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2021年第1期｜刘华：乐平

出产萝卜的地方。童年的冬天，父亲托宁赣铁路工程指挥部的小车从那儿往家里捎回两麻袋萝卜，一袋白的，一袋红的，哗啦往地板上一倒，我欢呼起来：“哇，我们家快成地主啦！”

连忙送邻居分享，家家都是煮熟当饭吃，比糠菜团子好吃得多，那天，鹰潭镇双水坑18号附1号的门洞里萝卜味弥久不散。

循着萝卜气息，我家于1961年冬天迁往乐平。我还记得背着烧柴锅炉的长途班车怎样在萝卜缨子上艰难行驶，怎样驶过镇街边一筐筐会吆喝的大萝卜、挂在屋檐下的一串串沉着脸的萝卜干，最后到达盛满萝卜烧肉的一只只大盆。

便是乐平了，指挥部用肉香诱惑着新到的移民。可是，乐平并没有允许我留下来当地主。第二天母亲领着我去办转学手续，校门紧闭，一群孩子用土话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天。只好次日再去，不料，当晚竟传来宁赣铁路工程下马的命令，指挥部在饱餐萝卜烧肉后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接着，五湖四海作鸟兽散。宁赣铁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屡建屡停，老是戏耍在马背上的铁路。

被打回原籍，刚刚上小学的我得把转学证明还给母校，而教导主任板着脸训斥母亲道：“你们来来回回的开什么玩笑！”回忆往事，我曾写道：“是呀，我怎么能跟1961年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后来才知道，乐平不仅出产萝卜，它的狗肉更加出名，而且狗肉上席，狗肉四季飘香。我在乐平尝过多次，好像都是白切的，蘸着佐料吃。我怕上火，每次只是出于礼貌意思一下而已。在我看来，白切狗肉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味，远不如萝卜可亲可爱。不过，人家做得挺精致的。

就像一位乐平作者，对待自己的稿件恍若对待宴席上的白切狗肉，盛进信封时就像狗肉装盘一样，伺候得整整齐齐。他的稿件无论长短从不装订，也不允许编辑装订、折角或做别的记号。而稿件到了编辑部，要经历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把作者信函、文稿和信封钉在一起，纯粹为了处理来稿的方便。那位乐平作者对此深恶痛绝，连别回形针也不能接受。收到退稿，若见稿件被打了装订针，他免不了来信抗议一番的。以后，他索性在每件来稿的左上角刷下这么一条标语：“请不要在此处装订！”有时是三个感叹号。那行字迹会比两个针眼更好看吗？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针眼是不祥之兆，它好比枪眼，它穿透的是十几页、几十页稿纸的胸膛。

是的，我就是那位必须小心对待乐平来稿的编辑。因为小心，我发现他经常用胶水粘住前后两页，以检验编辑的工作态度。每到乐平，盛情之下，我搛着酒桌上的白切狗肉，跟审读乐平来稿似的，绝不会随便乱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乐平餐桌上，文友真不少。我编辑生涯的第一次外出组稿，便是由老编辑领着去了乐平。见到的乐平作者多为企业干部职工，电厂的，乐河机械厂的，维尼纶厂的。供电系统的立斌去年来上海，拉我进了一个群，叫“景航文学群”，这群升为祖辈的新上海人，从年轻时就是立斌的文友。不过，军工企业“景航”并不在乐平，它是乐平的近邻，是乐河厂的亲戚。

都是做飞机的。藏在乐平山里的乐河机械厂，生产直升机的发动机，对于江西文学来说，它曾经盛产新诗和歌词。从乐河走出去的诗人陈特明，后来成了全省成就最高的词作家，连续获得多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也算奇迹了，我为此喝过他的“金门高粱”，那是我在酒桌上所攀爬的最高度数。当年，他领着我在藏于洞穴之中的车间、办公楼转悠的时候，我惊奇地遇见鹰潭铁路中学的一位同学。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而充满神秘感的女同学。她家住在低矮的职工宿舍里，我应邀去小坐，仿佛回到十多年前的鹰潭铁路新村，砖砌的平房同样简陋，人的表情却丰富了。

印象中的她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白白净净，老是微微含笑，有一条粗而又长的大辫子，还有一条比辫子长得多的“尾巴”。没错，在同学眼里，那的确是可疑的“尾巴”。一个老男人，差不多每天不辞辛苦步行几里路从西站把她送到位于东站的铁路中学，差不多每天站在校门口目送她走进教室才离开，差不多每天在分手时都会交给她一只饭盒。很是蹊跷的。在火车拉来的小城里，铁路职工集中居住在几个片区，同学往往是邻居。她的邻居一个个言之凿凿：那人绝不是她父亲。那么是谁呢？神秘吧？尽管当年不乏阶级斗争观念、战备观念都很强的同学，可是，并没有谁敢把一个弱弱的、十五六岁的小女生和陪护她的老男人往不靠谱的关系上扯。

