来天坛祭天，再从丹陛桥走个来回，有些力不从心，开了这个门，直接上去就是祈年殿，少走了好多道，便将这个门称之为花甲门。和花甲门这样别致的名字有一拼的，还有一座门，在皇乾殿里，叫古稀门。它比花甲门矮小，是乾隆皇帝七十岁那年，有拍马屁的官员建议再修这样一座门，免去皇上来天坛祭天之前进皇乾殿先行礼数时多走的路。看来不管什么章程，哪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圣祭天章程，也是能够因人而异，可以改变的。在这里，天并没有比人或者说权大。

花甲门，是我爱去的地方，常坐在它前面画它。别看游人常从门前门后穿行而过，或在门前的台阶上拍照，它并不喧闹，一直很安静，处变不惊的样子，像个大家闺秀。不像祈年门，虽然是皇家气派，而且是明朝留下来的老门，在天坛里所有的门里年头最久，但那里常常人满为患，热闹得像个集市。

夏天。星期天。快近黄昏，天气依旧很热，但是，逛天坛的人还是不少。我坐在花甲门前的长椅上画画，柏树下浓荫匝地，很是风凉。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罐可乐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他瞥了一眼我本子上的画，没有说话，只管仰着脖子喝他的可乐。

我画前面的柏树林，画了好长时间。他也坐了好长时间，不时瞥一眼我的画，又瞥一眼我。我也瞥了一眼他，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小伙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觉得他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可是，只听见他的嗓子眼儿咕噜噜地喝可乐的声响，他并没有讲话。

可乐喝完了，可乐罐在他手里捏扁，捏得像被踩着的蛤蟆嘎嘎直响。这个小伙子肯定有什么心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什么人。朋友？恋人？想到这里，我想应该站起来，把这个位置让给他才是。

就在我要站起身的时候，一个穿着象牙白连衣裙的年轻姑娘，挽着一个身着红色T恤的小伙子，亲亲热热地走了过来。走到我们面前，这一对年轻人忽然停了下来，望着坐在我身边的小伙子。姑娘没觉得什么，红T恤小伙子显得有些吃惊。我瞥了一眼身边的小伙子，他倒没有这样的吃惊，只是站了起来，脸上闪动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我看出来了，这三个人彼此肯定认识，是一次意外的不期而遇的邂逅？

在这一闪念的工夫，连衣裙姑娘的手，已经从小伙子的手臂中抽将出来，上前一步，抡圆了胳膊，啪的一声，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在小伙子的脸上。然后，回转身来，又挽上红T恤小伙子的胳膊，若无其事地款款而去。

我被这一记耳光扇愣在那里，望着小伙子，不知该说什么。

小伙子却一屁股坐了下来，对我苦笑一下，说：没事！没事！那笑，很难看，本来清秀的脸庞，变成了苦瓜的模样。

小伙子接着对我说：我就是坐在这儿等着她过来的。

他说的这个她，肯定是指连衣裙姑娘。

有故事？我轻轻地试探着问了他一句。

他收起了苦笑，说：也没什么故事。她是我的初恋女友，从中学到现在，好了快十年了。突然，她说不爱我了，爱上了另一个男的，就是刚才那位。她和他才认识几天呀？她和我可是认识十年了呀！这两头，不管是断了，还是爱上，未免也都太快了点儿吧？

我看出来了，那一记耳光，把他一肚子的话打出来了。看样子，他刹不住闸了，不吐不快。我只有好好听着，脸上现出一副很同情的样子。

他接着说：不仅我这么想，那个男的也是这么想的，不大相信她和我是真的断了。这是正常的吧？这不，她约我今天到这里来，说三个人一起见见面谈谈，把事情说开了。我就来了呗！谁承想，她给我来了这么一出。

小伙子，你看出来了吧，她约你过来，就是要演这一出的，演这一出，就是给那个男的看的……我本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对他这么劝几句的，话还没说完，他一摆手拦住我，说：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我没那么傻，还能看不出来她心里想的什么?

