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1年第1期｜李延青：和石头一起生活

1

在村中央“戏楼下”一下车，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又说不上来。

这时，一个人晃着膀子从村委会走出来。

看到我，他把叼在嘴里的烟拿到手上，咧开嘴笑道：“回来啦。”

我知道这是马二，却觉得站在面前的是马一。

马一是马二的哥哥，和我是发小，长着一张驴脸，五十三岁那年突然病故了。现在马二从长相、声调到神态，竟和马一当年分毫不差；闭上嘴，那张无动于衷的脸就像一块石头。

“街怎么窄了？”阳光劈头盖脸，晃得我眼晕。

“没窄……硬化了。”马二潦草地往东看看，又往西看看。回过头说，“戏楼也拆了，停车方便。”

我这才意识到那座古老的戏楼凭空消失了，像谁拔掉了门牙，把嘴里的风光都袒露出来——村南连绵的山峦、峭壁一股脑拥到近前。时令才到清明，山风依然凛冽，野桃花、山杏花却不管不顾地开放了，在灰蒙蒙的南山上东一片西一片，不熟悉的人肯定以为那不是花，是裸露在荆棘灌木中的白色山石。

马二年轻时瘦小，长着一张狗脸。现在发福了，居然也变成了驴脸。

我说：“你越来越像你哥了。”

马二嘿嘿道：“都这么说。”

他钻进旁边那辆黑色迈腾，说去乡里开会。

我沿着街道往家走，感觉像是没穿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

这条贯穿全村的东西大街，过去全部用西瓜大小的青石头铺砌，就连两侧的马家巷、邱家巷、陶家巷、侯家巷也都拿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砌着。多少辈子人车、牛马、猪鸡和雨水走下来，磨得石面锃光油亮，踩上去叫人心里踏实。乡村的街巷兼有泄水功能，暴雨激流能从石面上顺畅流走，细小的雨水便渗漏进石缝。石头的缝隙间不定会钻出蚂蚁或什么虫子，鸡们整天低着头一心一意在街上踱来踱去觅食，吃饱了就在街边的土地上打凉窝，交配完的公鸡一跃跳到旁边柴垛上，志得意满地引颈长鸣。禽畜也知道岁月静好。骡、马、牛、驴，那些大牲畜们在街上不疾不徐边走边排粪便，村人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人总不能和畜生一般见识。谁偶尔踩一脚，心里便骂：狗日的！想想骂得不通，就扑哧笑出声来。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只有每年上坟祭奠时才蜻蜓点水般回村一次。当年活跃在这个山村舞台上的长者，已在漫漫的时光里先后作古。人们指着野地里的坟头跟我说，这是谁，那是谁……我脑海活跃的仍旧是他们当年的模样。

我家临街，房屋却高出街道七八尺。先由四级石阶登上一个五尺宽窄的平台，再上七级石阶才能登门入户。褐色石拱门脸、石头墙壁，上着锁的老木门，老院里装着我童年、少年的全部时光。如今，这一片已经几乎没有住户，破旧、坍塌、废弃的石头老屋、石头茅房、石头猪圈、石头鸡窝……一副颓败景象。鲤鱼川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石头。山是石头，河滩是石头，所有建筑都用石头建造，就连死人坟头上的墓脚石，也就近去搬三块石头搭成。

雨季，汹涌咆哮的洪水翻卷出满河滩乱石。大水落后，预备为儿子盖新房的父亲，就扛着铁锤满河滩转悠。等到选中一块石头，相面似的端详半天，猛然挥舞铁锤砸落，便将石头劈出一个平面，接着左一锤右一锤，随着敲打，那块原本不规则的石头，就变成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墙面石。男人们识得石头纹理，凭借大大小小的铁锤和钢钎，能将坦克般的卧牛石破解成二尺宽窄、五尺长短的平整石条，坚硬的石头在他们手下柔软得像是豆腐。讲究的人还要在石条上凿出或竖或斜的花纹，这道工艺俗称“洗石头”。儿子到了成家结婚年龄，即使买不起木料，父亲也要想方设法给儿子砌几孔石窑。

