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2020年第6期｜李晓君：暂居者漫记

在雨季

在雨季，贤士花园像一条船，陷落在连绵的雨水中。记得苏东坡写过：“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这里是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属于“夏炎冬寒”的典型城市。与东坡先生贬谪的湖北黄冈气候差不多。雨季闷热、潮湿的天气给南方人带来了烦恼。湿漉漉的地面、墙壁，拧得出水来的家具，雨后无尽生长的霉菌，深受其害的电器，以及永远不得晾干的衣物，让人不断诅咒这天气。贤士花园作为老城区旧建筑群，仿佛这样一幅图景的代言人，雨季给人带来不便和烦恼的一切，它都有。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一个电影观众，或小说读者，南方的雨季可能是某种诗情画意最集中的体现，是南方世俗民情，特别是在一些小城市，生动而浪漫的布景。南方人精致的生活、邻里之间的人情世故、友善温暖的诸多细节和景致：小心翼翼地撑着伞在街巷行走、放学的孩子顽皮地踩水、苍老的巷子窗棂上青葱翠绿的植物、阿婆背着竹篓跨过拱桥、英俊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在雨中疾驰、咖啡馆里一双细嫩修长的手搅拌热气腾腾的饮品、邻居递过来一把香葱茴香、鱼儿在小溪里欢快畅游、二哈明亮乌黑的眼睛、楼上的钢琴声、招牌上乌亮的仿宋体字、校园围墙外疾走的年轻夫妇、汹涌的城市内河、焕然一新的柳树、一个女作家笔下的文字——“南方那种与自然和群体关系密集的居住结构，让生活十分便利，让人保持对季节以及细节的兴趣。那时他们做什么都是喜气的，即便喝一碗绿豆汤，也会由衷地赞不绝口。对食物有着格外细腻热诚的心意……”（安妮宝贝）——所有这一切，与居住在贤士花园里的居民所感受到的：由于潮湿，墙纸从墙上脱落下来，下水道驱之不散永远难闻的气味，电视机一经打开朦朦胧胧泪眼婆娑的画面，因积水而停留在单元门口心急如焚的上班族，在雨中滑倒的电动车——诸如此类，似乎隔着两种画风，不在地球的同一个区域。

没有谁比一个居住在贤士花园里的老太太对雨季更有发言权。雨，形成了她们性格中的一部分，影响了她们的口音、味觉，深入到她们的作息习惯和内心世界。雨水加重了建筑物的重量，对于那些阔叶植物、香樟树和竹类来说，同样如此。在雨季，贤士花园的人说话的声音都是“嗡嗡”的，舌头仿佛在青苔上打滑。橡胶套鞋成为又憎又爱的对象。伞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有人站在地铁、学校、商场门口兜售雨伞（20元一把）。少女们开始忧愁头发。人们从雨中钻出来，来到商厦屋檐下，跺着脚，互相尴尬地一笑。这是适合吃米粉肉的季节，某种绿色蒸制食品（青团）开始上市。没有谁比大街上的清洁工更怨愤这季节——满街香樟树开始落叶子，推陈出新，不知不觉中树冠已被刷了一层绿漆似的——翠绿得让人不敢相信，黄黄绿绿的叶子落得满地都是，它们粘在地上，在雨中、风中，病毒似地到处扩散。大街上，没有哪一刻，会比现在显得更加混乱。潮湿的空气又闷热又寒冷，“二四八月乱穿衣”，收进衣柜的厚衣服又被翻出来，也有人穿着短袖，趿着拖鞋满街乱跑，从人们的着装上来看，分不清季节。主妇们对居室的被褥、床单忧心忡忡，伸手摸进被子，湿漉漉的。建筑物的楼顶上现在一片空荡，只有满是锈迹的、冰冷的铁丝，像几道蛛网无辜地暴露在雨水中。屋顶形成了许多水洼，雨水溅落下来，开花、消逝。有时，竟然会有阳光突然从雨中照射过来。雨水加重了事物的重量，延长着寂静的时间，使人们内心的迟疑持续扩展。雨水是书本的天敌，一个读者站在青苑书店门口——手中新买的书被雨打湿，纸张黏连在一起，字迹浸泡在一片狭小的水的沼泽中——这是一本崭新的读物，这是最让人心烦的一刻，被雨水浸泡过的纸张无法再回到它挺括、光洁的过去，这忧愁加重了内心的疲倦，诚如印在书封上的文字——“超越一个人本身的疲倦，宇宙的疲倦，树上耷拉的树叶的疲倦，突然好像流动不畅的河流的疲倦，慢慢褪色的天空的疲倦”（彼得·汉德克《试论疲倦》）。