那你就死了心吧！没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呢！我赶紧插上这样一句，不忍心他再上当受骗。

他瞥了我一眼，像是一条鱼，被我这句话打沉到了水底，沉吟半天，才缓过气来，从水底又游了上来，对我说：我知道您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您是好意。可您说我要是死心眼子，就喜欢这穿红的，就不喜欢那挂绿的，可怎么办呢？

这话，一下子把我噎在那儿了。

小伙子站起身，和我挥挥手，离去了。天真好，落日的余晖还未完全散尽，晚霞烧红西天，透过柏树的枝叶，筛下斑斑点点光亮，跳跃在小伙子的身后。

九

天坛里最多的树木，是柏树，有几万棵，树龄在几百年之上的就有五六千棵。在天坛，柏树的代际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内垣和外垣前的柏树林，种植的是年轻的新树，而散落在园内的很多柏树则是老树，甚至有明代六百年以上树龄的老柏树。在植物之中，比起娇艳的花草，树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人类和树比起来，最多不过百年之躯，哪怕是帝王，都是无法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树木相匹敌的。人在天坛，在这些蓊郁森森的古柏面前，显得很渺小。

很难设想，天坛里如果没有了这些古柏，将会是什么样子。祈年殿和圜丘，俯瞰四周，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地面，或者是一些杂花新树，该会发出怎样的喟叹，肯定会感觉像是元帅麾下没有了威武成阵的将士，而只是一片花拳绣腿。

走到这些古柏密密的树荫下，我有时会想，没有了古柏，哪怕是盛开着鲜艳花朵诸如桃李海棠一类的树簇拥着祈年殿和圜丘，也是不适合的。只有古柏，才和天坛相配，才如彩云拱月，托起了整个天坛。

有一棵古柏，在天坛里很特别。它是斜躺在那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从巍巍直立，变成了这个样子。是雷雨？是地震？还是战火？在天坛漫长的历史中，在人为的战火和自然的灾难中，无辜倒下而死亡的古柏有很多。我一直都觉得它很不情愿，不甘屈服于一头栽倒在地。它的枝干离地面很近了，眼瞅着就要倒下了，但它还是坚强地支撑着，箭镞一样斜指向天空，就像战场上一个中弹也不肯倒下的武士。于是，它与众不同地活了下来，定格成今天这样，像一尊罗丹或马约尔的雕塑。

它很粗壮，纵使躯干已经被扭曲成这样，一年四季枝叶茂密，生命力依然旺盛如年轻的时候。每一次经过，我都要站在它身边看一会儿，有时会觉得它如同一尊卧佛，洞悉世事沧桑与人生况味，有几分幽邃和神秘。

这棵古柏，我小时候就见过，几十年过去了，它还斜卧在那里，只是以前我可以爬到树上玩耍，现在被铁栏杆围起来了。几十年过去了，我垂垂老矣，它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枝繁叶茂。几十年算什么，几百年都过去了，它不是照样青春如昔吗？如今，它的树根处，居然又长出了新的枝丫，许多青草也爬满四周，甚至缠绕上它苍老皴裂的躯干。这时候，我觉得它就像一只鸡婆，四周围绕着一群鸡娃，或者像一个孙儿绕膝的老爷爷，充满人间烟火气息。

夏天，我坐在它对面画它，觉得它越发枝叶茂密、浓郁苍绿，如一潭深湖。我一遍遍端详它，仔细看遍了它的浑身上下，忽然，觉得它好像在对我讲话，只是我听不懂树的语言。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不是树的语言。树叶的语言，无须借助风。树叶也不是树的嘴巴。我们知道树和我们人一样，也会呼吸，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树和我们人一样，也会说话，我们不知道树的语言是什么。我们的先人讲究天人合一，我们如今更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我们听不懂树的语言，我们和它们隔膜得很。

古柏很有特色，尤其是天坛的古柏，因融入苍茫的历史而富于生命感的力度和深度。当年，梵高居住在法国阿尔的时候，很爱画柏树，即使病重住进圣雷米疗养院里了，还在画疗养院里的柏树。他说：“柏树在线条和比例上都很美，像埃及的方尖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以这样崇高的比喻评价柏树。

