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头已觉千山绿

知道陶武先先生很早，二十多年前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离开故土，到省城来做出版工作。时常从电视里看到他，知道是时任成都市委书记。

那时的成都，正在进行浩大的市政建设，三环路和外环路设计超前、推进有序，这项工程的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得以彰显，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成都这个特大城市的交通框架。与此同时，整治迤西而来，穿城而过，最终合流东去的府河和南河。那时在电视上看当地新闻，主要是关注这些工程的进展。成都城区地处平原中央，无青山雄起助势，靠两条江流萦回旖旎增色。但经过几十年量胜于质的粗放发展，江流污浊淤塞，锦水两岸不再是杜甫笔下“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的美景，而是简陋的，缺少规划的建筑挤满江岸。我从青年时代即深爱杜甫，离开故乡来成都，一多半就是因为爱读杜甫关于成都的诗章。当时租住的房子就在万里桥头，可江岸上却几无可以漫步的地方，租住的街房也摇摇欲坠。曾因此动过去另外城市的念头。最终没有离开，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构建和整治工程的推进，使人看到一个城市复兴的前景，确实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所以，才要常常在本地电视新闻上看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就工程开展宣谕市民，召开会议，视察督促工程质量与进度的消息。我以为，这些举措是成都在这三十多年间蝶变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开端。作为本城市民，自然对倡导和推进了如此举措的领导人有亲切之感。陶武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位主政者，自然也是我关注的。

美国汉学家司昆仑有一本《新政之后》的书，探讨清末民初一部分有创新精神的地方官员对于成都市政建设的种种尝试。他指出，这些尝试是要使得城市在“外观”和“组织”上，适应时代变化，使之成为一座现代文明城市。只可惜这些尝试都因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内外战争所终止。我特别注意司昆仑对于城市“外观”的注重。当然也乐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成都这座城市市政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司昆仑书中的话，现代城市的建设目的是使市民具有“公民的自豪感”，“使自己的文明重新焕发力量”。

今天，成都正焕发出这种力量，我自己也有了身为成都人的“公民的自豪感”。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和参与过这座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人交往，了解一座城市，读书之外，观察之外，这也是一种学习之道吧。陶武先先生退休后，过着一种安静而健康的读书生活，每有所思所感，便提笔为文，和我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多所过从。我也是借了这个因缘，和这个过去在新闻上时有关注的人有了交往：吃茶、小酌、聚谈，所谈多是书，多是时代促成的个人与国家的变化。当年那个电视上的壮年人，精神依旧健旺，对时代仍旧充满希望，对生活依旧充满热情。能证明时光流逝的，就是那一头白发了。但却没有李白面对白发时那种“但悲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的惆怅。为这头白发，有人叫大爷时，他常常笑声爽朗。他也借这头白发，刻意强化我与他只差十岁这个事实，我也就随比我更年轻的人叫他陶大爷了。但在这篇小文中，谈诗论文，为雅正起见，还是称先生为好。

前几天小聚，陶先生带了他新写的一本文集来，要我写点心得。一周的时间，边开会边读这本文稿，心里生出真正的喜欢。书名既有“杂俎”二字，自然会有不同方面的内容，我尤其喜欢的是第一辑“前贤瞻论”。为避免一篇小文因内容芜杂而失去焦点，我就谈谈对于这一辑的感想。

这辑文章，也是本文集的主要部分，都是读先贤书的所思所感。这些人，司马相如、陈子昂、杜甫、苏东坡、陆游和李清照，还有杨升庵和辛弃疾，都是我一直崇敬的人物。这不单是基于一个文人对于他们流传于世的华美深致的珍贵辞章的热爱，更是对于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世理想与道德观的崇仰。这些人物，除了说幸福说苦难都留下清新不朽的多情清丽词章的李清照这个才女外，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在非常多的语境中，很多文字都聚焦于他们不朽的文化贡献，而较少谈到他们作为行政官员在或长或短的仕宦生涯中的“事功”。陶先生作为一个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官员，读先贤书，非常自然地就看到了这个方面，这个常常被人忽略的方面。

关于苏东坡，首先就着眼于他“在‘变法’与‘守成’的交争中不改初心”，谈到他“在‘忠规’与‘恤民’的兼顾中奋励淑世”，这就是今天很多关于苏东坡的文字少有关涉的。苏东坡二十岁刚出头，就和父亲弟弟一起赴京赶考，成为新科进士。那是尊孔子的言教，要“学而优则仕”，要“达则兼济天下”的。其后，他一生的起起落落都是因为治世理想的实现与政治操守的坚持。其诗词文章的变化与深广，其旷达的人生态度的养成，也与由此而来的起起落落有着深切的关联。所有这些，在陶先生的文章中都得以深刻地揭示出来。东坡的深广，后世人各以各的爱好与经历，各得其味。文人得东坡的赤子之心，一个前官员在东坡的仕途浮沉中得到更多共情与共鸣，也是自然。