一到饭点，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便端着饭碗，凑到我家门前，蹲坐在平台或街边的石头上吃饭。鸡一嘴鸭一嘴，讲述道听途说和坊间传闻。晚上，记工员以石为桌，在这里给大家记工。张三今天干啥了，记几分；李四今天干了半天，记几分。一一记录在册，是年底结算分红的凭据。现在，人们外出打工长了见识，喜欢宽绰，都跑到村外的承包田里盖新房，反正不靠自家地里产的那点粮食去生活。前几年回来，平台上还坐着六七个老邻居，是患心梗、中风偏瘫、得癌症的。凑在一起也没多少话说，人越老越像石头。现在石头还摆在那儿，他们都已经死了。

从坟上返回停车的戏楼下，我去南边的供销社买了盒烟。看上去供销社盖起来没几年，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吃饭。我认出她是九牙的闺女小巧，矮胖敦实的体型真像她爹。她也认出我来，一面找钱，一面哎呀哎呀说，看看、看看，说话间都老了。我离开村时她才上初中，这些年个头没长，只是粗胖了，脸盘更像她爹。她爹干了一辈子售货员，在村里这是一份轻松活儿，多少年都没人能撼动他的位置，这应该和他的出身有关。

我坐进车，落下车窗点了根烟。

村里人一直把这儿叫“戏楼下”，原本是全村最热闹的去处。大队部、医疗站、供销社、俱乐部都在这儿，开各式各样的会，看戏、看电影、看节目……偶尔来个卖瓜卖李子的，也把瓜车或担子停放在这儿吆喝。

车左面是那座拆了的戏楼。用五尺长短的灰白色石条垒起一人多高的舞台，舞台之上是砖墙瓦顶。什么时候建的，已没人能说清楚。

戏楼西侧是陶家巷。陶家那个老头长年累月坐在巷口一块黄色石头上，夏天拿把芭蕉扇，敞开白布衫，袒露着酱紫色的胸腹。他跷着二郎腿，一只鞋挂在脚趾上，优哉游哉看着日子、数着日子。数也白数，日子无非是黑白、阴晴、冷暖、雨雪，任谁也数不清。天冷了，白布衫换成一件黑呢子中山装，这使老头顿时端庄体面起来。

老头住在陶家巷内的三间破瓦房里。人们说他有个儿子，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做了察哈尔省国民党三青团的书记。张家口解放时被俘虏，关进监狱，写信让父亲去看他。老头那时年轻，背着干粮，步行100里到元氏，从那儿坐火车到北京，又从北京转车赶到张家口。在监狱，儿子跟他说了三句话：你白供我念书了……白养活我了……我这辈子算完了。老头就骂，看你这点出息，这么多年书都念到狗肚里了！领导说了，让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回村去，哪里土地不养人呢。爹在家等你！监狱将儿子的私人物品交付给老头，老头就背着包袱走了。不料刚到火车站，监狱的人又骑马追来，说他儿子上吊自杀了。老头返回监狱，看着地上儿子的尸体，愤愤唾了一口，转身就走。

不知道这老人是哪年去世的，他坐的那块石头也不知被打发到何处。陶家巷已经拆得不成巷了。

2

陶家巷对面是原来村里的供销社，三间石头老屋紧贴在戏楼前东侧。如今不知谁买下来，拆了老屋正盖新屋，红色砖墙刚垒到一人来高。

当年九牙每隔十天半月，就挑着两只荆筐，将收来的鸡蛋和废铜烂铁送到三里外的公社收购站，再从那儿的供销社进货——无非是煤油、火柴、食盐、肥皂、擦脸油、胶鞋、毛巾、毛头纸、铅笔、白莲纸等一应生活、学习用品。

冬天黑得早，吃过晚饭男人们总要到供销社来转一圈，坐一会儿，借以打发漫漫长夜。话没多少，抽得满屋都是呛人的旱烟。有一句没一句待到九点来钟，看看没人再来买东西，柜台里沉默了一晚的九牙就说散吧散吧。他嫌亮着灯废油废电。白天，没人来买货时九牙就拿个杌子坐到门口，折根扫帚枝靠在墙上去剔牙。春天或秋天的太阳暖烘烘的，剔着剔着他就睡着了。背后的石墙结结实实，仿佛他家那盘大炕。他的脸也像墙上一块石头。陶家巷口的老头也在丢嘴儿，那里是背阴，阳光只在正午前后才照到那里，没阳光老头也不挪地方，他习惯了屁股下那块石头。那块石头从来没有辜负过他，没有因为丢嘴儿让他跌下来。两个老头你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你，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如果不是偶尔的鼾声，他们就像两尊雕像。有个来买盐的把九牙喊醒，对面的老头也醒来，看看头上的太阳，起身回家去做饭。

