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本色，依然如故

1987年，我和吴承学结婚第五年，他去了上海读博士，我在广州当记者，我们住报社宿舍，家中别无长物，惟书多。那时日子清贫，聚少离多，心中却充满希望。

一转眼，我们结婚已经38年，承学也已经是大学教授，读书依旧是最大癖好，终日手不释卷，却偏偏惜墨如金，一辈子做学问，出版专著屈指可数。我笑他无望“著作等身”，他告诉我，他的导师王运熙先生，年轻时写论文篇幅并不长，提出的观点至今无人超越。有先生榜样在，承学写论文轻易不敢动笔，思虑至极辄如老僧入定，待初稿既成，修改更费工夫，他希望多听不同意见，学生常常参与其中，有弟子指出可改处，为师的必喜不自胜，时时说与我听。

虽然和承学是大学同学，对他的研究领域我却不甚了然。他读博士就选定尚属冷门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直至把冷门做成热门，自己也成为学科带头人，个中甘苦却很少说起。我们夫妻之间，更多的分享还是来自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亦缘于此，他的随笔写作更得我心。

承学写随笔往往缘事而发，性情文字，少见清词丽句，却显朴茂深挚。1989年，他的导师黄海章先生去世，他在复旦读博，无法送别恩师，写下《冰壶秋月》发表在《羊城晚报》。当年读这些文字，远隔千里，也能触摸他痛彻心底的悲伤，从此一袭黑衫一身清气的海老形神毕肖镌刻在我的心底。而海老耳提面命的古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也镌刻在承学心中，成为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漫漫求学路上，上苍对承学何其眷顾，一路走来，总能遇见最好的老师——黄海章先生超迈脱俗的淡泊，邱世友先生古风犹存的正直，王运熙先生温润如玉的良善，傅璇琮先生宅心仁厚的宽容……透过承学的笔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们为师为人的纯粹，一直影响着承学。所谓润物无声，莫过于此吧。

承学从1992年开始招研究生。弟子们脾性禀赋各异，家境学识不一，在承学眼里，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意味着“因材施教”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花费更多心血。承学并不吝惜于此，每有弟子学成，专著出版，请导师写序，他都务求写出每本专著、每个作者的独特之处。写序之难，难在知人论世，我读承学为弟子作的序，犹见弟子性情模样，想起师生之间的趣事往事，不禁莞尔。平心而论，承学要求学生其实颇严，甚至近乎严苛，尤其见不得对学问轻慢敷衍。我理解他良苦用心，惟求学生学有所成，不虚度人生，不泯然众人。

人生在世，要做到不泯然众人委实很难。承学用一辈子的努力做学问，也用一辈子的努力做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悟透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他把这句话用作一本学术专著序文的标题，也融化在平日的所思所行之中，包括各种场合的言辞里。

“宁作我”就是做自我独立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总免不了要作这样那样的发言，张口就说冠冕堂皇的话，说“正确”的话，是不少人的“明智”选择。然而言者滔滔，能让听者入耳入心，又有几何？想独抒己见，说点逆耳忠言，且做到一针见血，就需要一点勇气，一点襟怀，一点见识。承学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家世坎坷，际遇沉浮；受益于80年代，得遇良师，终成学业，独特的人生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培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凡事经过自己大脑思考，而非人云亦云。

有独立思考的真诚之言，自有其价值。承学随笔之深得我心，亦基于此——对现实勤于思考，勇于批判，写作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夫妻相伴走过大半辈子，回想起来，我这辈子做传媒，也得到过承学不少帮助，虽然他从未对此写过片言只语，我们之间却拥有弥足珍贵的共同记忆。这记忆关乎我们的理念，关乎彼此的师友，即使从不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承学有六个兄弟姐妹，虽然家境贫寒，且因“家庭出身”饱受白眼，幸有国学功底深厚的父亲，还有父亲收藏的许多古籍，承学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发端于此，亦由此奠定了他日后的学业根基和事业根基。三十多年前，我随承学回潮州省亲，曾记下一个小片断：“丈夫的兄弟姐妹多，一屋人围炉拥坐，盈耳都是年轻人的说笑。公公总是眯起一千多度的近视眼，把笑意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守住陶壶茶盅，终日一语不发。公公的头发稀短斑白，一副木讷守拙的模样。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探身过去，躬低了宽的肩，垂下一头浓密的黑发，向老人讨教，常常寥寥数语就点破迷津。”

感谢上苍赐给承学著书立说之余另一副笔墨。现在，他将其中部分文字收集成书，我一再阅读，感触纷纭，书生本色，依然如故。

（《冰壶秋月》吴承学/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