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上的村子之三:河边的村子
2020-09-24抒情散文李会和
底片上的村子之三:河边的村子情形就是这样,村子被一条河流拥抱成孤岛。弥河从临朐的沂山西麓下来,经青州,舒舒缓缓,用沉静拒绝着复杂和不必要的蜿蜒,一直延伸到了寿光境内。一路走下来,一直都是很平缓的,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奔流的目的地已经无限接近
底片上的村子之三:河边的村子
情形就是这样,村子被一条河流拥抱成孤岛。
弥河从临朐的沂山西麓下来,经青州,舒舒缓缓,用沉静拒绝着复杂和不必要的蜿蜒,一直延伸到了寿光境内。一路走下来,一直都是很平缓的,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奔流的目的地已经无限接近,弥河就变得不安分起来,在我的村子面前,弥河似乎完全被东北面不远处渤海湾的澎湃所蛊惑,温顺安静的身体开始骚动不已,扭扭曲曲的,愣是将身体扭成了一个“几”字,我的村子,恰恰被他扭在“几”字的顶部,弥河从南到西再流向北,严严实实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然后一路蹦蹦跳跳,向渤海湾舞去。我的村子,就是这样被弥河的怀抱绑架了。
村子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一览无余的平原,按理说,该是不错的风水了。无奈,已经被渤海湾蛊惑了的弥河在我的村子面前不再温顺,对归宿的钟情和渴望让他变得激情四射。每年的七八月份,在热烈的季节里,弥河的激情被渲染得狂躁无比,不断丰沛起来的河水,无法按捺无比张扬的激情,就吼叫着,奔突着,开始竭尽全力挣脱河床的束缚,把身体夸张成无限威猛的依托,吞噬着所有可能的或假想的抵抗,恣意撕扯着挡在他前面的所有东西。在我的父辈们的记忆里,弥河年年都是如此,我的村子,也只能战栗着身体,在弥河的肆虐里变得无辜无奈无助,眼神中,是弥河狂虐的亲昵后留下的一片片疤痕。
弥河是先秦之时就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着的,而我的村子的祖先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要这样算起来,如果史料是翔实的,那么我的村子和村子里一代代的人的历史,就是弥河时而温顺时而狂虐的几千年的时光。可以想象得出,几千年的岁月,一个村子,就这样被一条河流牵引着走过,在岁月的旅程上,村子的脚步所沾满的,无疑是沧桑之中的厚重和艰辛。或许,也一定是,我的先辈们从来没停止过对弥河的狂虐的抗阻,而确定的结果是,在自然面前,只靠零落的人力的抗阻,力量是渺小的,也是滞后的,这样的滞后,让一代代人用信念凝成的抗阻愿望,变成没有太大效果的一厢情愿,那么,在一条河流面前,我的祖先们滞后的能量,也只能远望一个扬长而去的背影。弥河的狂虐,使得一个村子久远的背影,从同样是背影的时光里延伸出无尽的厚重,这样的厚重,一定会溢满坚韧的质感。时光,已经将这样的质感寄存成往事,或者,把所有的往事凝滞成沉重的传说,这些往事和传说,隐藏在弥河的狂虐之外,相伴弥河汩汩而流,浸透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每个人的血脉和筋骨。一个村子的历史,在弥河面前,演绎成浇铸坚韧浸染坚韧的过程。
修防洪坝,是建国后的事情了。多年以后,我自己猜想,防洪坝的修建,是我的村子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个拐点,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一个坐标,我总是猜想,防洪坝的修建,给我的村子在时光的进程中涂抹上了另外的色彩,是坚韧之外的另一种色彩。这种色彩的调和结果,就是在修建防洪坝后,我的村子不得不游离在那片土地上所有的村庄之外,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岛。