九牙年轻时爱说话，脸上表情也丰富。村里在戏楼下开大会，控诉、清算地主老财。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说该怎么办？”九牙第一个跳起来，愤怒地怒吼：“砸了他！”

人们便把那个地主老财拉到河滩，拿石头砸死。叫“砸核桃”。

那时九牙是骨干。

有一年夏天，小学的围墙被暴雨冲塌，跌出一把锈死的手枪。那个白净的外乡教师成为人们眼里的“特嫌”。审讯不出所以然，九牙带人将他拉到河滩，也砸了“核桃”。

原本百无一用的石头，偶然被历史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致命的武器。

3

石头肯定不知道，在无穷无尽的光阴里，自己将和人类发生怎样的关系。是作显赫的墙面、台阶或墓碑呢，还是被用来絮里墙、垒猪圈、盖茅房……

鲤鱼川山上的梯田，一层层用石头砌起来，那是旱地，靠天收；平缓处的水浇地也拿石头围住，怕水土流失。学大寨那些年，一到冬闲村里就组织社员去河滩“改滩造地”。把选中的地块整平，再去附近的山脚拉来沙土垫上。总是地还没种熟就被洪水冲走，冲毁再修。一村人，人人都像愚公。

改滩造地最积极的要数四队队长马翻申。马翻申年过五十，脸已是石头模样，心却活跃。晚上，他在供销社感慨：“人啊，混大真是不大点事儿，你看看人家陈永贵。”

陈永贵那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却是大队支书出身，靠的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大寨田。马翻申是生产队长，两人就差一级，所以他修滩造地最积极。可惜满河滩石头没帮上他的忙，马翻申至死都是生产队长。但他儿子当上村支书，就是马二。

4

陈保枕着块石头睡了一辈子。

人们说，枕石头清神明目。

那块瓠子般浑圆的石头，色泽黝黑乌亮，分不清是石头本色还是叫陈保脑油浸透的。

枕石头到底能否清神明目，石头自己不清楚，人说啥算啥。

陈保干巴瘦小，只有一米六的个头儿，面无表情的脸孔不怒自威。每次闹运动，他都是上级宣传队、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暗中操纵着几户人家，今天揭发这个，明天批斗那个。为啥陈保总能得到信任？很多年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几年前，看到母亲留给我的一张40年代末的地契，上书“见证人：大队长陈保”，这才恍然大悟：上级看重的是他的历史表现。

看到陈保从街上走来，人们不自觉会远远避开。陈保像是一道孤独冷漠的影子，却没人敢忽略他的存在。

人清楚鸡蛋碰不过石头。

5

人利用石头干这干那，石头有时也捉弄人。

放牛汉年根住在学校旁边一间草屋里。这人一年四季不洗脸，邋遢得叫人实在看不出他的年龄。

一吃早饭，年根就自东向西沿街吆喝：“放牛喽——放牛喽——”各生产队的饲养员听到吆喝，便将圈里的牛放出来。年根从西返回来，集合起等在街上的牛们，去他想去的地方放牧。傍晚，暮归的牛群回村，街上又响起他的吆喝声：“圈牛喽——圈牛喽——”

牛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生产队，也认得圈。年根是提醒饲养员把牛收好。

那年，村后沟出现一首“反诗”，用粉笔写在一块青石头上。诗曰：“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天不和人说话，不是打就是骂。”

这事件惊动了县里。武装部派军代表进驻到公社，派民兵将那块石头抬回去封存起来。然后召集教师、初高中生、识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他们分别写几行指定的字上交。一时间人心惶惶。传说他们写的字已送往北京，去请专家验证笔迹，查出来轻则判处无期徒刑，重则处死。那些日子，人们在田间地头、饭场、供销社全是议论这件事。就是碰上不认识的，我们村的人也会凑上前，主动和人家谈起来。那情景像是满河滩石头都活了，头挨着头，叽叽喳喳争抢着发表议论。