一个城市小区在雨季似乎也获得生长的力量。如同山上的竹笋，在暗中拔节生长。雨水涤荡了身上的尘埃、污垢，使窗户变得明亮，让沥青地面显得更黝黑光亮，一个在雨水中“洗过澡”的小区，像一个突然长结实了的男子，向你迎面走来——这也可能是你的一个幻觉，事实上没有比在雨水中泡过的建筑更让人觉得沉闷。雨水加速了它的衰老，在毁坏它的墙面，朽烂它的门板，让霉菌在房间内无处不在地生长。老人们拿出瓶瓶罐罐，摆满了床头、餐桌、茶几，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到。这些药丸躺在一个个玻璃瓶、塑料盒或白色长方形纸盒里，似乎在提醒她的儿女们，重视她加重的病情，为忽视对她的关心感到内疚。一颗粉色药丸摧毁了一个家庭的和谐，考验着伦理和亲情。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的母亲每到雨季肩膀和膝关节就隐隐发痛，风湿和关节炎折磨着她的暮年。她躺在14楼某个居室床上，为不吵醒酣睡中的我们，疼痛难忍半夜她自己用手撑起微胖的身躯，给肩膀张贴药膏。楼下的麻将桌早已支起来，雨季也摧毁了这项娱乐，使老人们变得更加无所事事。那些挺过严冬考验的高龄者，携带身上的病灶和日渐衰竭的器官卧在床上，轻易不迈出家门。从早到晚，他们不知厌倦地听着雨水“滴滴答答”地歌唱——那虚无的、隐形的歌唱家，从虚空处来，遁迹于虚空处。

雨季使北门后面的玉带河猛涨，像一根不堪重负的肠道在吞噬、排泄，那些从暗沟流出来的废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它的污浊。一些来历不明的柳枝和水藻漂浮在上面。水的刻度不断上涨，几乎快要与路面齐平（洪水退后，新砌的花岗岩上留下深重的水渍）。贤士湖新种的菖蒲和其他叶片狭长植物，全部浸泡在水中，清淤泵和增氧机在勉力工作，罗茨鼓风机将空气压到水里，几条鲫鱼浮在水边的菖蒲丛，反射着微白的光，一动不动。闷热潮湿的天气，让蚊子大面积繁殖，蛙鸣混合着雨声，在夜晚进入人们的睡梦中，带来初夏意味。雨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使踏青的计划被打乱。雨季，使一个租住于此的写作者，仿佛看到远在黄州的东坡先生，正苦于雨的烦恼，“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对一个刚刚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浪淘沙·大江东去》的豁达者来说，漫长的雨季也让他写下心灰意冷的诗句——在那诗中：被雨水污泥践踏的海棠花、白发病体、湿冷的灶台、乌鸦、坟墓——种种意象，显示出一个灰暗、颓废的形象。

雨水将逝去的时间与当下的时间连接起来，将不同的区域连成一片。甚至将小说里的时空，电影里的画面，音乐里的形象，勾连起来。雨消弭了真实与虚幻、存在与消逝、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在玛丽·雷内东笔下，雨季让“极地那冰雪和黑夜的混沌之中拔地而起的”豪华旅馆陷入了无边的沼泽地……雨水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催生出一些虚构的故事。雨甚至直接催生了一位诗人——博尔赫斯，这位盲者，他的诗歌仿佛是为雨而生的，随着雨落下，他突然看见“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雨落在一个深夜阅读者的头顶。落在宁波、黄州、格里芬、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漫长的雨季，让人仿佛进入冬眠，也让回忆终于以粗暴者的形象出现。

