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0年第11期｜王尧：我在未名河的北岸

我无法想象一座村庄没有一条河，就像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不在河边长大会是什么样子。二十岁之前，我的生活是湿漉漉的，在秧田，在码头，在河中，在船甲板。有时候，是在淋漓的大雨中，在雪地里，在水桶中。

但我从来没有在梦中见到过庄前的那条河。我诚实地说，我很少在夜晚梦到我的村庄。我偶尔会在梦中见到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几位非正常死亡的乡亲，这样的梦通常不是温馨的，我从梦中惊醒的原因是这些往生者和我说话了。我从小在村庄知道的“常识”是：如果死者开口和你说话，你可能会有厄运。我偶尔会告诉我年迈的父母亲，昨天夜里奶奶或者谁和我说话了，他们惊讶地发出“啊”的声音。谢天谢地，谢谢那些先人在天国的保佑，我虽然常有挫折，但总是平平安安地往前走自己的路。魂牵梦萦，将思念情切的状态形容到了极致。也许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会有这样的状态，但这应该不是常态。因此我很少使用类似的成语或措辞，我更倾向于把这些词视为一种修辞方式。

许多年前的七月，我从西安去延安。到达延安时已是灯火阑珊的夜间，《美文》的穆涛兄和当地的朋友在杨家岭附近的某处招待我们吃羊肉。我有点心不在焉，恨不得此时此刻就站在延河边，然后过延河，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双手搂定宝塔山。在我青少年的阅读记忆和想象中，延河应该川流不息。翌日黎明，我便出了宾馆大门，步伐匆匆到了延河畔。河床裸露在我面前，河道里几湾浅浅的水中长着水草，在不远处的桥墩旁，躺着一个流浪汉。我凝望着河对面的宝塔山，心里不免有几分失落。我无法接受没有河水的延河。当天，我们再驱车去米脂，那是同行的一位朋友的故乡。她的爷爷奶奶从那里走出，在延安参加革命，再随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征战到外省。两位老人百年之后魂归故里，安葬在一片耕地的塬上。我从这个村庄走过时，没有看到塘沟河，只在乡亲的家里看到了缸里的水。我想那应该是从井里打出来的水，但我不知道这个村庄的井在何处。站在塬上，夹带热气的风从肩上吹过，环顾四周，我努力寻找塘沟河。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黄土高坡，我在西北风的歌声里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生活经验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充分哺育了生长在其中的人们，同时也让他们对另一种生活充满了隔膜。我曾经无法理解一些北方的朋友不喜欢吃鱼，在那个塬上，我才明白那些朋友的村庄没有河流，再鲜美的鱼儿也无法游到他们的村庄。

我站在庄前那条河的北岸，或者坐在码头上时，最初的疑问不是这条河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而是河水的清浊深浅。我在地理课本上读到了长江的源头，读到了黄河的源头，但庄前的这条河，在口口相传中并没有留下名字，更没有人想过它的源头何在。我在后来的文字和表述中，模仿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称它为“未名河”。我们从来没有在意这条河，就像我们从不会在意手臂的血管。是的，它像稻谷，像麦穗，像田埂，像青草，像屋檐的水滴，像外婆的发髻，像老人风中的眼泪。我们习以为常了。如果你舒展手掌，它像掌纹；如果你伸开手臂，它像血管。有一天，大雨倾盆，而且日复一日，河水猛涨的危险让你有针头插进血管的疼痛感。又有一天，太阳如火，而且日复一日，田地皴如树皮，然后龟裂。这个时候，你朝田地撒尿，无论尿多长时间，在你整理好短裤时，地上没有任何尿的痕迹。也就在这个时候，未名河的水被陆续抽到了田里。未名河就是我们村庄的血管，这根血管的血越来越少了，水位在不停地下降，河床上的螺蛳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下去的杂物都在太阳下晒成死的样子了。

我离开这个村庄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未名河的水是清澈的，村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从这条河中汲取的。除了夏天和冬天，其他两个季节的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提着水桶从河里打水，再盛到厨房的水缸里。夏天通常是涝大于旱，田里的积水从水沟流到河里，这个时间段的河水有点浑了，就得清晨到码头上打水。那些年似乎没有不结冰的冬天，冬天怎么会没有雪，没有冰？如果没有雪，没有冰，只有北风，那就无需寒衣了，那该是怎样温暖如春的冬天？如果河面上是薄冰，水桶轻轻一砸，薄冰便四分五裂，那一桶水中会有三四片如同窗户玻璃一样的冰块。