没等笔迹验证结果出来，案件突然宣告侦破：年根到大队自首了。

消息传开，人们咧着嘴笑成一朵花。

大队干部一拍大腿笑骂：“咋就忘了，这货当年上过扫盲班哩！”

学生们唱歌一样背诵着那首诗，相互笑着：“娘的，还真形象。”

“这回年根可找到不花钱吃饭的地方了。”社员们笑笑眯眯地说。

6

我家北房，1942年被扫荡的日本鬼子烧毁，一直没能力重建，残墙断壁间长出一棵尺八粗的椿树和一棵碗口粗的野杏树。1976年，父亲终于攒够了石头木料，开始重建。那时候村里“成大工”都是请乡亲“窜忙”——管饭，但不出工钱。

头天晚上父亲去请方刚。方刚说：“叔，我先答应你一天。后天我和老海约好去起石板，过了后天咱再说。”

父亲说：“行。你明天来吧。”

第二天，方刚来我家窜忙。方刚是个光棍，三十大几还没娶上媳妇。人们戏弄他，说一村男人就数他劲大，遇到沉重的石头都是喊他搬扛。方刚有点二，却不傻，嘻嘻笑道：“这是给叔家干活哩，咱不耍滑。”

隔天，方刚去起石板。鲤鱼川有一种岩石，能分解成半寸厚、数尺长的平整石板，最适合做房檐，是盖新房的首选材料。私下里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村西山上的“石窝”就出产这种石板。不知多少年开采下来，“石窝”已成漏斗状。

老海说，他和方刚清理出石层断面，他在上面用钢钎撬，方刚在下面接着。干这活儿，上面的人须辨识石层纹路，先将数根短钎打进石层，再用长钎沿着缝隙慢慢撬动，这样一块完整的石板才会一点点剥离下来。干了半晌，两人一上一下抽着烟歇息，突然一块黑板大小的石板自行脱落，正砸在方刚后背上，等老海把人刨出来，已然没了气。

在我家干活的人们听着，谁也说不出话来。

和石头打交道，人有时候会生石头的气，石头有时候也会和人翻脸。

7

土地一承包，村里的高音喇叭就成摆设，蹲在大队部房顶那根高高的杉木杆上，像一个废弃的喜鹊窝。

入冬后，山上森林刚刚落叶，大喇叭忽然吱吱啦啦响了半天，终于说出话来，是喊冬闲的男人们上山砍树。要求将伐倒的树干运到公路边，按粗细长短计算工钱。

广播的不是村干部，是买下村里一处山林的人。那两年村干部发不了补贴，就陆续将村里的山林一道沟、一面坡卖给个人。买下山林的将树砍了，卖到煤矿上作窑木。

一天，有人砍倒的一棵树，砸落一块斗大的山石。石头从高处奔腾滚落，人们见状一齐惊呼“躲开！躲开！”小数在低处砍树，眼看石头奔自己而来，扔掉斧头就跑。他往左边跑，石头就往左边滚，他拐向右边，翻滚的石头被什么东西一挡，追着他也滚向右边，落在他背上，小数被活活砸死。看得人们心惊胆战，目瞪口呆。觉得那石头是一心一意要砸死小数。

小数是砌石窑的好把式。儿子眼看就到娶妻成家年龄，有的人家买不起木料，就用石头砌两孔窑洞，预备给儿子做新房。砌窑的把式先用主人家借来的木料搭起“木牛儿”，再在“牛儿”背上用攒下的石头一块块砌起来，石头和石头要像牙齿整体咬合在一起，然后再将“木牛儿”撤掉，一孔窑洞就建成了。若是把式手艺不过关，砌窑的石头咬合不紧，“木牛儿”仍然受力，木料撤不下来，砌窑把式的名声就彻底砸了。小数手艺好，冬季三里五乡常有人请他去砌窑。

