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如山

他在部队上就入了党，是一名令我羡慕的共产党员。1968年，我们一同复员回到煤矿，成了涟邵矿务局红岩煤矿的一名矿工。我们的关系由战友变为工友了。

开初，我们都被安排在矿中心区。虽然这里也是山沟沟，但这是矿部所在地，有小商店、小粮站、小理发店，有矿区医院，附近还有一座小学校。从涟源开往新化的省级公路从中心区旁边通过，时有班车往来。相对来说，中心区居住的人多些，繁华一些，生活也比较方便。

不久，矿里开工兴建第四号风井要抽调一些人到那里建井。这个风井坐落在离中心区十来里路的一个山头上。那里远离村庄，非常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许多人都不愿意去。问到他时，他回答得十分干脆：“风井要开建，总得要有人去搞。我服从安排！”就这样，他说服自己在矿中心区充电房工作的妻子，带上他们的家当便上了山。

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几个伙伴去看他。那时上山没有公路，一条羊肠小道串连着这里的坡坡岭岭，花了近两个小时才走到那里。山坡上仅搭盖了两栋棚子似的平房，住着二三十个工人，十分荒凉、清冷。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从山上捡来蘑菇，扯来小笋子，还炒了腊肉，美美地招待了我们一餐。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这座矿山。

直到10年以后的1979年秋，我在《工人日报》当记者时，回到这座矿山采访，一打听，他们夫妇俩仍旧在山上，上山仍旧没有通公路。我在矿部一位干部陪同下，翻过木丝坳，走了十五六里山路去看他。他挖了自己种的脚板薯，又煮上春夏时日采来的蘑菇招待我。餐桌边交谈，我才知道，他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和老二都上学了，可山上没有学校，只好放一个在奶奶家，放一个在外婆家。这时，我才更深一层地体会到在这山顶上生活的艰难！

不觉间，又是七八年过去。这年冬天，我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这里的市委副书记。市里把我安排住在市武装部的一栋宿舍里。一天，我从外面回宿舍，看到门缝间插有一块硬硬的从包装箱上撕下的纸片，取下一看，只见上面写有几行字，字迹像这粗硬的纸片一样，一笔一划，像树枝搭起似的：“谭谈，听说你到冷水江来了，我来看你，你不在。我还在老地方，想见见你。”下面署名：忠汉。

他来了？还在老地方？我沉默了，心在怦怦地跳。

屈指算算，18个年头了。我的这位老兄一直待在荒凉、偏僻的山顶上？这次，他这么远跑来找我，是不是想要我帮忙将他调下山来？我捏着这块纸片的手，不禁抖动起来。是啊，他领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里默默地度过了18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啊！他应该下山了，应该下山了啊！

他所在的这座矿，是我兼任市委副书记的这座城的领地。次日，我上路了。这时，山上通了公路。小车，在一条一个之字一个之字的山间公路上奔跑着。为了便于解决他提出的要求，上山时我特意让小车开到这个矿区最繁华的地段，把矿区党委书记老张拉上车。路上，我忍不住问老张：“他干得怎么样呀？”“很难说具体，没听人讲他坏，也很少听人讲他好。这也许是我太‘兵僚主义’，也许是他太普通了。”这话我信，在涟邵矿区四五万名工人中，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么，他有没有提出过要下山呢？”“也没有呀！”

很快，车子爬到了山上，停在井口边的坪里。老张领着我朝山坡上的那栋平房爬去。随着我的几声大喊，从一个门里走出来一个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莲。

“忠汉呢？”

“洗澡去了。”

一会，一个穿条裤衩光着膀子，袒露出一身结实肌肉的汉子，从坡下陡峭的石级上爬上来了。是他，我的战友周忠汉。

“身体可好？”

“好！”

“家里呢？”

“好！”

“孩子们呢？”

“好！”

他一边给我们端来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边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言辞回答我。经我细细盘问，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老二老三还在读书。还是那样，一个在奶奶家，一个在外婆家。

“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呀！我特意把你们书记请来了。”我谨慎地启发他。

“没、没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过要下山呀？”我知道他秉性迟钝，便进一步启发他。

“想过。可是，我又想，这山上横直要人搞呀！”

我一下沉默了，心里热热的。抬起头来，放眼望去，眼前苍山如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头，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置上，朴实无华……

如今，我的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战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党员，已经远行了。每次想起他来，我眼前就会浮现矿区那一座座普通、平凡的山峰……我仿佛觉得，他就立在那些山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