我的房东们

从我入住贤士花园算起，平均不到一年半时间，便有一次搬家经历。描述这些房东，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有着各自的背景、性格、情趣，虽然我与他们的交往浅尝辄止，远谈不上深入，但从一个自以为善于观察人的角度来看，大致能够对他们有所把握。频繁地搬家，可以看出我性格中某种变动不居的偏好，一定程度上的完美主义、爱挑剔、理想主义乃至易幻想的特征——总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房子。回过头来看，这四套房子其实总体上大同小异，在居住的便利性和缺陷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我的搬家看起来像是瞎折腾，显得有些徒劳和不切实际。

搬家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些随着时日增加的书籍、衣物、厨房用品等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成为恨不得扔掉的累赘。在这期间，我们清理掉多少书籍，是不可计数的。当我面对一堆堆并非“经典”但也来自朋友的馈赠、若干场合偶然所得、一些会议活动的附赠品时，取舍往往是让人痛苦的。我总觉得某本书会作为今后的工具或资料而用，但显然，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它。更重要的是，在搬家时不可避免的负累。我的太太，是个比我干脆和豁达的人。正是她帮助我痛下决心，将那么多的书清扫出我们的书柜，使之遭遇化为纸浆或摆上旧书市场货柜的命运（如果是后者，我内心的愧疚感会轻一些）。我的一大纸箱早期发表作品的样刊，竟也在某次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这是两个高个子、相貌平整、很般配的人。两人都姓郑，而且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华字，这是让我惊讶的，乍看之下，以为这是一对兄妹。我在他们的房子里住得时间最久，大概有两年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女儿初一下学期搬进这套房子，直到她初中毕业才离开。阴差阳错，女儿录取的高中，又在这片区域，我们又鬼使神差地搬回了贤士花园。基于与原房东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我拨响了郑女士的电话（在他们家庭关系中，她是主导者），遗憾的是，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们在女儿学校周围找了一圈，临近开学都一无所获。有一天，我在单位接到太太电话，告诉我找到房子了，还是在贤士花园，让我赶过去看下以便敲定下来。这当然是后话。郑氏夫妇，都在证券公司上班，属于哪个阶层不清楚，年纪比我和太太大三岁。从房子原有的装修和格局来看，属于经济上的宽裕阶层，目前他们住在红谷滩新区（是集资房还是商品房不得而知）。这套房子他们此前租过一个客人，我们是第二个租户。显然，他们对以前的租户很不满意，那是几个南大一附院的实习生，共同分担开支，房东嫌她们不太重视卫生。这是一对职业特点鲜明的夫妇，也许工作劳累或者别的，女主显得有些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些——但那份精干、细致（伴随着轻微的苛刻）却是显而易见的。男主看起来年轻一些——他们同岁，只相差一个月，曾经是同学。不是万不得已，我们不会约着见面，那通常是家用电器坏了，或遇到什么难题非得房东出面解决。一般是女主来得多，也是来去匆匆。他们在经济上不算是很大度的人，锱铢必较，理性而严苛，虽然总体上是不错的人。他们是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培养了一个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儿子。我希望，我们家能沾上他们的好运。对这套房子，我比较满意——虽然那沙发摇摇欲坠，是个危险品，厨房和卫生间也不少毛病，电视机完全是个摆设等等，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似乎不该有太多的挑剔，我们做好了长租的准备，一些不足我们准备来逐步完善。

我一直对这对夫妇有一定好感，想来他们人缘也是不错的，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年之久，孩子在这里读书、成长。C栋门卫看得出来与他们非常熟悉，关系很好，每次他们过来（尽管时间很短），总能看到他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攀谈。