史铁生对地坛的古柏情有独钟，也曾经从绘画的角度说那里的古柏“躯干和树冠可以表现的元素太丰富了，随便换个角度都会感觉不一样”，说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枝条，像是岁月无声的撕扯”，说“这些和树干扭曲在一起的大疖子有特殊的故事感”。

面对柏树，梵高是画家的角度，史铁生则是作家的角度。史铁生强调它们的故事感和历史感等更多文学的元素，梵高强调它们特殊的美和美术的元素。或许，两者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更丰富而准确地概括天坛里的古柏给予人们的启示，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它们。

梵高画的柏树，是丝柏树，和天坛里的柏树不完全相同，而且，也没有天坛里的柏树古老。不过，他对柏树的这个“方尖碑”的比喻，让我感到新鲜。我想，如果在梵高眼里普罗旺斯的柏树是“方尖碑”，天坛里的古柏，尤其是我自童年就见到的这棵斜卧而顽强不倒的古柏，又该是什么呢？我一直想找到一个比“方尖碑”更崇高更合适的比喻，可是，思短词穷，一直没有找到。

有一天，我到北大参观塞克勒博物馆，忽然看见院落里的石座上放着一块日晷，由一根针一样细的支柱支撑，呈斜立状，指向天空。我一下子想起，天坛里的这棵古柏不也是斜立着吗？而且，比日晷的倾斜度还要大。我觉得古柏、起码这棵古柏就像我们古代的日晷，直指天空，直指时辰，和天坛正相吻合适配。

十

长廊里，那一溜朝东的长椅上，一年四季几乎都被打牌的和下棋的人占满，一个牌局紧挨着另一个牌局，鳞次栉比，热闹非常。

这个长廊，和颐和园的长廊不同，颐和园的长廊有二百七十三间，这里的长廊连它的零头都不到——七十二间，所以又叫作“七十二连房”。颐和园的长廊，是为慈禧太后和皇帝游览湖光山色助兴的，这里的可不是为了闲情游乐。天坛当初建这长廊，为的是它连接宰牲亭、北神厨和神库，在皇帝祭天的时候，是一个方便送祭品用的便捷的专用通道，要一路高悬红色的宫灯，其连接着上天神祇，是带有神圣的仪式感的，比起颐和园的长廊，虽短却意长。谁想到，风流云散之后，时代变迁之中，这里却变成了大众娱乐的得天独厚之地。

到这里打牌下棋的人，大多是退休或早早下岗的北京人。特别是冬天的上午一直到中午前后，阳光暖洋洋地照着，晒在打牌的人的脸上身上，个个显得懒洋洋的，仿佛一群从海洋里爬上岸的海狮或海象，沐浴在阳光下，格外慵懒、惬意。这里成了天坛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着外地游客，特别是老外，常常会给这些海狮和海象拍照。这些人已经是见多不怪，要不就是牌正打在高潮，没工夫理他们。

长廊里，还有玩蝈蝈的。独此一家。在众多打牌下棋的人中，鹤立鸡群，分外显眼。

冬天，每周五临近中午时分，总会有两个老爷子，怀揣着蝈蝈，抱着暖水瓶和茶杯，前后脚来到长廊。二人坐定下来，从怀里掏出蝈蝈，放在长椅上，让蝈蝈和自己一起晒晒太阳，一起喝茶聊天。

这是冬蝈蝈，老北京人过冬时候爱玩的一种冬虫。

在长廊里，这两位老爷子，我见过好几次：一个瘦而精悍的身材，长长的脸膛，面色黧黑；一个稍微壮实些，国字脸，别看年龄七十大几，面容却白净，显得格外清秀。长脸膛拿出两个有机玻璃瓶，里面各装着一只翅膀翠绿明艳的蝈蝈。国字脸也拿出两个有机玻璃瓶，里面各装着一只翅膀青黑色的蝈蝈。这四个有机玻璃瓶开着口，顶部都盘着一个金色的铜圈，很像蚊香盘的样子。