我通常喜欢这样的冬天。你不需坐在码头上看太阳下融化的冰块，只要把水桶中的冰块放在天井的地上，就会看到一面镜子，看到镜子中融化的阳光随水渗透到地下。少年时的我感觉，阳光无法穿透地面，总以为阳光是随着冰水滴到地下的。当河道上的冰愈结愈厚时，靠岸的船就像石雕一样，十个壮汉上船，怎么使劲晃动船身都纹丝不动。这个时候，总有特别勤快的人先用榔头在码头上敲打冰块，后用凿子凿开一个圆洞，再用榔头敲打小圆洞的四周，终于河道上有了井口一样大小的圆洞，河水见到天日了。在冬天寂静的早晨，榔头和凿子击冰的声音是这个村庄最早的音乐，然后才有厨房风箱的声音和新闻联播里普通话的声音。

先人们选择有水的地方筑巢而居，不断积累和汇拢，生生息息，于是有了我们这个庄子。这条河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在还没有你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在你没有了的时候，它还在那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传统。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河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船从东边驶来，船从西边划来，都在大码头靠岸。从码头到船上，从船上到码头，进进出出，就像河水流过一样寻常。爷爷奶奶带着父亲和两个姑姑从镇上到村庄，就是在这个码头上岸的。那时爷爷奶奶还不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父亲是翩翩少年。后来我一直想象，在这个少年上岸时，有一位少女跟着大人站在码头上看这户异乡人上岸。这位少女后来成了我的妈妈。在我的年龄和这两位少男少女相仿时，我就开始胡乱想着从大码头向西泊，左拐向南，再右拐向西，一条木船摇过安时河。我不一定坐在船上，但我知道这条船靠近小镇了。这是我对村庄之外最早的想象。

我的少年没有童话书，我听到的最神奇的故事是田螺姑娘。童话在少年时是田螺姑娘，在青年时是沈复的芸娘。但我都没有梦到过她们。我们这条河里有无数踢着河床蠕动的田螺，更小的是螺蛳，在靠近岸边的河床上随时都可以摸到。除了河水以外，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就是河里的鱼。我印象中，只有三种情形下，人们可以不劳而获：石油勘探队在河里放炮了，河面上会飘出炸死或震昏的鱼，而且是大鱼；如果一直下雨，田里的水流到河里，已经被污染的河水在阳光曝晒下也会不时漂出死鱼；最有诗意的是早晨或者晚间，在河里淘米或打水时，可以用沉在水面下的淘箩或水桶兜起几条胆大的小鱼。春天要过去时，我们穿的茅窝几乎都发臭了，这个时候，你用一根长绳子扣住茅窝的后跟，在茅窝里放一块小砖头，傍晚时尽可能将茅窝往河水的深处沉下去。第二天早上，你再轻轻收回水中的茅窝，十之八九，茅窝里会有虎头鲨。汪曾祺笔下记述了这种鱼，虎头鲨在苏州叫塘鲤鱼。河里还有一种美食，通常生存在芦苇下面，这就是河蚌。夏天，我们会带着水桶，游到芦苇附近，再潜入到河底，从泥土中摸出河蚌。

