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花生米

寂静的院里有轻微躁动，紧接着，高亢的打鸣声响彻夜空。谁养的随谁，大公鸡就随母亲，比太阳起得还早。

母亲摸黑坐在炕头，凭感觉取出断了齿的桃木梳和细齿篦。每天晨起，她都会理顺头发，抹上桂花油，打出一个紧实的髻来，母亲管那叫“纂儿”。她常说，看一个女人勤不勤，过得好不好，就看她的“纂儿”乱不乱。

之后，她跳下土炕，借着慢慢变亮的晨晖，轻手轻脚地拢火煮粥，让晚些起床的家人吃上口热乎的。

母亲从没说过苦，但我知道她有多苦。她生于1900年，十几岁就嫁了人，生养了七个孩子。我家住密云西部十里堡，近山近水，却不是富庶之地。近邻潮白河常闹洪水，沙滤石沉，留下贫瘠的沙土地，一场大雨、一阵狂风，种下的东西可能就没了。但再穷再苦，母亲也想方设法把我们养活了。

母亲爱说：“喜鹊叫，好事到。”这一天，她刚忙完院里的活，就听见头顶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1958年9月，村里派出十几个最壮的小伙去修密云水库，母亲亲自把我送到村口。我们这些人可是村里的宝，干活要用在刀刃上的，这一次却集体出征，足见村里对修水库的重视。我也是后来才了解，为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有20多万人参加，前前后后建了两年。水库修好，不光是我的家乡不再闹水灾，更是解决了北京人的吃水困难。

我在密云支队五团，任务是修建潮河和白河隧洞。小时候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当成个神话，那时我才知，只要人多心齐，一双双肉臂真可以移山。

当风钻工在山体打出洞眼，炮工填埋炸药爆破后，出碴工就用俗称“固勒马”的轨道小车清理碴石，同时支撑工用碗口粗的松木撑住洞身，搭上两层木板，以免掉落碎石发生危险。等到洞打通，支撑工还要将全部支撑拆除，建筑工种进驻，完成最终建设。我就是一个支撑工。

我们组成三支队伍轮班，24小时歇人不歇工，不到半年就提前打通了潮河隧洞。此时正赶上春节，还以为会放天假，谁知气都没喘匀就转战白河。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干起活来不要命，再苦再累没皱过眉。可一爬上工棚的大通铺，就没办法不想家。一个人掉泪，传染似的都跟着掉。这时我们就会念口号：“不想爹不想妈，修好水库再回家。”生生把眼泪憋回去。

我离家时还不满18岁，第一次离开妈，哪能不想她。终于有一次，我找到了机会。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三班倒一段时间后会轮一次班，比如原来的夜班换成白班。这样半夜四点下班，距离下一个白班就能腾出24小时。这太宝贵了，足够我跑回家一趟。我没有表，用多少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摸着黑出发，一路连跑带颠，到家快中午了。那上工时争分夺秒的劳累，那归家时满脚大泡的疼痛，全在见到母亲的一刻，变成一声：“妈，我饿。”

白河隧洞离家更远，还要翻过白石岭这座大山，就算是壮得小牛犊一样，我也发怵。那一次倒班，我狠心没回家。

收到喜鹊报信的母亲跑回屋，从炕柜最里面掏出个破瓷罐，看到里面的花生米一粒不少，欣慰地笑了。

沙地里种出的花生，又大又好，算我家乡的特产。母亲用沙煲的花生米，脆酥生香，是我最爱的食物。不过花生要换粮食，要和黄豆胡萝卜一起淹成咸豆作一冬的菜，就算年景好，也不够用的，这一大把花生米，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母亲走出屋，打算到胡同口望一望。她满心欢喜地觉得，她的小五正甩着长胳膊朝家奔呢。刚出院门，就听到头顶两声乌鸦的干叫，一摊湿乎乎的排泄物掉到她手上。母亲心中一惊。

“她大娘，出事了！”

母亲浑身一颤，一屁股坐到地上。

那一天，支撑班正在洞里准备作业，新调来的杜工长风风火火地跑来说：“停一下，我和梁排长检查一下安全。”紧接着，他俩走进隧洞深处，我和工友们坐在地上等。

突然一声响，一块比砖还大的石头穿过两层隔离板，掉到我脚面。我大叫一声瘫坐地上，工友们七手八脚把我架到洞外。还没停稳，身后传来轰轰巨响。

那次塌方，除了杜工长、梁排长，还有三个工友被砸在里面，我甚至不知他们的姓名。我至今都记得梁排长露着牙齿的笑。当过兵的他，年长我几岁，每当我想家想母亲，就算不说出口，他也能觉察到，会来和我聊天，像亲兄长。很长时间，我无法回过神来，觉得那个严肃的杜工长、那个亲切的梁排长，下一秒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是的，那次倒班我没能回家。我强忍伤脚的疼痛不耽误出工，却无论如何也没法攀山越岭。每当躺在工棚里，我头顶都像悬着块大石头，随时会掉下来。我怕得要命，想妈妈。忽然感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有妈妈的味道。我知道那是梦，就像头顶的石头一样，可我舍不得睁开眼，我怕我见到光，它就会像蝴蝶一样飞得无影无踪。

当我慢慢缓过神来，发现那是一只真实存在的手时，吓了一大跳。

眼前是一张熟悉的脸，只是从未有过的憔悴和衰老。“妈！”我一屁股坐起来。

我的母亲，那个从来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女人，正盘腿坐在我旁边，一贯整齐的发髻乱如鸟窝，泥印挂了满脸。我的母亲，我那从没出过村口的母亲，那裹过小脚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母亲，一路打听着寻到这里，不知走了多久。

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也是唯一一次。可她偏说她没有哭，是被风沙迷了眼。她摸索着从斜襟大褂里抓出一把生花生米，放在我手心里，说：“本想给你煲熟了，可是没来得及。”

2020年的夏天，十里堡村部，罗连恒老人给我讲了上面的故事。他异乎寻常的平静，没法阻止我心潮起伏的泪水。老人1940年出生，与我父亲同岁。我也有一位梳着纂儿、穿着斜襟大褂束脚裤、裹着小脚的奶奶，与他口中的母亲一样慈祥又善良。

我说我要把这些事写出来，老人直替我着急。他说这太平常了，有什么可写的呢！母亲的担心是肯定的，可谁又没有母亲呢？那修水库的20多万大军，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有妻子、有孩子，他离家近，还能抽空回趟家，那些河北的、天津的，那些当兵的，他们一干就是两年，通信设施简陋，家里人都不知道情况。他说不要写塌方，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技术力量太薄弱，向大山要深湖，谁又不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来的？

我告诉他，我有个18岁的女儿，正是他修建水库见证生死的年龄，但和他不一样，小姑娘无忧无虑得像个仙女。我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我的女儿，告诉所有像她这样生活在蜜罐里的人们，这幸福美好的日子，是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