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天，走近常书鸿

1992年盛夏雨多，我看到88岁的常书鸿那天很有“一雨天气清”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天我见他时他坐在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前面，正满含感情地看着那幅画，那是他夫人李承仙的作品，女画家当时在按照常先生的心思勾勒场景。画已初见轮廓，李承仙说就叫“敦煌的春天”吧。真的，画上春天的清，盖过了屋外夏天的雨。

敦煌的春天有金色的沙漠，长龙般的绿树，有蓝天白云和雄赳赳的骆驼队。然而最灿烂夺目的，则是那座伟大的艺术宫殿——敦煌莫高窟。就是这块神奇之地，让这个叫常书鸿的人像守护神似的守了它大半辈子。对他很了解的赵朴初先生曾为他题字曰：“四十年面壁荒沙里，绝代飞天众望中。”

那天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天真是回忆往事的好时节。我先是在常先生的桌子上看到了一摞书，有《敦煌的风铎》《敦煌与我》《敦煌的艺术》等日本出版的书，里面搜集了他的传略和部分论文。据说日本一些出版社还要出版他的其他论著，被他婉拒。其中有一本早已写毕的传记，他实在是想在自己的祖国出版。好像当时还没有哪家出版社应承下来，可常先生很拗，愣是不肯拿到国外去发表。

然后我听了常先生给我讲的故事：他是从法国伯希和著的《敦煌千佛洞》认识敦煌的。那时他还是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绘画艺术，并且已经获得了令人羡慕的里昂和巴黎美术家协会的3次金奖和2次银奖，而且还做了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常先生说，在翻开《敦煌千佛洞》后，一个念头就再也赶不走了：回国去，到敦煌去！他那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祖国竟留有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在把敦煌石窟艺术和西洋文艺复兴时的艺术作品进行比较后，他发现，不论是从历史久远程度还是艺术表现技巧上看，敦煌都更胜一筹。兴奋中的他卖掉了在国内外创作的140多幅作品，奔赴他朝思暮想的敦煌！

“沙漠琼阁敦煌” ！中外都这样称呼它。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嘉峪关坐飞机去那里时，幸运地看到了大部分洞窟。那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历史与艺术的震撼。记忆里还有几个初具规模并修建得很好的宾馆，肯定不是当年敦煌的样子：没有大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没有汽车，只有牛马和骆驼。四周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只有一蓬蓬骆驼刺闪着生命的颜色……常先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后看到的藏经洞，早已非伯希和所说的那样，而是空空如也了。经卷也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壁画上的供养侍女和供养比丘尼静静地站在菩提树下。“那时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我要永远站在莫高窟的大地上，使她不再遭受任何灾难和蹂躏。 ”他曾这样对拜访他的日本友人描述他当时的心境。

常先生给我看了一份已经发黄的油印纸，我看到了那个岁月里蜡版刻出的一份重要文件，它记载了由他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时制定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研究与保护的多方面措施，涉及到清理被沙土埋没的洞窟，对已濒临坍塌的部分实行加固；研究上抓紧临摹、石窟编号、测绘石窟图、洞窟内容调查等，长远的还有印刷出版及介绍等内容。为了实施这些计划，心怀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理想，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相器材的情况下，搭起了木板桌和小凳，举着小油灯临摹。那时节，他们还自制“拉沙排” ，建土围墙，囤积粮食，自己养羊……

我发现，常先生坐在我对面那把椅子里的样子很恬静、很沉着，说话也很睿智，很有经过雨雪见过世面但依然保持尊严的知识分子的做派。那也是风度翩翩的做派，丝毫不像是88岁的人，让我不觉升出一种崇敬之情来。我想到了他经历过的没有经费、国民党下令解散研究所、妻子离他而去等艰难的境遇。不过，他却强调了他的师长和朋友们的真诚与支持，这里有徐悲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鼓励；也有梁思成掷地有声的话：破釜沉舟！张大千先生曾把常先生在敦煌进行的无限期研究和保护工作比作无期徒刑。常先生说，他看出了大千先生眼里所寄予的厚望……

直到敦煌古城上插了五星红旗，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做出了指示：用科学的方法保护敦煌，建立图书资料室，改善工作条件……1951年，一些古建筑维修专家被陆续邀请到敦煌来，敦煌开始了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窟内到窟外逐步进行的修复计划，还定期编辑出版了文献记录资料，其中包括100巨册的敦煌石窟录全集。这全集含有1.5万多张图片，把石窟宝藏的全部资料公之于世。

“也是一个阴雨天， ”常先生回忆道，一个挺拔的身影走入了他的视线——那是1951年4月7日上午9点，他记得太清楚了：周恩来总理来敦煌视察！那一天，周总理讲了很多话。周总理对他说：“从今天我所见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常先生对我说，周总理对他和研究人员们“把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干到底”的鼓励从此一直响在他耳畔。那一年，敦煌文物展览还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奖状，字迹是郭沫若的亲笔。

我知道常先生当过第三届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他很看重自己的责任，每次都有关于敦煌的议案和提案。他写过《敦煌·莫高窟的维修工作》和《莫高窟地质病的调查报告》 ；他还率领研究所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在临摹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壁画和彩塑尝试，运用考古学的层位学方法进行修整……1962年，国家为千佛洞的彻底维修加固投入一笔巨额资金。一时间，科学院治沙专家来了，铁路工程队的工人师傅们也来了。常先生说，他最庆幸的要属周总理批准进行的莫高窟固定工程于那场浩劫前完工了。

常先生和我交谈时依然担任着敦煌文物所名誉所长的职务。他对我说，他还要去考察甘肃麦积山石窟和新疆全境的石窟。他还说，他想再回敦煌，看看当年自己亲自垒的土炕、土书架，看看亲手栽培后现已成片的树林……

常先生的愿望也很感动我，我甚至都有跟随他沿途采访的想法。我曾以《敦煌守护神》为题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称呼他，而且这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确是一个守护神。我很得意自己见过敦煌石窟，更见过敦煌的这位守护神……

那天的雨直到我与常先生作别时都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