因为有河水，人的死亡就多了溺水而亡这种方式。在我们能够学游泳时，大人们便把我们赶到码头上。最初，大人和你一起下水，他在水中用双臂托着你的身体，你作游泳状，不断向前划。就在你划得起劲时，他突然抽回双臂，你瞬间沉下去，呛着水，惊叫着扑打。如是来回几次，你就能离开大人的双臂往前划上一小段。接下来，则因人而已，你可以将一个大的塑料袋迎风充气，再扎紧袋口，像气球一样的塑料袋是我们朴素的救生圈。或者，将木盆浮在河里，你双手或单手抓住木盆的边沿，双脚扑打着向前。再接下来，你松开自己的手，将木盆推向前方，独自向木盆游去，可能只游了一米便赶紧抓住木盆，但你知道你真的开始会游泳了。我们通常是在傍晚游泳，码头前的河道上就像傣族人的泼水节。如果是在午间游泳，沉在水里的脖子和肩膀承受了骄阳的洗礼，这样的水深火热不用一两个小时，脖子和肩膀的皮肤便发红。如果再露肩暴晒，第二天你的肩膀上便起泡了。在水乡，游泳就是走路。所有正常的人都会走路，但总有正常的人不会游泳。少年时最恐怖的事情，便是听到什么人溺水而亡了。即使我们已经能够在水中如蛟龙翻滚，大人还是会提醒你不要一个人游泳，不要在偏僻的河道里游泳，不要在夜间或清晨游泳。据说水里有一种动物——“水獭猫”，它会把人拖走弄死。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水獭猫”长什么样，但一直传说哪一年哪一家的孩子被“水獭猫”抓走了。

在码头上看村里的姑娘出嫁、小伙子娶亲，是少年时的一大乐事。鞭炮声就像集合令，人们很快集中在码头两侧，留下一条道，由新郎新娘走过。一个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微笑出现在新人的脸上，此时此刻再暴躁的新郎都是那样的温和，即便长相不出众的新娘也灿若桃花。人们看新娘的长相，也看娘家的陪嫁。如果陪嫁寒碜，众人的议论会生发在回家的路上；如果陪嫁丰厚，众人的赞叹也掩饰不住。我们在陪嫁中看到了家庭的贫富，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外面的姑娘嫁过来了，看热闹的人都是笑逐颜开；如果村上的姑娘嫁出去了，在鞭炮声响过以后，众人也会聚焦到码头，那是给姑娘送行，送行的人中会有人流泪，就像自己嫁女儿一样。

等到有一天，我开始想到河水的来去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村庄和外部的关系。如果有一天我从桥上过去，走到十里之外的公路边等候去县城的公交汽车；或者我从码头上坐船去县城，仍会殊途同归于县城汽车站。在那里，在熙熙攘攘的汽车站，我背着行李，忐忑地候车，前往远方。这只是我内心的想象，或者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猜测，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将从县城去哪里。这个时候，我的想象和猜测虽然是不确定的，但我内心的躁动如同我在河边用一片瓦打水漂，看到那块瓦片在河面上激浪飞跃时一样。这片瓦块可能在河的中央就沉入水中，它是无论如何到不了南岸的。这是我少年时期度量河道尺寸的一种方式，当瓦片能够在河道中央下沉时，我庆幸自己的力量能够测量如此宽广的河面。是的，如此宽广的河面。那时我觉得庄前的这条河就是一条大河，大河两岸是炊烟，在炊烟袅袅升起的上方是蓝色的天空，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能闻到稻花香吗？

未名河向西两千米，便是西泊；向东三千米则是东泊。在没有离开这个村庄之前，我熟悉的是河、沟、塘、池、泊、汪，江、湖、海、洋在遥远的东西南北中。泊在我们那里就像湖，它是我说的未名河的一部分，东泊像椭圆，西泊像圆，它们之间从庄前流过的那一段则是长方形的。如果那个时候有航拍，我们看到的画面可能是：一根长长的竹扁担，一头系着圆圆的筛子，一头系着椭圆形的凉匾。我现在差不多忘记这几样东西了。婴儿夏天睡在凉匾里，等到他不断长大，双脚伸到外面时，另一个孩子替代了他的位置。我们在凉匾里长大，然后我们的肩上能够扛起扁担了。我第一次使用扁担，是从船上挑着两箩稻子从跳板走上大码头。这一年我十五岁，当我双腿颤动着走过跳板，然后稳当地在码头上放下担子时，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扛起这个世界了。我满脸通红，大口喘气，我看看未名河，发现河面远没有我之前感觉到的那么宽广。