我对冬蝈蝈是外行，头一次见到蝈蝈装在这样专业的有机玻璃瓶里，便少见多怪地问：蝈蝈以前不都是装在葫芦里的吗？

国字脸告诉我：现在也是揣在葫芦里，暖和，蝈蝈好过冬。但装在葫芦里没法看。这有机玻璃瓶，是这些年新出来的，不是方便看吗？

我接着请教他：您二位这蝈蝈的颜色不一样，这蝈蝈还有不同的品种吗？

国字脸指着瓶子里的蝈蝈，接着告诉我：他这个蝈蝈叫翡翠蝈蝈，我这个蝈蝈叫铁蝈蝈。翡翠蝈蝈，为看色儿；铁蝈蝈，为听声儿。还有一种蝈蝈，翅膀的颜色跟枯草一样，叫草蝈蝈。

我长了见识，又问道：这玩意儿好养吗？

国字脸指着瓶子里的胡萝卜丁告诉我：好养，是个人都能养，你就喂它点儿胡萝卜，每天搁这么一小块。一天忘了，隔一天搁一点儿也行，放一粒小青豆也行。就齐活儿了！

我又问：它喝水吗？

胡萝卜本身就有水分，你把它放在湿毛巾上，或者拿一根牙签沾一滴水珠儿，它都能喝。

我又问：蝈蝈喜欢晒太阳吗？这么冷的天，不会冻死呀？

不是它喜欢晒太阳，是我们喜欢看看它的模样，听听它的叫唤。晒一个来小时没问题。

我指着瓶子上那一圈铜圈问：这玩意儿干什么使的？

这叫作响器，蝈蝈叫唤的时候，震动了它，能引起共鸣，叫声就更好听。有时候，为了让蝈蝈叫得好听，还得给它喂点儿药，叫作点药。

然后，他附在我耳边说，过去点的是朱砂。点在蝈蝈的翅膀上，翅膀沉了，蝈蝈叫起来，震动的声音就响亮了。

基本都是我和国字脸对话，长脸膛只顾一遍遍起身给国字脸倒水斟茶，没怎么插话，只是倒水的时候，侧脸瞥了我几眼，那眼光透露的意思是：敢情你完全是个棒槌呀！

国字脸爱说，也有耐心，给我上了一堂关于冬蝈蝈的启蒙课。我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又问他一个问题：这蝈蝈能养活多长时间呀？

长脸膛这时候插了句:百日虫嘛！

我没听清，国字脸对我解释说：这么跟你说吧，基本上它活的时间和咱们供暖的时间长短差不多，十月份开始养，到来年开春，就不行了。它陪咱们过了整整一冬，也够意思了！

我连连点头，向他道谢，感谢他给我普及了这么多关于冬蝈蝈的知识。告别的时候，他指着长脸膛对我说：我们以前是同事，退休之后，喜欢养蝈蝈，凑到一堆儿了。

长脸膛才接上话：我们老哥俩每周五都来这儿会会。

我指着椅子上有机玻璃瓶里的蝈蝈说：顺便也让它们会会。

长脸膛和国字脸都笑了，连声说：没错！没错！让它们也会会！会会！

笑声震荡得那两只铁蝈蝈跟着叫了起来，声音那叫一个亮！

十一

七星石旁边，有一个相亲角，每个周末，那里都会人头攒动。即使冬天，也是人满为患。在远处，听不到人语喧哗，只见花花绿绿的衣服如花影飘浮，电影里的默片似的，在夏日的绿荫蒙蒙中，尤其显得有些迷离；在灰白色的七星石的掩映中，晨雾尚未飘散时，更像是海市蜃楼。

来这里的父母都是为自己的儿女相亲的。尽管他们明知道，如今的儿女，早就不稀罕甚至反感这种过于老套的相亲方式，但他们依旧顽固地坚守在这里，不为自己的儿女找到理想的对象，决不鸣锣收兵。如今的年轻人，爱去电视里的相亲节目，更爱网上找对象，谁还像这帮老头老太太一样，拿着照片，举着年龄、学历、爱好、身高、住房、车辆之类一长串介绍，像卖货物一样，跑到这里兜售？

其实，跑到这里来的父母，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儿女的年龄都不小了，再不就是离异的，要是对象很容易找到，早就花好月圆了，谁还愿意跑到这里来？只是，皇上不急太监急，眼瞅着人老珠黄，孩子跟没事人似的，还以为青春不老、大树常青，自己一掉眼泪，立刻还会像以前一样，有很多人捧起香罗帕接着呢。当父母的能不心急得跟火上了房一样吗？