第二个房东，始终未曾谋面。房子是太太通过中介找到的。我赶到贤士花园的时候，只有中介——一位女士，和太太在房子里。房主将钥匙留在中介手上，她是外地人——抚州临川人，不知何故，在南昌拥有这样一套房子。这是一栋八层楼高的二楼，小两室一厅，面积大约只相当于前一套房子的一半，可能不到70平米（我们之前租的房子有140平米）。但这套房子看起来装修得比前者新些，家具电器也更齐备，虽然小，但也紧凑，加上临近开学——再加上我并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往往是这样，房子在你最急、最需要的时候，是最稀缺的，踪迹难觅；而在平时，在你不在为找房发愁时，菜市场边上的公告栏里，各个建筑物的临时招贴处，那种租房信息比比皆是。我们很快就和中介签了合同，并且住进来了。自始至终，房主未曾见面，只在电话里有过沟通。仅从电话里的交往来看，这是个厚道、实诚的妇女，一言以蔽之，是个好人。我们才住进不久，热水器就坏了，我打电话给她，她二话没说让我们找菜市场旁边的电器修理铺维修，费用从下个月的房租中扣除。我想，如果是前面那位房东——郑女士，尽管我对她印象也不错，但显然的，会有一番核实和交涉的。后来几次因为房子一些问题与房主协商时，对方都很大度，充分信任。这让我对临川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但房子的缺陷，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这时，我的母亲已经完成“保姆”式的陪伴使命，回到赣西那个小县城去了。尽管如此，房子仍让人觉得拥挤。女儿的房间，只摆下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一个小衣柜，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写字做作业的位置也没有。我们将书桌摆放在客厅，客厅成为我们家吃饭、休息空间外，兼做了女儿书房。高中第一个学年，还不要求上晚自习，每晚女儿在客厅做作业，我则侧躺在靠窗的沙发上——用女儿的话说是“葛优躺”。太太拿着书在卧室里看。这是每晚我们家固定不变的情景。窗外，是两栋楼宇之间的平台，户外的声音纤毫毕现，以前在14楼听不到的老太太们的闲言碎语、楼下电视里的声音、狗的追逐声、风吹起地上纸屑的声音，现在如此逼真地传入耳膜——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最要命的是，那在别的小区、广场和空地都能遇到的，这些年来一种奇怪的健身运动——广场舞，每晚准时伴随着一支乐曲在窗外响起。那是一支奇怪的曲子（我不知道歌名），同时有着奇怪的旋律——现在，只要一闭上眼，那支奇怪歌曲还会在我耳边萦绕——“感觉自己棒棒哒……”那些妇女，大概七八个，每晚准时随着音乐出现。基于此，我到现在无法接受广场舞——也许那时带来的阴影太重吧。我的房东——那个隐身人，自然无法目击和感受到这一切。她是个好人，我们却无法再合作下去。

第三位房东姓刘，是位温婉的女性。我回到了C栋，那么凑巧，我从地宝网上又找到了一套C栋的房子。当我们开车把东西搬回C栋时，我看到C栋门口小卖店罗老板（我通常叫他罗师傅）惊掉下巴的神情——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不快，但仅这一次，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便终结了。我第一次住进贤士花园时，是房主带我还是自己找到罗师傅的记不清了。那时，小区没进行燃气改造，还在使用罐装煤气，我在罗师傅店里代办的煤气使用手续。每次他扛着煤气罐上来时，我们还会交谈几句。他是个热情的人，每次我们交谈都很愉快。我也时常在他店里买些小零碎。在我前次搬离这里找他要回三百元押金时，他要我拿出押金条来。这理由无可反驳，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押金条不知藏身何处。我向他说明，他一改往日的热情，恶狠狠地拒绝了我，料想我们今后将不会再见面。我觉得他脸变得太快，有些不近情理，便忿忿地离开。

房主和我加了微信。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女士时，她穿着一件旗袍，虽然年纪与前面的郑女士相仿（从后来的聊天中，得知她也在证券公司上班），但她的风格与郑女士不同。郑女士是那种精干的职业女性形象，刘女士则带些文艺范。她会在朋友圈里晒她参加古琴学习、焚香、时装秀之类的信息，也会晒一些抄写《心经》、读书会之类的照片。她是几个房主里唯一一个称我“李老师”的人。我的微信偶尔会露出我职业特性的一鳞半爪。既然我们是微信好友，我想她多半也会关注——作为一个谨慎的房东来说，这合情合理。我们的合作关系时间不短，仅次于她的同事郑女士。我们回到了电梯房，回到了高层。我重新拥有了写毛笔字的空间，而女儿则开始了上晚自习。她拥有一个带书桌、书柜的很大的卧室，外面还有一个阳台，每天阳光会照射进来。在那许多个夜晚，我沉浸在写毛笔字中，桌上摊着一大摞字帖：《黄州寒食帖》《蜀素帖》《祭侄文稿》《苕溪诗帖》，地上满是我涂写的毛边纸，一得阁墨水的气息在房间里沉浸不散。刘女士很少过来，微信省去了很多麻烦。但中途也来过几次，每次都穿着不同款式的旗袍。她看起来大约五十来岁，肤白，身材苗条，秀眉长目，也许古典的打扮反而使她显得老相一些，实际年龄可能不到五十岁。解除租赁合同后，自然地，某一天她在我的微信好友中消失了。

