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红莓哪里开

青春年代的记忆，总是让人沉醉。想着想着，就又回到了那个怀一腔热血，去闯天下的激情岁月。

20世纪50年代末，我初中毕业于通辽市第二中学，又考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此校简称“蒙专”。蒙专，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学历比大学低，比中专高。刚解放不久的内蒙古自治区，需要大批量的蒙汉文兼通的人才。无论自治区各地政府机关，抑或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都需要蒙汉文兼通的编辑、翻译、播音人员。有的大型企业，如毛纺厂、炼钢厂等，也需要翻译人才支援。还有些驻外机构，亦需翻译人才。自治区政府有规定，无论哪个单位的红头文件，都要以蒙汉两种文字下发；就是各行各业的门牌，也要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如斯，我校每年的毕业生，毕业之前就被“一抢而光”。

兼通蒙汉两文的人员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在这里，翻译和编辑人员，是交流和合作的桥梁。那个年代，大部分蒙古族人，不懂得汉语。而汉族人中，懂得蒙语蒙文的也少之又少。由此，语言交流，成了一道鸿沟；要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牧区，没见过大世面，汉语水平都不高，尤其汉语发音极不标准。譬如我，将“吃饭”说成“乞饭”，把“是不是”说成“希不希”。但我们学习认真刻苦。教授汉语的韩姓女老师，听着我们结结巴巴的发音，由初期善意的笑，变成后来的赞赏和惊叹。她总是鼓励我们说：你们进步很快，是一群可造的学子。她教授我们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讲解，甚至勾勒出一幅背景图，声情并茂地来给我们朗诵：使我们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下子进入另一种精神世界。于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成为中华古典诗词的痴情追随者。

那时，找资料，查字典，去找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日常状态。大概过了一年时间，我把《早发白帝城》翻译成蒙古文，去请教教授翻译的老师，受到老师的表扬和肯定。于是，我跑到那位汉语老师的办公室，为她用蒙古语朗诵了《早发白帝城》。她虽听不懂，但很感动，竟然流了泪。何谓师恩如海？这便是。小时候，母亲常教导我们：“一生父母，三生师父。”后来，我把《孔雀东南飞》译成蒙古文，投稿给中央民族出版社，不仅获得了出版，还得了八元人民币的稿酬。这是我此生所得第一笔稿费，它的意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翻译课、编辑课，提高了我们文学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其间，我们还上过俄语课，接触了俄罗斯文学。那个年代，跳交谊舞十分盛行。但中等专业学校是禁止跳交谊舞的——唯我校，每逢礼拜六都组织晚会或舞会。我校设有干部培训班，另外，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能有接待外国专家的任务，因此学会跳交谊舞，也是我们将来工作的需要。所以，学校里经常举办舞会。

举办舞会，要有伴唱，这是惯例。于是，我们学唱歌，一时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如《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我们最爱唱的是《红莓花儿开》。我们学会了用三种语言唱它：中文、俄文和蒙古文。演唱时，歌声高亢，激情澎湃，几乎忘我：“田野小河边上，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对此歌如此着迷，或与我们正处于青春期有关。不仅男生，连女同学都激情满怀、难以自已。我与同学松布尔的男声二重唱，尤其受欢迎。我们一般先用汉语唱一次，用蒙古语再唱一次。当时，我们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只是激情被抑制，抒情意味太浓，有点放不开。此外，《在那遥远的地方》《九九艳阳天》，也是我们的保留曲目。因为电影《柳堡的故事》，一度让我们着迷。编辑班有一位叫罗布桑的同学，据说去看了五次《柳堡的故事》，就是奔二妹子去的；以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二妹子的粉丝。他爱唱《九九艳阳天》，声音浑厚，感情丰富，眼睛里流露出一片痴情。后来，他当了内蒙古蒙古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那时的广播电台是唯一与外界有效联络的窗口。电台播音员，名声响亮得很。学校曾邀请播音员奥达、宝日玛（内蒙古第一代著名播音员）来参加我们的舞会，他们来朗诵纳·赛音朝克图的《青春之歌》《狂欢之歌》，巴·布林贝赫的《命运之马》《生命的礼花》等蒙古文的著名诗篇，把舞会推向高潮，让我们如痴如醉。

如今，吟唱《红莓花儿开》的激情年代早已远去，六十多个春秋匆匆而过，来路上的脚印也已模糊。但记忆却清晰如昨，闭目即来。应该感恩的是，那个年代里哺育我们成长的祖国母亲，以及关心和培育我们的可敬的师长们。

今宵红莓不知哪里在开？记忆里的那一朵，仍鲜红如初，芳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