在这一点上，司马相如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今天，人们已经很少读司马相如华丽却也生涩的赋了。多数人津津乐道的，只是他和卓文君的浪漫故事，而忽略他在西汉朝最强盛时官拜中郎将的伟大事功。这个事功即是受汉武帝命“通西南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汉代的时候更是如此。陶先生论司马相如，开篇即谈论他这一伟大“事功”。重现历史事实之外，更着重于他“‘仁’怀天下，等视华夷”的思想，和“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的具体举措。陶先生说：“通西南夷道，开‘华夷一家’之先河，司马相如对中华多民族和乐相处的开创性贡献，不言而喻”。他还说：“传世之文章必有经世之利用，或资政治国，或教化济世，或继往开来。”这也都是高言确论。司马相如的影响，在中国和四川历史上，很快就有了一个继承者，那就是三国蜀汉时的诸葛亮。他也曾循着司马相如走过的西南夷道，“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七擒七纵的故事，彰显的就是同样的人道精神和治世之道。杨升庵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大半生流放于云南，在荒服之地，传播先进文化，至今为一些边地民族所怀念与景仰。陶先生离开成都升迁为省委领导时主管过少数民族事务，也因此深谙个中况味，看到司马相如风流才子形象之外更有意义与价值的一面。

司马相如有这样的事功，便足以不朽。

苏东坡一生虽然有黄州、惠州和儋州的低潮，也有出知多州，主政地方，强国富民的具体实践。更有在中央政府作学士、任尚书的辉煌。在其位时，对于纠正政策的偏颇，使国家治理回归正道也多有贡献。

陶先生文中所论的其余几位，都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情怀，但都志不得伸，不见用于当朝。陈子昂和杜甫都官仅拾遗，却又中道蹉跎，最后辞官离朝，回归于民间。在诗歌艺术上，杜甫是陈子昂诗歌主张的继承者，更是发扬光大者。陶先生为陈定论，是“骨正气端之贤哲”。细读杜诗，认定其“是一把考量社会良知的标尺”，我都是深深赞同的。这样的见识，也是当下许多雕章琢句之徒所不及者。在这方面，我想一定是陶先生的从政的经验起了作用，与这些先贤获得了某种经验的共振。正如陶文所说，纪念杜甫，主旨在于要像他一样，“把文化触角深入社会发展，把行为取向融入社会民生，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植入社会实践”。这便是儒家情怀的现代性诠释了。

一部中国诗歌史，或者说中国文化人格史，其主人公们在风云际会中乘风破浪时少；而世道晦暗，沉沦蹉跎者多。陈子昂如此，杜甫如此，李白如此。朝代更迭，体制鼓励消极的故事却频频上演，轮到辛弃疾、陆游和杨升庵们登场时，也是如此。辛弃疾有词说得好：“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陶武先先生是认真的读书人，读其文章就知道不是附庸风雅的浅尝辄止，而是登堂入室，探幽发微。他文中讨论到的这些人，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别出标高，留传于后世的辞章与他们致仕时的事功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他也尽情欣赏着他们的辞章之美，也尽力深味着他们抒情言志的特别方式，深味着中国人用诗歌构建的丰富情感世界。这一点，在他论李清照词时就显现得非常充分。李清照作为一个女人，在封建中国，没有进入社会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就使得她可以一直婉约于深沉细微的情感世界，成就另一种伟大——情感的丰美与词章的婉约清丽相互生发所构成的伟大。读李清照的时候，陶先生怀揣的就是一颗诗心。读她在社会安定时，其闲愁如何雅致，如何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到动乱发生，那悲愁在流浪路上就变得真切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怎敌他晚来风急”！还是陶先生比我说得好：“易安词的音韵之美，应是其内心追求尽善尽美的艺术呈现。”

所以我说，这是一本好书。

好书后面立着一个认真阅读的人。一个从阅读中常有会心的人。一个从阅读中开启思索之门的人。一个在阅读中白了头发，身心却依然健旺的人。

再引辛词几句作结吧：“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将，一纸寄来书，从头读。”

并摘一句作为小文的标题。因为读这样的来书，确有见千山群起，绿意盎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