从寿光的行政区划上来说,我的村子属于东面的上口公社,而离东面最近的广陵村,却足足有三公里的路程,隔河相望的,是河西的邢姚村,一河之隔近在咫尺,与我的村子鸡犬相闻,邢姚村,却是隶属河西的田柳公社,这样的区划,大概源自于弥河的相隔。又是弥河,我的村子及村子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从来就是有弥河相伴的。村子这样的位置,在修建防洪大坝之时让他在规划里变得异常尴尬。把我的村子一起圈进东面的上口公社,大坝将不得不向西延伸十几公里,直抵弥河岸边,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况且是在那个贫瘠艰难的岁月里,这样的设想,无疑不会被规划者和建设者们所接受;而把我的村子圈进西边的田柳公社,有弥河相隔,不啻于异想天开。就这样,我的村子的名字,在防洪大坝的规划图纸上,被无数双眼神扫描和凝视,那个在图上凝聚成的点,被一根根不同的手指无数次指来点去,最后的结果,只有沉重的叹息和无奈的摇头。图纸上的那个点,如果能变成一根针从图纸上突出来,相信一定会被迅速拔出扔掉,越远越好,毫不犹豫。事实是,那个点结结实实地固定在那里,坚韧无比,不为所动,在工程规划者和指挥者的眼中,那是一根蓄满锋利质感的真真切切的一根针,让所有的人从心底里感受到清晰的刺痛。
庞大的工程还是开始了,我的村子无限渴望抗阻弥河的时机成熟,而这时机真的成熟了,却又不得不因地理位置的无奈,自己在痛苦中选择了孤立。防洪大坝,还是按规划者原来的设想蜿蜒延伸开来,东面的一条,远远地离开我的村子,将村子以东所有的村庄和土地圈了进去,弥河以西,一条同样的大坝沿弥河河床矗立起来,与邢姚村曾经的鸡犬相闻,在弥河的西岸,被一条大坝遮掩的朦胧模糊起来。这样以来,两条大坝,一条弥河,就把我的村子隔离在那一大片土地的视野之外,空旷的河床旁边,一个村子蹲在静默里,自成一个世界,孤独地看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聆听河水淙淙,村子上空缭绕的炊烟,游荡在孤寂的空中,无依无靠。
每次回到家乡,总是要在晚饭后攀爬到东面的那条大坝上溜达一圈,早已变成羊田公路的坝顶上车流如潮,我的目光所浏览到的,只能是静寂被喧嚣恣意堵塞到时光背影里的景象。我一直以为,时光即使不能寄托往事,至少不会破坏往事的留存,包括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那些静默和温馨,但我的眼睛被宽阔的柏油路面上的车辆搅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我知道,时光的流逝,不是我想象中的悄然无声,时光的背影,一如路面上飞驰着的车辆,是轰鸣着的,锋利无比的声息,足以捎带走所有记忆中的某些影像,继而让记忆变得朦胧,在朦胧里麻木。当我凝视的目光投向我的村子原来的位置的时候,记忆的麻木便开始复苏,其实我知道,那里,早已是我的村子搬离后的一片废墟,而我的目光却无法说服我的记忆,致使在我的目光里,那片影影绰绰的废墟,在朦胧的夜色里,依旧是一个拥挤的村子,孤孤单单,遮蔽在一堵大坝的后面。于是,一方面,我的脊背感受着宽阔的路面上来往的车辆冲击,一方面,我强迫我的耳朵可以沉浸在一缕臆想的静默之中,清晰地聆听到,那里,那个孤岛的方向和所在,依旧有我的村子,依旧有我村子里应该有的所有声音,这些声音,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漂泊的梦境里,跟我的灵魂无限缠绵。
东西两条防洪大坝庞大的工程开始的时候,我的村子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在工程规划者两难的面前,我的前辈们,用宽容将眼神中被隔离或者被无奈抛弃的痛苦沉淀到了心里,在阵痛里毅然决定自己修筑自己的堤坝,修建一道把自己围囿起来的堤坝,把弥河的肆虐圈在外面的同时,也把自己隔离在所有的村落之外。我没有见证过我的前辈们修建那道堤坝时的艰辛,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当我在那道圆形的堤坝上疯跑、玩耍,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我脚下的这道堤坝,似乎就是一道城墙,而我的村子,就像是被城墙圈起来的一座城堡。多年之后,在我外出求学之前,我独自一人在那道圆形堤坝上转了一天,独自一人去搜寻我所听到的有关这道堤坝的故事,在闭着眼也可以清晰地知道哪里是拐弯,哪里是出口,哪里高低不平的堤坝上,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脚步踩在那里无比的踏实,那些脑子里听来的故事,第一次让我品味到堤坝里面的村子的孤独。事实就是如此,我想,如果在这片土地上航拍,所拍下的照片,最应该被记忆的细节,应该是我的村子。的确,东面西面,是两道长城般蜿蜒的堤坝,堤坝的后面,是星罗棋布的互相关联的村庄,而在两道堤坝的中间,弥河的西岸,一道圆形的堤坝围起来的一个村子,独自坐落在那里繁衍生息。我相信,拿到这样一张照片的人,眼神一定会在中间那个孤岛般的村子上停留很久,一定会有到这个村子里看看的冲动。
