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松”到“牡丹”

早年间，学生们用的铅笔盒都是铁皮打的，盒盖正面印有各色图案。我的第一个铅笔盒上印着“武松打虎”，估计是入学前，父亲或母亲急慌去商店买来给我备用，并未想到精心挑个女孩喜欢的图案。从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幅画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枯干松树、趴在地上惨兮兮的老虎和一个正在挥拳头的邋里邋遢的古代男子，毫无美感。

铁铅笔盒的好处是外形扁平，盛放简单的铅笔、尺子、橡皮等，空间足够，搁在书包里如同受气包，躲犄角旮旯不占地方；缺点是打开时铁器碰撞，噼啪作响，聒噪不已。单个铅笔盒的开阖已是小灾，到放学时，全班五十个同学的铅笔盒扎堆齐奏，嘈杂声能把人逼疯。若是谁的铅笔盒被摔过，不那么严丝合缝了，还要在关闭时用掌心猛地朝盒盖一砸，那声音，闻之寒毛陡立。

除了声音刺耳，铁铅笔盒上的画也很脆弱，不耐磨损，用不了几天，印铁表面的画层便模糊发白，再过些时日，画会一块块脱落干净，露出亮光光、明晃晃的底色。若如此，也能将就，把铁皮当个不合格的镜子便好。然而事态继续恶化，铁铅笔盒很快锈蚀，不仅画丧失殆尽，连基本的体面也无法保持。它一路破败，晚节尽失，最后蜕变成锈迹斑斑的烂铁匣。

我并没有亲睹“武松打虎”覆灭的全过程，“和平牡丹”救了我。

“和平牡丹”是谁？

它也是一幅印在铅笔盒上的画，不知出自谁的大手笔，以一个小学生的幼稚眼光来看，比略带杀气的“武松打虎”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实事求是说，起初我蛮喜欢“和平牡丹”的。

那时我孤陋寡闻，没见过倾国倾城、盛世美颜的牡丹，更难堪的是，我不认识牡丹的“牡”字。因为画上的字龙飞凤舞，“牡”写得近乎于“壮”，我会恶作剧地把它称作“和平壮丹”。

无论是“壮丹”还是“牡丹”，这个铅笔盒不是买的，而是我自力更生挣出来的——从一年级起，我就当上了三好学生。三好学生的奖品，就是“和平牡丹”。

在我的小学生涯里（先在北京市建设小学，后来小学拆分，我进入北京市前进小学），共计十二个学期，均忝列三好学生。三好学生的奖品，一直是“和平牡丹”。这件事的直接后果——除了“武松打虎”，我小学期间从未用过其他图案的铅笔盒，就连我的弟弟妹妹，也一律用“和平牡丹”装文具。如果我们一起做作业，很容易发生拿错铅笔盒的事故，只有打开盒盖，根据内容物的不同，才能判定其归属。

记得我曾鼓起勇气小声跟妈妈说：“我能换个新铅笔盒吗？”

妈妈不解：“你的铅笔盒不能用了吗？”

我吞吞吐吐道：“能用……”

妈妈说：“那为什么还要换个新铅笔盒？”

我实在不敢暴露对“和平牡丹”的嫌弃，只说铅笔盒的盖子不好用，上课时要么打不开，要么关不上。

我说的是实话。小小年纪，我竟无师自通领悟了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的感悟——要么不说话，要说说真话。不过，我对妈妈打了“小埋伏”，铅笔盒固然有毛病，并没有严重到报废的地步。

其他同学的铅笔，都是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提前帮助削好放入铅笔盒的，我从未享受过此等待遇。父母太忙，铅笔都是我自己削的，虽然指肚上的皮一次次被剐削出血，也不怨怼哭泣。我会很熟练地撕一小块卫生纸将血指缠住，待血止后继续削笔。小小的卫生纸片，随着手的动作，如降兵的旗帜垂挂飘摇。

妈妈思忖片刻，可能想到我从未主动要过东西，宽宏大量道：“给你一个新铅笔盒。”

我满怀期望地看着她，直到“和平牡丹”再次出现。

我忙说：“我不要新的了……那个旧的，还能用。”

上四年级时，某次帮老师到学校库房搬教具，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大纸箱，纸箱上印有“和平牡丹”的字样。那一刻，我万念俱灰——我不可能不当三好学生，如果奖品永远是“和平牡丹”，那么我的小学生涯，拢共将会得到十二个“和平牡丹”。

绝望。

此刻，我要向我的弟弟妹妹深深道歉，他们上学的时候，也一定渴望得到更好图案的铅笔盒。千篇一律的“牡丹”，恐怕连带让他们对“和平”心存距离。

我至今不晓得学校为什么会储存那么多的“和平牡丹”？是否校长的亲戚是开印铁制罐厂的？还是教导主任或总务科长的家眷中有杂货铺的掌柜？

有时我会想，即使我已近古稀之年，也该买几个崭新的铁铅笔盒送给弟弟妹妹，以补偿他们的童年，毕竟我曾剥夺了他们使用更中意铁铅笔盒的自由。当然，我还要挑个心仪的图案，送自己一个美丽的铁铅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