很早以前，天坛里有个英语角，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知识升温并升值的新时代，出国潮开始如水涌动，年轻人学习英语的热情和搞对象一样高涨。后来，英语角渐渐冷清，乃至彻底消失，代之而起的这个相亲角，生命力比英语角长，不知是年轻人如风中的浮萍，容易心思浮动，还是老人的耐性比年轻人更强些，让相亲角顽强挺立。

不过，我总觉得相亲角紧挨着七星石，不怎么吉利。七星石是陨石，不知何时何地从天上坠落，成了没有生命的石头。相亲恋爱，怎么也应该找个生机勃发的地方才是。

秋天里的一天上午，我去了相亲角。我的孩子早已结婚成家，并没有任务压身，纯粹是看个热闹。满地的照片、简历，有的还把孩子画的美术作品、得过的奖状摆了出来。一位六十来岁的妇女坐在小马扎上，看我走过来，立刻起身，问我：您家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慌不择言，脑子里忽然闪过弟弟的孩子的影子，他还没对象，便随口说了句：男孩。

正好。您是北京人吧？

是。

孩子多大了？

三十七了。

正好。正好！您看看，这是我闺女的简历。

说着，她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简历。我好奇地翻看，是北京人，大学研究生毕业，三十二岁，离异，一个三岁的女儿……我这才注意，她身边还有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可爱的小姑娘，坐在另一个马扎上，玩乐高呢。

弟弟的孩子虽然没有对象，却坚决反对这样的介绍。他父母给他介绍的对象多得快够一个加强连了，他是连见都不见的。我赶紧合上简历，递还她，很对不起地说了句：再看看，再看看！然后，忙夺路而逃。

相亲角，在绿树下，排成几排，并不喧闹，看起来比较安静，水波不兴，内含的焦虑与焦急，却在那些照片和简历之中暗流翻涌。来的大多数人，大概和我一样，看看的多，真正有意的少，成功的就更少。那些为自己的儿女相亲的父母，大多也都见怪不怪，并不急于求成，摆出一副久经沧海、愿者上钩、坚持打持久战的样子。可能是常来相亲角，彼此都已经很熟悉，没人光顾的时候，他们相互聊天解闷，有的还坐在那里打起毛线活儿，想着自己的心事。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看见那个女人正在和她的外孙女玩游戏。那是我小时候玩过的一种游戏，我们叫作“踩影子”。她们祖孙俩站在太阳地里，姥姥不停地跑动，留在身后的影子也就不停地动，小外孙女跟在后面不停地用脚踩，总想踩着影子，却总也踩不着。她们祖孙俩乐此不疲，一个劲儿地叫着、跑着、踩着。

十二

在北京所有的公园里，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天坛里北京本地人这样的多、这样的人气兴旺。想想，也是有原因、有道理、有天坛自己的伦理的。

和其他几个皇家园林相比，天坛四周居民区集中，东边的体委宿舍、幸福大街光明楼四块玉，西边的天桥，北边的金鱼池，南边的蒲黄榆景泰里……都是成片的居民楼和平房区，鳞次栉比，密密麻麻。颐和园、圆明园、北海、香山，这几处哪里也赶不上天坛如此紧密又亲密地被居民区包围。那些地方都和居民区疏远，人们要去，得乘车走老远。天坛得天独厚，成了平民百姓抬脚就到的皇家园林。有天天逛天坛的街坊更是得意地说：过马路就是。

龙潭湖、陶然亭、紫竹院这几个普通的公园自然也是属于平民百姓，但它们缺乏天坛的皇家气派，没有那么大气的古建筑、那么多的古树。到那些地方去自娱自乐可以，但不如到天坛既可以自娱自乐，又可以怀思古之幽情，触摸遥远的历史。独自散散步，想想心事；约上朋友，促膝谈心；即使夜晚谈谈恋爱，都会沾染上一些古树荫筛下的绿色月光，幽幽丝竹古乐一般荡漾，多了几分情调甚至狐媚。更何况，这里春有丁香，夏有柏荫，秋有飘叶，冬有落雪。晨宜圜丘眺日，夜宜斋宫望月，静宜壁前听音，动宜垣内跑步。这样一比，天坛更像过去百转千回的戏楼，其历史的丰富性，可以用老北京广德楼戏台前曾经有过的一副抱柱联比拟：“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玉影珠光，重游瞻部；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而龙潭湖它们则像是太热闹的茶馆了。