选择围囿自己是无奈的,也是痛苦的,至今我也无法真正体味到我的前辈们当时的选择的心情,但我知道,这样的选择,在每个前辈的心里,一定残酷无比。没有人愿意被自己放逐,没有人会拒绝与外人融洽地互通往来,而这样的围囿,把放逐变成现实,把与外人的往来变得困难,至少,在人们通达外面世界的时候,先要翻过眼神里的自己的那道堤坝,然后再去翻越另一道同样形式的堤坝,第一道堤坝,是围囿的枷锁,第二道堤坝,是融洽的链条,第一道堤坝,是自己的,第二道堤坝,是人家的。
在1984年我的村子从那道堤坝里搬出来之前,已经有一千多户人家,近四千口人。我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拥挤的村子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样的拥挤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一个四千多口人的村子,被圈囿在不足0.6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怎么说,都是拥挤这个词无法概括的概念,这是我的童年对我的村子最直接的感觉。的确是这样,被堤坝围囿起来的村子,南北的直线距离没有七百米,东西不到八百米。我的记忆里,只要我们这些孩子愿意,从村子的南头到北头,或者从村子的东端到西端,撒起欢来跑,也只是一声唿哨的空当。这样小的范围,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个被隔离的世界里,每一寸土地都变得无比珍贵。在格局上,我的村子东西向大街有五条,南北向大街有三条,这些大街,说起来只是概念上的大街,事实是,每条大街的宽窄,仅供一辆马车单向通行,如果两辆马车在一条大街上相向而遇,总得有一辆谨慎地躲避到就近的胡同里,还常常因碰撞到胡同边缘的物事而惹上麻烦。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边边角角的空地,都被就近抢先一步的人绞尽脑汁的利用起来,而这利用,最普遍的就是房子,哪怕只有一间大小的房子,也要想方设法盖起来。房子,在那个时期里,在被圈起来没有任何空闲位置的村子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有了房子,就意味着有了生存下去可以栖息的空间,就意味着可以娶媳妇,可以繁衍后代。
我的母亲,远嫁给我父亲,让她最绝望的是,父亲根本没有房子供他们生息,没办法,我的父亲只能在三十岁的时候过继给一个王姓的孤寡老妇,为她养老送终,为她做所有她不能做的一切,包括我的母亲,一样要为她端屎倒尿,他们所作的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这老妇居住的那两间窄小的草屋。两间草屋,只有12个平方多一点,里面一间,归老妇居住,外面的一间,归我们一家四口居住。每次阅读记忆的时候,我只记得,我们居住的那一间,除去正对的屋门,剩下的就是一张床摆在西墙边,一个灶台安置在北墙边,一口水缸摆在屋门的背后,空闲的屋地上,甚至不能容得下两个人同时转身。说起来,我们家还是幸运的,毕竟,父亲过继的那个老妇已是风烛残年,能让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希望变得现实无比,我并没有半点诅咒那个老妇的意思,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翻不到任何一张属于她的底片,她留给我的所有,或许就是那两间草屋了。村子里所有的房屋,无一不是见缝插针,无一不是狭窄矮小,有规则的排列被围囿起来的逼仄的空间彻底破坏,所有的房屋也就歪歪斜斜着,东倒西歪着在这个空间里默然支撑下来,没有人去埋怨,没有人去责怪,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或两间房子里居住,成了这个村子最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谁家能拥有三间以上的房子,一定会被所有人艳羡。我的儿时,村子里曾经对房子有过近乎奢望的目标:石头盘根七檩子,玻璃窗子卡门子——以石头打基础,房顶有七根檩条(房身算起来也只有不到五米宽),木棂糊纸的窗口换成玻璃窗,木制的带木栓的单扇屋门换成随手可带的两扇门,这些条件,于现在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而就是这样的云烟,在我离开我的村子外出求学之前,也没有从我的村人眼前飘过,哪怕是只有一丝。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里最常见的人是单身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棍儿,没有女孩儿愿意嫁到一个没有房子可供生息的家,而村子里大多的女孩,也都竭力想逃脱这个没有生息可依靠的地方,这,对一个村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耻辱。