至少到现在为止，互信在我和三个房东身上都存在着。我们有时会夸大人的恶意，喜欢听闻人群中糟糕、负面的信息，对于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们有时习惯了“他人即地狱”的思维。

我的最后一位房东，是位男士，年纪与我相仿。春节过后不久，女儿即将从杭州返昌。我回到贤士花园，找到大门口的门卫老太太，她带我看了一套房子（她有钥匙），但那房子并不能让我满意。我从网上摘录了一些房子信息——有些不实的信息将我带到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看房是要付费的，大约花了百来块看房费后，我不甘心似的又回到了贤士花园。意外地，我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一张A4纸那么大的新贴的租房信息。我拨通了上面留的电话，是一位女士接的，对方让我在原地等十几分钟。迎面骑着电动车过来的却是一位瘦削的男性，嘴上留着小胡子，衣着普通毫不讲究，仿佛正在干活的中途过来，急匆匆，寡言少语。这套房子的陈设，与前面几套大同小异，三室两厅，除了光线稍差——因为我们进屋开灯后，好半天室内才显得透亮一些，那是一栋高层楼的三楼，没有电梯。对于我来说，觉得已经不错了。房主审慎地、沉默地陪着我将屋子转了一遍，熟稔地按着开关，拉开窗帘又拉上。我浮皮潦草地看过后，便迫不及待希望签订合同。他显然有备而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有些发皱的纸来。当听说我只租六个月后，他断然拒绝，说那不行，最少要租一年。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此次可能出现的最大障碍。房主收起那两片纸，起身准备离开。他说他很忙，店里还有生意要去照顾。我非常清楚，没有更合适的机会了，因此我请他再考虑下，帮帮忙。我说实在是因为女儿读书就近才来租房，她学美术，刚刚从杭州集训回来，离高考不到五个月时间。他突然眼睛一亮，看了我一眼说你女儿也在实验中学？我说是的。原本不抱指望的心又提起来了。他说好吧，我租给你。原来他女儿也在实验中学学美术，我女儿在八班，她女儿在七班。

此后一切顺利，不仅签了合同，房主还将卧室里坏了的空调换成了新的。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成了我们合作和缔结友谊的纽带。他甚至坐下来，与我聊了下她女儿的学习情况。因此知道她的女儿是在本市某个画室集训，联考成绩比我女儿落后大概千把名。他没有让女儿回学校学文化，而是放到一个培训机构（新状元还是博艺？）学文化。这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他说他还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初中，供养两个孩子读书，成了家里最紧要的事，他们夫妻两个是做小生意的，离这里不远——我脑海里浮现出永外正街那些店铺的形象。王兄——我这样称呼他，对他的负责任的态度表示钦佩。他说，还不是想博一下，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不都是这样？这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我与他之间的信任感，在亮明一个准备高考的家长的身份后，无比坚实地建立起来了。在我离开贤士花园半年后的春节，还收到过他的微信问候和祝福。

过道简史

我对这一画面至今印象颇深，当回忆的触角深入这甬道中，仿佛一束光，照在深邃的海底，我在那深蓝的寂静中看见过去的自己。那时，我意外地来到父亲的工作地，那是南方一个矿区，主要产钨，也产少量的金和银。我像是坐了很久的车才来到这里，其实现在回忆起来不过是两三个小时车程。我和父亲隔膜已久，每次他从异地回家，似乎总是夜晚到达，第二天我们才发觉家里多了个人，而他正坐在客厅里吃母亲用蜂蜜开水冲的鸡蛋。每次，他都是带着相同的东西回家：当归、党参、枸杞。总是那三样。父亲一回来，饥饿的我们嘴里便被母亲塞满了党参和枸杞，她把这个当做我们的零食。我很不喜欢那零食的中药味儿，但不得不含着眼泪把它们吞咽下去。要不就是难得地煮了一只老母鸡，鸡汤里也满是当归、党参和枸杞。我们不是在吃鸡，而是在吃药。母亲说这很滋补，现在我只要吃鸡，口里仿佛还是那中药味儿。