春天的一个上午，在天坛成贞门外西侧有一个座椅，正对着成贞门一角，我坐在那里画它。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旁边没有人吧？我看她胸前挎着一个尼康单反相机，肩上背着一个沉重的摄影包，一副摄影家的样子。显然是要坐下来，减轻一下负担，照一照眼前的成贞门。她也相中了这个角度。

椅子很宽、很长，我请她坐下。她把包放在地上，打开包，取出一个镜头安在照相机上。看她安装镜头不大熟练，有些忙乱，又不像个摄影家。现在有钱的人多了，挎上台单反相机周游世界的人也多了起来，好相机不仅仅属于摄影家。玩摄影成了时髦，有钱的孩子爱玩摄影，换相机像换女朋友或男朋友一样频繁，便把淘汰的相机给父母玩。在天坛，常见这样年龄的老人，拿着大炮一样的相机转悠着拍风景照，成了天坛里的一景。

你这相机够高级的呀，尼康几呀？我问了一句。

尼康D3。她回应着，终于把镜头安上了，对着成贞门照，快门啪啪地响得轻快。

照完了，她把镜头换下来，望了一眼我的画，问我：您是画画的？

我告诉她我只是画着玩儿。

她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忙问她：怎么，画着玩儿不好吗？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

那你为什么叹气呀？

这么一问，她又叹了口气，眼眶里竟然有泪花闪烁。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她是为什么，怕问多了让人家不高兴。我不敢再看她，只静静地望着成贞门。

只沉默了一小会儿，她开口了。显然，一直憋在心里，想找人诉说。听她说完，我明白了，女儿爱好摄影，相机就是女儿的，一年半前，她到西藏摄影的时候，不幸车祸身亡。

我不知该怎么劝慰她，再没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伤的事情了。我只好随口问了句：孩子多大了？

才过三十。马上要结婚了，出了这事！

我责怪自己，这话问的，让人家更悲伤。

她的未婚夫把这个相机交到我手里，有两个多月了……

我忍不住好奇，打断了她：她未婚夫怎么没把相机留在自己身边呢？按理说，这是未婚妻的遗物呀，留在他身边才是。

他就要结婚了。也是能理解的。他说还是给我的好，可以在想女儿的时候，看看里面的照片。他说得也对。可我一直没敢打开相机看孩子照的照片。一直到前几天，快过清明了，我忍不住打开，居然发现相机里面存储了那么多照片，其中拍得最多的是天坛。

说着，她打开相机的取景框，迅速地倒回到那些天坛的照片，让我看。相机好，拍得也好，天坛里好多地方，祈年殿、回音壁、皇穹宇、圜丘、丹陛桥、神乐署、斋宫，还有天坛里的各种树、各种花、各个门……其中，就有这个成贞门。

从那天起，我就想，西藏太远，我去不了，天坛就在北京，我去得了，就用孩子的这个相机，把天坛里孩子拍的这些景物，按照她拍照的位置和角度，再拍一次。她说。

我非常感动。一个孩子对北京的爱，集中在她拍照的天坛。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集中在了天坛。天坛，不仅是这位母亲心中悲伤的化解地，也是这位母亲爱的集散地。只有浩瀚的天坛，可以和同样浩瀚的母爱相比拟。天坛在天上，生活在这里。女儿在天上，母亲在这里。再大的天坛，也会浓缩在这样一个点上。再大的一个心愿，也会凝结在这样一个点上。