被围囿起来的村子,剥夺了村子生存的空间,这样的剥夺,让我的村子变得压抑,变得焦躁,人们在压抑里变得无奈,只能沉默。从那时起,我印象中的村人们,包括我的父母,除了拼力地干活,就是沉默,脸色一律是暗沉的灰色,走在街上,没有笑声,对面遇见,也只有一句闷闷的招呼,似乎是从早已被压抑填满的胸腔里挤出的闷哼,没有任何底气。即使是那个政治替代一切又异常活跃的年代,我的村子依旧沉默如水,不起波澜。而我的父母拼劲全力供我上学,甚至近乎苛刻地要求我的学业,几乎是村子里所有家长的普遍取向。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我的父母,我的村人,被压抑掩盖的背后,是一种从来没有终止过的渴望,对自由和幸福向往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就默默存在他们的心里,如同同弥河的狂虐抗阻了多年积淀的坚韧一样,已经沁透骨髓和血脉。一个村子,被围囿之后,不得不接受压抑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一直由表面的孤单和内心的坚韧在调和,愈久愈浓。
1984年,我外出求学,就是那一年,我的村子迎来了又一个拐点,全村搬迁到东面的大坝之内,一个离散半个世纪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家里。很遗憾,搬迁的过程和情景我没有经历,但我想象得到,我的村子,在那个拐点之后,一定会多了另一种色彩。
弥河,还在我的村子边上流淌,那已经不是紧紧拥抱我的村子的弥河。我每次回到家乡,一定会到弥河边去看看,我之所以去看,只是想看看河水的倒影,但我看不到河水里到底能不能寄存什么,包括我的村子过往的一切。我只感觉,河水只要还一直这么安静地流淌着,我心中的那个村子的一切就会一直存在我的心里。
真的,在河边,我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曾经被围囿起来的村子,很清晰,他就挺拔在那片废墟上,孤独的背影,坚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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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就是这样,村子被一条河流拥抱成孤岛。
弥河从临朐的沂山西麓下来,经青州,舒舒缓缓,用沉静拒绝着复杂和不必要的蜿蜒,一直延伸到了寿光境内。一路走下来,一直都是很平缓的,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奔流的目的地已经无限接近,弥河就变得不安分起来,在我的村子面前,弥河似乎完全被东北面不远处渤海湾的澎湃所蛊惑,温顺安静的身体开始骚动不已,扭扭曲曲的,愣是将身体扭成了一个“几”字,我的村子,恰恰被他扭在“几”字的顶部,弥河从南到西再流向北,严严实实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然后一路蹦蹦跳跳,向渤海湾舞去。我的村子,就是这样被弥河的怀抱绑架了。
村子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一览无余的平原,按理说,该是不错的风水了。无奈,已经被渤海湾蛊惑了的弥河在我的村子面前不再温顺,对归宿的钟情和渴望让他变得激情四射。每年的七八月份,在热烈的季节里,弥河的激情被渲染得狂躁无比,不断丰沛起来的河水,无法按捺无比张扬的激情,就吼叫着,奔突着,开始竭尽全力挣脱河床的束缚,把身体夸张成无限威猛的依托,吞噬着所有可能的或假想的抵抗,恣意撕扯着挡在他前面的所有东西。在我的父辈们的记忆里,弥河年年都是如此,我的村子,也只能战栗着身体,在弥河的肆虐里变得无辜无奈无助,眼神中,是弥河狂虐的亲昵后留下的一片片疤痕。