在西泊的东岸，是一片桑林。我就是在那里采桑时遇到李先生的，他说你跟我学古文。他说古文，我学校的老师说文言文。白话文启蒙了我，文言文是我启蒙之后遇到的古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后来的日子会以白话文为生。李先生就是我青少年时期遇到的古人。我在桑林里采桑，也在那里采下红色的、紫色的桑枣。在吞下一把桑枣以后，我才开始担心自己的嘴巴会不会肿起来，如果肿起来，是因为这些桑枣被蛇爬过。大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的危险和说法让我从小不太敢吃桑枣。那是个食物匮乏的时代，我知道有苹果，有香蕉，有西瓜。但只有在小镇上才可以见到苹果，很少见到香蕉。偶尔也有西瓜船停靠码头，但能够买一只西瓜回家的人家很少，卖西瓜的人通常是把西瓜切开来卖。后来生产队种西瓜了，每户都能够分到好几只西瓜。再后来，生产队也种植番茄了。开始我特别反感番茄的味道，我们到一个垛子上薅草时，看到番茄熟了，一起干活的婶婶阿姨说，我们吃几个番茄吧。她们把番茄摘下来，用衣服擦擦，有滋有味地吃着。我坐在旁边，竟然没有流口水。有个婶婶说：王尧真好，不贪吃，你以后回乡，我们选你做生产队长。

我站在西泊的西岸望着这个圆圈时，看到了东岸的西曲口。从这个西曲口上去，就是外公的祖宅。我几次说到的王二大队长，曾经好几次在夜间，从西曲口上岸，在外公的祖宅过夜。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我们这个村庄的革命历史，它留在我的作文本里，也留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我的胡思乱想之一是，如果还乡团在西曲口埋伏，王二大队长和他的战友们的船将驶向何方，又怎样安全地离开西泊？在桑林采桑时，我曾经在地上画过王二大队长的突围路线，他们唯一的出口就是桑田北侧的那个豁口，从这个豁口出去是南北向的一条河。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大队在这个豁口上修闸。我唯一的贡献是先写了“莫庄闸”三个字，然后用水泥在闸上堆砌了这三个字。我不知道那三个字现在是否已剥落到河里了。

东泊留给我的记忆是淡薄的。直到有一天，那里围河造田了，我才注意到了它的开阔，才意识到了它的重要。又一天，石油勘探队在东泊的西岸开始钻井。在东泊，留下了这个村庄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乌托邦记忆。就像西泊的革命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东泊的这些记忆也早已像未名河的水一样平静甚至浑浊了。在“新冠”和武汉成为话题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姓阮的石油工人。这位武汉人，在我们大队的露天电影场上坐在了我的凳子上，我们成了朋友，他成了我的“叔叔”。在石油勘探队撤离我们村庄时，他说他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我。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我不知道他后来到哪里钻井了，也不知道他退休后有没有回到武汉。

我在祖父、父亲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外部世界，我的视野所及只有那个半旧半新的小镇。直到有一天，在未名河的桥上，我见到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女生，我才从她的言谈中知道了上海的一些细节。未名在桥上纳凉，她在这里看到的天空和星星，应该和在上海看到的没有两样，但在同一片天空下，她和我的女同学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在乡间小道上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或许，我的身后坐着一位穿裙子的姑娘。也是在这个夏天，我在桥上听到一位叔叔用二胡拉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他说贺龙元帅要平反了，他甚至说可能要恢复高考了。又过了一年的暑假，就在未名河上，我和余同学撑船时突然听到大队的广播响了：毛主席逝世了。

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但生活变了。河水变了。人性变了。我自己也变了。我最后一次在码头上提水，是1983年的暑假，这个时候村上的自来水快通了，乡亲们不用再饮用河水了。未名河的水无论深浅清浊似乎都与生活的关系不大了。好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河里的水草肆无忌惮地生长着，因为使用煤气，许多稻草沉到河里，河水发黄了。在码头上，我看着发黄的河水，突然觉得我亲爱的乡亲们背叛了这条未名河。我所有的青少年记忆都在这发黄的河水中变形甚至发出异味，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条河会成为我的忧愁。

我好像就是背着这样的忧愁上路的。这个暑假，我先去南京，然后去北京参加学联代表大会。列车过黄河时，透过窗户，我看不见河面。但我知道我过黄河了。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似有河水流过。在我青少年时代所有的想象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未名河与黄河和长江的关系。未名河就是一条普通的河，它还会继续浑浊下去吗？一夜无眠。我已经无法梦到那条未名河，我在火车轰鸣的声音中辨析一个少年在未名河北岸踯躅的脚步。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尧先生2020年在《雨花》开设“时代与肖像”专栏，此为专栏第十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