人们说，小数耍了一辈子石头，临了临了还是伤在石头上。

8

有一年清明上坟，陪我的本家哥哥指着路边麦田里一个坟头说，那是咱家三明。三明是我本家弟弟。虽然身份证和在单位他已改名叫“李兰菊”，但村里仍然叫他三明。

李兰菊是三明的高中同学。名字像姑娘，却是男生。他和三明都没考上大学，但他参加省高速公路局的招工考试，被录取了。不知为什么，他又不想去干这份工作。三明请他吃了顿饭，花五千块钱买下他的档案。三明就成了李兰菊，去高速公路局上了班。兰菊一报到，就被安排去参加培训，学习操作一台国外进口的机器。据他说，那台机器有一间房子大，从上面的进料口按比例加入石子、混凝土等原料，经过机器一番加工，出来的混合材料就能直接去铺高速公路。兰菊学习很用心，熟练掌握了操作技术，被任命为管理机器的组长。

有一次他去看我父母，正好我也回去。他问我：“哥，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我说，也就五千吧。他涨红着脸，两眼放光说：“我、我，比你还多哩！”我说，好啊，三明。咱家谁过得好都是好事。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却闪过一个念头：科技含量这么高的工作，到底还是没离开石头。

还有我们村的张宝成。他在铜矿当工人，虽说是在坑道采矿石，但毕竟挣工资，全村就他家养着一条狗。后来，他被国家派到非洲修铁路，出国不说，还拿双倍工资，惹得一村人眼热。三年后他从国外回来，村里人问他在那儿干什么。他说，筑路基，铺石子。

去年，我们村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到远洋货轮上当了船员。我问，你们运送什么。他说，铁矿石。

省里那条高速公路竣工，一个边远省份将三明他们和那台机器一起租走。有一天，三明值班时不慎掉进进料口，巨大的机器将他和石子、混凝土等搅拌在一起，就这样死了。

再路过三明坟头，我总想：要是三明不叫李兰菊，他还会死吗？

9

这条石头铺砌的东西大街，白天黑夜，黑夜白天，经年累月，说不清经历过多少事。那座高高在上的戏楼如同神，把世间的恩怨情仇、生生死死看在眼里，知道俱是过眼烟云，从来不动声色。不像人，啥时候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记在心里。

那年，从外面运回一口大红棺材，停放在戏楼前。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站在杌子上，痛哭流涕读了一封信，意思是请乡亲们帮助安葬她父亲。死者叫马向前，年轻时外出经商，解放时把家安在县城。现在是叶落归根。

满街行人没有一句话，默默等姑娘念完信，男人们哗啦涌上前，抬起棺材走向墓地。

马向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老人们又说起，早年间河北民军驻扎进村里，要吃要喝要女人，住着不走，马向前独自翻山越岭，到山西叫来八路军才将他们打跑。有些陈年旧事就如四季轮回，一辈辈在街上流传不衰。

鲤鱼川风俗，出殡的棺材抬起来，不到墓地不能落地，落地是为不祥。听说陈保是枕着那块石头入殓的，快出村时抬棺的人一齐“脱肩”，棺材扑通掉落在街道上。这种事村里几辈子都没发生过。

尤家老娘出殡那天，正遇上瓢泼大雨，人们冒雨将她送到墓地。出殡回来，戏楼下早已空无一人。尤家老头让两个儿子跪在暴雨中，感激地高喊：“孝子给乡亲们磕头了！孝子给乡亲们磕头了！”

两个落汤鸡似的儿子，在雨水流淌的石头大街上，冲着四面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头……

人到底不是石头，是非恩怨嘴上不说，却心里有数。

惊蛰一过万物复苏，百虫萌动。临近清明，就连山高地寒的鲤鱼川麦苗也开始返青，冷风中已能嗅到泥土腥气。车开出村上了公路，我忽然想起，在冷冷清清的街上没看到踱步觅食的鸡。

作者简介

李延青，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巡视员、副主席，编审职称。曾结集出版：《延青短篇小说集》、长篇系列散文《鲤鱼川随记》、报告文学《追踪开国英雄》、小说集《人事》。主编：《文学立场——当代作家海外、港台演讲录》；“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境外谈美》《境外谈佛》《境外谈文》《曾国藩日记》（全本注释）等。

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首届优秀编辑奖”、《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优秀编辑奖等奖项，短篇小说《匠人》入选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