父亲很少回家，在那个年代，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父亲懒惰的天性。他是一个不愿折腾的人。他习惯于待在自认为安全和舒适的范围内，轻易不迈出一步。每次父亲回来，我刚与他混得半生不熟，他却又消失了。我们习惯了父亲消失的生活。我们三姐弟，我，姐姐，和妹妹，像三只小虫围绕在母亲身边，有时母亲也不理我们，她有做不完的事。姐姐像是另一个母亲，她的伙伴是那些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整天跳皮筋、扯猪草，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同时鄙夷妹妹，她太小，好动，一问三不知。我于是习惯了孤独和幻想。因此，有一天，当我坐着班车头昏脑涨地来到父亲的矿区——因为第一次坐班车，不免晕车，对父亲生活在云端感到诧异。那是一个国营钨矿，据说时不时潜伏着特务和破坏分子。依靠开采钨矿，俨然发展成一个小镇，学校、医院、澡堂、影院一应俱全。我和父亲来到一个山脚下，准备登山——他就住在这山顶筒子楼里，准确说，是职工宿舍。这样的职工宿舍，在矿区有好多个，但是像父亲这样家属不在身边的职工，便统一住在这山顶。好像那是一座庙。我勉强拖着沉重的双腿随父亲踏上台阶。父亲穿着蓝色中山装，四个口袋，头发梳得光溜溜的，黑色皮鞋笨拙但铮亮。我似乎还看见他左胸口袋插了一支钢笔。我不知道走了多少级台阶，没有数过。我为父亲每天上下这么多台阶去医院上班感到吃惊。

我和父亲出现在黑暗的筒子楼里，站在黑暗的过道，闻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对父亲的住所感到陌生。过道里放了许多柴火，墙壁因为常年的烟火而变得发黑。一股饭菜味儿冲入鼻底，经久不散。我像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筒子楼。我的经验里，只熟悉县城老家平房和乡下亲戚家的房子。过道里没有电灯，在印象里，那仿佛是一条黑暗的街道。父亲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打开其中一扇门，在这间小小的居室，数年如一日“囚禁”自己。宿舍简单得像他这个人，仅一床一桌一厨一凳一箱一镜而已。他是真正的“六一居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宿舍，仿佛也是唯一一次。

我已经读了师范，出乎父亲意料。对于学习每况愈下的我他动了将我转入工矿子弟学校的心思。他想得多，真正实施起来少。一贯都是如此。美术老师的母亲与我父亲是医院同事，父亲托她给我带过两回菜——在她来学校看望儿子的时候。父亲这温暖的举动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父亲隔一阵还会与我通信，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毫无抒情和文采可言，而是硬邦邦地有一说一。父亲怀疑和不信任任何抒情的方式，他一辈子认为抒情是矫揉做作扯鬼淡的玩意儿。居然有一个此后以抒情和文辞为职业的儿子。高小毕业的母亲那时居然也给我写过一封信来。那是我进入师范不久，母亲大约担心我适应不了离家的生活，在外吃苦，因而满纸都是愧疚，仿佛那是她的过错。现在还记得信里母亲喜欢用“想必”这个句式。一点不像平时见到超然省心的母亲模样。母亲还坐班车专门来学校看过我一次，晚上睡在女同学的寝室。

美术老师因获得筒子楼里某间宿舍，高兴得唱起齐秦的《九个太阳》。筒子楼就在我们教室后面，那是一栋与父亲宿舍相似的砖房。火车厢似的建筑，楼中间过道同样漆黑和堆满劈柴。家家门口放着一个炉子和简易厨具。我的班主任是个下放的上海知青，她的爱人与她先后担任我们班主任。他们住在靠近沿江路的套房里，那是已婚教职工享受到的待遇，进门客厅挂着一幅西洋女子油画肖像。我和几个同学被美术老师拉到他位于文山路的老宅子搬东西：成堆的画册、油画框、颜料、画纸以及被子衣物碗碟等等，装了满满一卡车。美术老师头戴纸折的帽子，唱着歌儿用石灰将房间刷白，行李悉数搬进归位，充满艺术情调。我是美术老师喜欢的学生，时不时出现在筒子楼过道上，脑子里却想起父亲山顶上的房子——像是复制的一般。美术老师将我们几个，晚上叫到他的宿舍里写生。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待遇和体验。我们已经上了一阵油画课，画过不少石膏像、夹竹桃、花瓶、罐子和水果。美术老师给我们开小灶画人体。模特是我们同学中的一个，一个肌肉结实的男同学。那个夜晚，他在美术老师的指挥下模仿画册中的形象露出脊背给我们画。这样的画册我们已见过不少，但当真对着画布写生的时候，我发现握笔的手在颤抖。那是一次糟糕的不成功的体验，灯光晦暗，我被一种好奇和荒谬感所驱动，无法集中注意力进入状态。当我们陪着“模特”从老师房间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掩面痛哭，像一个失去贞洁的少女。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回宿舍，而是陪着他在学校操场坐了一整晚。