弥河是先秦之时就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着的,而我的村子的祖先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要这样算起来,如果史料是翔实的,那么我的村子和村子里一代代的人的历史,就是弥河时而温顺时而狂虐的几千年的时光。可以想象得出,几千年的岁月,一个村子,就这样被一条河流牵引着走过,在岁月的旅程上,村子的脚步所沾满的,无疑是沧桑之中的厚重和艰辛。或许,也一定是,我的先辈们从来没停止过对弥河的狂虐的抗阻,而确定的结果是,在自然面前,只靠零落的人力的抗阻,力量是渺小的,也是滞后的,这样的滞后,让一代代人用信念凝成的抗阻愿望,变成没有太大效果的一厢情愿,那么,在一条河流面前,我的祖先们滞后的能量,也只能远望一个扬长而去的背影。弥河的狂虐,使得一个村子久远的背影,从同样是背影的时光里延伸出无尽的厚重,这样的厚重,一定会溢满坚韧的质感。时光,已经将这样的质感寄存成往事,或者,把所有的往事凝滞成沉重的传说,这些往事和传说,隐藏在弥河的狂虐之外,相伴弥河汩汩而流,浸透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每个人的血脉和筋骨。一个村子的历史,在弥河面前,演绎成浇铸坚韧浸染坚韧的过程。
修防洪坝,是建国后的事情了。多年以后,我自己猜想,防洪坝的修建,是我的村子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个拐点,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一个坐标,我总是猜想,防洪坝的修建,给我的村子在时光的进程中涂抹上了另外的色彩,是坚韧之外的另一种色彩。这种色彩的调和结果,就是在修建防洪坝后,我的村子不得不游离在那片土地上所有的村庄之外,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岛。
从寿光的行政区划上来说,我的村子属于东面的上口公社,而离东面最近的广陵村,却足足有三公里的路程,隔河相望的,是河西的邢姚村,一河之隔近在咫尺,与我的村子鸡犬相闻,邢姚村,却是隶属河西的田柳公社,这样的区划,大概源自于弥河的相隔。又是弥河,我的村子及村子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从来就是有弥河相伴的。村子这样的位置,在修建防洪大坝之时让他在规划里变得异常尴尬。把我的村子一起圈进东面的上口公社,大坝将不得不向西延伸十几公里,直抵弥河岸边,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况且是在那个贫瘠艰难的岁月里,这样的设想,无疑不会被规划者和建设者们所接受;而把我的村子圈进西边的田柳公社,有弥河相隔,不啻于异想天开。就这样,我的村子的名字,在防洪大坝的规划图纸上,被无数双眼神扫描和凝视,那个在图上凝聚成的点,被一根根不同的手指无数次指来点去,最后的结果,只有沉重的叹息和无奈的摇头。图纸上的那个点,如果能变成一根针从图纸上突出来,相信一定会被迅速拔出扔掉,越远越好,毫不犹豫。事实是,那个点结结实实地固定在那里,坚韧无比,不为所动,在工程规划者和指挥者的眼中,那是一根蓄满锋利质感的真真切切的一根针,让所有的人从心底里感受到清晰的刺痛。
庞大的工程还是开始了,我的村子无限渴望抗阻弥河的时机成熟,而这时机真的成熟了,却又不得不因地理位置的无奈,自己在痛苦中选择了孤立。防洪大坝,还是按规划者原来的设想蜿蜒延伸开来,东面的一条,远远地离开我的村子,将村子以东所有的村庄和土地圈了进去,弥河以西,一条同样的大坝沿弥河河床矗立起来,与邢姚村曾经的鸡犬相闻,在弥河的西岸,被一条大坝遮掩的朦胧模糊起来。这样以来,两条大坝,一条弥河,就把我的村子隔离在那一大片土地的视野之外,空旷的河床旁边,一个村子蹲在静默里,自成一个世界,孤独地看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聆听河水淙淙,村子上空缭绕的炊烟,游荡在孤寂的空中,无依无靠。
每次回到家乡,总是要在晚饭后攀爬到东面的那条大坝上溜达一圈,早已变成羊田公路的坝顶上车流如潮,我的目光所浏览到的,只能是静寂被喧嚣恣意堵塞到时光背影里的景象。我一直以为,时光即使不能寄托往事,至少不会破坏往事的留存,包括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那些静默和温馨,但我的眼睛被宽阔的柏油路面上的车辆搅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我知道,时光的流逝,不是我想象中的悄然无声,时光的背影,一如路面上飞驰着的车辆,是轰鸣着的,锋利无比的声息,足以捎带走所有记忆中的某些影像,继而让记忆变得朦胧,在朦胧里麻木。当我凝视的目光投向我的村子原来的位置的时候,记忆的麻木便开始复苏,其实我知道,那里,早已是我的村子搬离后的一片废墟,而我的目光却无法说服我的记忆,致使在我的目光里,那片影影绰绰的废墟,在朦胧的夜色里,依旧是一个拥挤的村子,孤孤单单,遮蔽在一堵大坝的后面。于是,一方面,我的脊背感受着宽阔的路面上来往的车辆冲击,一方面,我强迫我的耳朵可以沉浸在一缕臆想的静默之中,清晰地聆听到,那里,那个孤岛的方向和所在,依旧有我的村子,依旧有我村子里应该有的所有声音,这些声音,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漂泊的梦境里,跟我的灵魂无限缠绵。