告别的时候，她对我说：我知道孩子为什么那么爱照天坛，她恋爱第一次约会，就是在天坛，确定关系以后，他们两人也爱到这里来。

走了两步，她又回转身对我说了句：我打开相机的时候，以为里面会有他们两人的照片呢。都被他删除了。

她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迈上台阶，走进成贞门了，我还站在那里望着。

十三

进成贞门，过回音壁和皇穹宇，便是圜丘。祈年殿、回音壁和圜丘，三点一线。圜丘，其实是一个坛。皇帝真正祭天是在这里，之前好多年，过春节的时候，天坛曾经举办过庙会。庙会有祭天仪式，人们穿着古代的衣服，有人装扮成皇帝，身穿龙袍，顶着华盖，让时光回溯。皇帝来圜丘祭天，是在冬至，而不是春节，不能二八月乱穿衣的。

如今，人们习惯叫它圜丘，而把圜丘坛的坛字给省略掉了。其实，天坛，因为有了它才叫天坛的。省略这样一个字，其曾经祭天的神圣仪式感便也减淡了。

圜丘的建筑和祈年殿一样很讲究。和祈年殿一样，它也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由汉白玉砌成，下层石栏一百八十个，中层石栏一百零八个，上层石栏七十二个，一共为三百六十个，合一年三百六十日，周天三百六十度，全部建筑具有几何数字上的精确无误，可谓精心并精诚之至。每层台基，各为九层，也是讲究备至，暗合九天九册九族九畴九章九九消寒图这些我国民族传统之说。九是我国古代讲究的最大数，也就是天数，天坛是对天的敬畏和祭祀，当然讲究九这个数字。如此丰富的内涵，让导游讲解给外国游客听，得让一众老外听晕了。

圜丘，是我小时候爱玩的地方。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到那上面疯跑，追着玩。圜丘上面很宽敞，游人很少，可以由着性子敞开了跑。中央有一块圆形的石板，叫天心石，人站在上面一叫唤，声音在四周回荡。据说，人站在天心石上喊的声音，比在别处都要响。我们常常跑到上面，使劲儿跺着脚，比赛着谁的嗓门儿亮、谁的声音响。回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仿佛我们都跑到了天上，可以大闹天宫一般。

有时候，大雨将至，四周不多的游人早已散去，我们仍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拥挤在一起，站在圜丘中间的天心石上，看着远处。那时候，往东看，还能看得见法藏寺高高的庙顶。但是，我们不是要看法藏寺的庙顶，而是要看大雨来临之前的闪电，它在远处地平线闪动着，火苗一样蹿起，神话中的境界一般，闪烁着诱人而神秘的光亮。那是我见过的天坛最为壮观而震撼的情景，觉得这样的情景，才配得上天坛。

当闪电像赛跑一样、像兵士列阵一样奔涌到我们的面前，随雷声炸响在我们头顶的时候，我们才一哄而如鸟兽散，跑下圜丘，跑到皇穹宇的房檐下躲雨。

自从小时候去过圜丘，很久再未去过，又一次去那里，是一九七八年春节我结婚之后。一别经年，物是人非，圜丘依旧空旷而寂寥。除了我和新婚的妻子，竟然没有一个游人。那是个雪后的清晨，清冽的寒风扑面而来，我们走到天心石上，想像小时候那样呼喊一声，但没有，四周太寂静了，怕一声哪怕是再微小的声音，都会打破寂静，带来来自上天的神秘与深邃。

我只是再一次想起小时候大雨将至的时刻，和小伙伴们拥挤在天心石上，看远处的闪电火苗一样蹿起，又像兵士列阵一样奔涌而来的情景。

如今，只要来圜丘，我都会想起那时的情景。只是，站在圜丘上，眺望四周，法藏寺早已经没有了，尽管天坛周围的建筑有限高，但是远处还是有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城市的天际线，更不要说遥远的地平线了。

也有不少人排着队，一个接一个跑到天心石上。但是，他们都是为了拍照，而不是站在上面气运丹田大喊一声，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的声音在圜丘四周回荡，听听是不是比在别处的声音响亮。他们只是比画着手势，张开嘴巴做喊叫状，并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像在演一场哑剧。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大荒插队六年，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曾先后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各种杂书百余部。曾获全国、北京和上海文学奖及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近著有《咫尺天涯：消失的老北京》《擦肩而过：肖复兴散文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