我像是定格在那筒子楼黑暗的过道上。那时，我已经毕业回了家乡，在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我看起来像在重复父亲的命运。中学也在一个山顶上，四周是荒野，学校因此也像个庙或庵。一样的筒子楼，只是略新一些，砖的颜色由青灰变成了暗红。我站在筒子楼里，感觉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我从腰间解下钥匙开门，另一个我在边上旁观。房间的陈设与父亲的宿舍如出一辙，不多也不少。当第一次出现在学校，被总务带着穿过黑暗的过道时，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我记得那次，虽然已经过了夏天，但父亲还是领着我来到宿舍后面的水泥沟渠里，将身子浸没在冰冷的山泉水中。砧骨的水刺激着让我尖叫，而父亲毫不理会，他自顾在身上打着肥皂，甚至吹起了口哨。许多个夜晚，我在学校山脚下的水井旁，用冷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时，嘴里也发出阵阵尖叫。

那些夜晚，我体会着父亲的孤独。学校里往往人去楼空，唯有我经常住校。在黑夜的筒子楼里，孤独披着黑夜的外衣，它一层一层包裹我，我又像是回到小时候在老宅前坐在门槛上看星星睡着了的情景。我坐在黑夜里，无限怀念父亲母亲。这时，父亲已经提前病退回到家中。我每周一次回去看望他们，其余的时间全部交付这乡间的夜晚。我在黑暗的楼道里伫立，看不清未来，不再画画。我将全部的虚妄和恐惧交给黑夜，像窗外树枝上的猫头鹰，有着金色、不眠的眼睛，和比夜晚更深的孤寂和固执。我开始收到一些刊物，原先我羡慕的名字，现在我列在他们旁边。我抚摸这些分行文字，像是开始孕育一个全新的我——这陌生的形象，在一个个夜晚被煨熟、养大，终将从这平凡之躯中脱离出来。我越来越迷恋筒子楼的黑暗，当我写累了，从房子出来，关上门，隐身在黑暗中，久久地一动不动，谛听自然的律动，银河旋舞像梵高的画作，虫声不绝如诵经的声音。我进入一种思悟和自证中。在山中夜晚，像丢进丹炉里的一颗药丸，在接受烈火煅烧和冶炼。

这样的岁月长久得似乎让人相信不再有任何改变。却意外地，我又经历了数次变动。我以为将告别筒子楼过道的黑暗，却又像是一个符咒，无法摆脱那不可知的命数。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在另一个更大的校园里，筒子楼变成了三层。同样熟悉的过道，黑暗、悠长，像是没有尽头。但那黑暗过道却有我至大的欢喜。我的女儿已经出生，并且上了小学，这是个笑起来充满感染力的女孩，大眼，圆脸，短发。我像是每次在相同的时间守候在过道，看到她从楼梯上过来，看到我，迅速地向我飞奔，在即将接近的时候一跃跳到我怀里，双腿紧紧勾住我大腿，她的笑声像秋天的阳光一般甜美、爽朗，整个楼道充满她的笑声。在此后无数个时辰，我总在一遍遍重温这个场景，感到女儿带着不顾一切的重量向我扑来，我努力去捕捉她的每一个笑声，每一下紧紧勾住我大腿的力度。从她身上去感受一个小男孩对他父亲的隔膜和思念，对他的抗拒与靠近。我将女儿永远定格在那个时刻，在那长长的筒子楼的过道里，她朝我飞奔而来，纵身跃起，让我感受到那千真万确的力量。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1972年6月生，现为江西省作协主席。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