东西两条防洪大坝庞大的工程开始的时候,我的村子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在工程规划者两难的面前,我的前辈们,用宽容将眼神中被隔离或者被无奈抛弃的痛苦沉淀到了心里,在阵痛里毅然决定自己修筑自己的堤坝,修建一道把自己围囿起来的堤坝,把弥河的肆虐圈在外面的同时,也把自己隔离在所有的村落之外。我没有见证过我的前辈们修建那道堤坝时的艰辛,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当我在那道圆形的堤坝上疯跑、玩耍,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我脚下的这道堤坝,似乎就是一道城墙,而我的村子,就像是被城墙圈起来的一座城堡。多年之后,在我外出求学之前,我独自一人在那道圆形堤坝上转了一天,独自一人去搜寻我所听到的有关这道堤坝的故事,在闭着眼也可以清晰地知道哪里是拐弯,哪里是出口,哪里高低不平的堤坝上,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脚步踩在那里无比的踏实,那些脑子里听来的故事,第一次让我品味到堤坝里面的村子的孤独。事实就是如此,我想,如果在这片土地上航拍,所拍下的照片,最应该被记忆的细节,应该是我的村子。的确,东面西面,是两道长城般蜿蜒的堤坝,堤坝的后面,是星罗棋布的互相关联的村庄,而在两道堤坝的中间,弥河的西岸,一道圆形的堤坝围起来的一个村子,独自坐落在那里繁衍生息。我相信,拿到这样一张照片的人,眼神一定会在中间那个孤岛般的村子上停留很久,一定会有到这个村子里看看的冲动。
选择围囿自己是无奈的,也是痛苦的,至今我也无法真正体味到我的前辈们当时的选择的心情,但我知道,这样的选择,在每个前辈的心里,一定残酷无比。没有人愿意被自己放逐,没有人会拒绝与外人融洽地互通往来,而这样的围囿,把放逐变成现实,把与外人的往来变得困难,至少,在人们通达外面世界的时候,先要翻过眼神里的自己的那道堤坝,然后再去翻越另一道同样形式的堤坝,第一道堤坝,是围囿的枷锁,第二道堤坝,是融洽的链条,第一道堤坝,是自己的,第二道堤坝,是人家的。
在1984年我的村子从那道堤坝里搬出来之前,已经有一千多户人家,近四千口人。我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拥挤的村子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样的拥挤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一个四千多口人的村子,被圈囿在不足0.6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怎么说,都是拥挤这个词无法概括的概念,这是我的童年对我的村子最直接的感觉。的确是这样,被堤坝围囿起来的村子,南北的直线距离没有七百米,东西不到八百米。我的记忆里,只要我们这些孩子愿意,从村子的南头到北头,或者从村子的东端到西端,撒起欢来跑,也只是一声唿哨的空当。这样小的范围,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个被隔离的世界里,每一寸土地都变得无比珍贵。在格局上,我的村子东西向大街有五条,南北向大街有三条,这些大街,说起来只是概念上的大街,事实是,每条大街的宽窄,仅供一辆马车单向通行,如果两辆马车在一条大街上相向而遇,总得有一辆谨慎地躲避到就近的胡同里,还常常因碰撞到胡同边缘的物事而惹上麻烦。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边边角角的空地,都被就近抢先一步的人绞尽脑汁的利用起来,而这利用,最普遍的就是房子,哪怕只有一间大小的房子,也要想方设法盖起来。房子,在那个时期里,在被圈起来没有任何空闲位置的村子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有了房子,就意味着有了生存下去可以栖息的空间,就意味着可以娶媳妇,可以繁衍后代。
我的母亲,远嫁给我父亲,让她最绝望的是,父亲根本没有房子供他们生息,没办法,我的父亲只能在三十岁的时候过继给一个王姓的孤寡老妇,为她养老送终,为她做所有她不能做的一切,包括我的母亲,一样要为她端屎倒尿,他们所作的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这老妇居住的那两间窄小的草屋。两间草屋,只有12个平方多一点,里面一间,归老妇居住,外面的一间,归我们一家四口居住。每次阅读记忆的时候,我只记得,我们居住的那一间,除去正对的屋门,剩下的就是一张床摆在西墙边,一个灶台安置在北墙边,一口水缸摆在屋门的背后,空闲的屋地上,甚至不能容得下两个人同时转身。说起来,我们家还是幸运的,毕竟,父亲过继的那个老妇已是风烛残年,能让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希望变得现实无比,我并没有半点诅咒那个老妇的意思,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翻不到任何一张属于她的底片,她留给我的所有,或许就是那两间草屋了。村子里所有的房屋,无一不是见缝插针,无一不是狭窄矮小,有规则的排列被围囿起来的逼仄的空间彻底破坏,所有的房屋也就歪歪斜斜着,东倒西歪着在这个空间里默然支撑下来,没有人去埋怨,没有人去责怪,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或两间房子里居住,成了这个村子最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谁家能拥有三间以上的房子,一定会被所有人艳羡。我的儿时,村子里曾经对房子有过近乎奢望的目标:石头盘根七檩子,玻璃窗子卡门子——以石头打基础,房顶有七根檩条(房身算起来也只有不到五米宽),木棂糊纸的窗口换成玻璃窗,木制的带木栓的单扇屋门换成随手可带的两扇门,这些条件,于现在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而就是这样的云烟,在我离开我的村子外出求学之前,也没有从我的村人眼前飘过,哪怕是只有一丝。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里最常见的人是单身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棍儿,没有女孩儿愿意嫁到一个没有房子可供生息的家,而村子里大多的女孩,也都竭力想逃脱这个没有生息可依靠的地方,这,对一个村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耻辱。
被围囿起来的村子,剥夺了村子生存的空间,这样的剥夺,让我的村子变得压抑,变得焦躁,人们在压抑里变得无奈,只能沉默。从那时起,我印象中的村人们,包括我的父母,除了拼力地干活,就是沉默,脸色一律是暗沉的灰色,走在街上,没有笑声,对面遇见,也只有一句闷闷的招呼,似乎是从早已被压抑填满的胸腔里挤出的闷哼,没有任何底气。即使是那个政治替代一切又异常活跃的年代,我的村子依旧沉默如水,不起波澜。而我的父母拼劲全力供我上学,甚至近乎苛刻地要求我的学业,几乎是村子里所有家长的普遍取向。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我的父母,我的村人,被压抑掩盖的背后,是一种从来没有终止过的渴望,对自由和幸福向往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就默默存在他们的心里,如同同弥河的狂虐抗阻了多年积淀的坚韧一样,已经沁透骨髓和血脉。一个村子,被围囿之后,不得不接受压抑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一直由表面的孤单和内心的坚韧在调和,愈久愈浓。
1984年,我外出求学,就是那一年,我的村子迎来了又一个拐点,全村搬迁到东面的大坝之内,一个离散半个世纪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家里。很遗憾,搬迁的过程和情景我没有经历,但我想象得到,我的村子,在那个拐点之后,一定会多了另一种色彩。
弥河,还在我的村子边上流淌,那已经不是紧紧拥抱我的村子的弥河。我每次回到家乡,一定会到弥河边去看看,我之所以去看,只是想看看河水的倒影,但我看不到河水里到底能不能寄存什么,包括我的村子过往的一切。我只感觉,河水只要还一直这么安静地流淌着,我心中的那个村子的一切就会一直存在我的心里。
真的,在河边,我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曾经被围囿起来的村子,很清晰,他就挺拔在那片废墟上,孤独的背影,坚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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