射向她的目光却是锐利的，她感觉到了，本来就悄无声息的她，进出变得更加轻盈和恍惚，如蚊蝇或别的飞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阵子她大胆地抹了香水，烫卷刘海，还约伴去照相馆拍彩照。被人揭发后，班上为此开过批判会，批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她低着头微笑，一副没心没肺也没有耳朵的样子。我有篇散文题《许多的花朵没有开放》，也许，她该含苞欲放了吧？我不知道那场批判怎样结的尾，只记得她从小好像就有点怯怯的小结巴。

初中同学，大多数一别就是一生。十多年后能在僻远的大山里和她邂逅，也算缘分。估计从毕业那天起，对于铁路中学来说，她便下落不明了。毕业多少多少周年的屡次聚会和如今越拉越大的初中同学群证明，我可能是唯一掌握她一丝线索的人。她因为嫁给了军人，后来双双成了乐河厂的职工，落户在隐秘的深山里。

几年后的1986年，乐河厂搬迁去了与天堂相邻的常州。民间传说，因为“军转民”，包括家属多达几万人的三线厂曾希望迁至乐平城区，可是，顾忌着职工子弟就学、就业等一系列难题，当地政府只能忍痛割爱。于是乎，常州出手了。这个例子屡屡被人用来证明江西的封闭保守。不过，我搜索的资料称：因国家大战略发生变化和投入太少，乐河机械厂研制十几年的发动机最终宣告失败；经过几年的调查与协调，乐河厂与常州市有关部门达成搬迁协议，并更名为“常州兰翔机械总厂”。乐河厂从此获得新生。

十多年后依然扎着长辫子，依然爱笑，却不再结巴的女同学，会把她的辫子一同带往常州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乐平不少领导干部也爱好文学创作，市委常委里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就有好几位。有一次我去组稿，文友们还叫来了政府那边的写作者，包括一位市长书法家。确切地说，是副市长，后来他当景德镇市文联主席，转了正。

他长得比我高，身板挺直，说话中气十足，不抽烟，不喝酒，教师出身，好像还兼任了全国市长书法家协会的领导职务。酷爱书法是无疑的。到景德镇当主席，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让长期寄人篱下的文联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赢得赞誉，反而因此被讥嘲：买得起马，配不起鞍。办公室虽新，所有物件都是旧的，尤其沙发，脏兮兮的，坐下去便找不到人。沉在他的沙发里，我想，书法家主席要么清高，要么不拘小节能将就。好不容易争取到崭新的窠巢，往里面铺几根羽毛还算个事吗？或者他对旧物有感情吧。果然，他热情建议我返程时顺路去看看乐平的一座古村落，他儿媳是那里的乡党委书记。

那个村庄叫下徐。村中有些老房子据说是明清建筑，斑斑驳驳的白墙和古朴庄重的门楼、门罩，依稀透出婺源民居的风格韵致。但是，走在其中我的心境决不似在婺源那般宁谧，也不似在流坑那般从容，竟有些莫名的惶惑和紧张。是的，它的残破令人压抑而不悦，祠堂四壁穿风，幸有立柱朽而不败，民居天井的四沿垂挂着虬结成团的蛛丝。然而，颓败的景象只能证明岁月的无情，那是我们造访所有古村落都能体验到的感伤。不知为什么，在那儿体验到的感伤更多地来自内心深处隐隐的不安。

是雕刻，让我一下子恍然大悟：那些不安的形象于不知不觉间投映在我心里了。虽说都是片断的形象，可它们相互呼应，却也营造出浓重的情绪氛围。

那是雕刻得傩面似的斜撑，真正可谓狰狞恐怖的形象。它们张挂在屋后的檐下，或者是虎，或者是什么怪兽，面对村后山林里的影影绰绰，表情决不暧昧，它们眼睛尤其夸张，怒目鼓突，摄人心魄，有的甚至将两三个不同的形象组合在一起，强化其威武凶猛状，不知它们企图镇伏的是怎样的邪恶。众多可怖的形象一下子串联起我进入村庄得到的一切不安的视觉印象。

比如，此处坊式门楼的翘角也有非同一般的狞厉，有的翘角上依次密密地插着瓦片，竟如猛兽被激怒一般，竖起一根根钢针利刺，细看时，陡然令人一阵毛骨悚然。我不禁联想到戏台门楼上二重或三重的飞檐翘角，其翘起的角度和延伸的长度极为夸张，挺拔、陡耸如戏中武将背后的靠旗，又像鲲鹏展翅。这是为了炫耀技艺，还是刻意追求险奇之美？或者，表达着人们挣脱重负、飞黄腾达的梦想？无论如何，外在形象的险峻、锐利，给人的感觉是不安的。

比如，屋里木雕上动物的警觉的眼睛，与斜撑上鲜明的细部特征是那么吻合，好像彼此之间声息相通、心领神会。我发现，即使槅扇上表现丰足祥和的木雕图案，上面的动物形态安闲自在，竟也是双目炯炯，格外突出。

村庄通过建筑和雕刻营造的情绪氛围感染了我。巧得很，我在此听到一个故事，恰好能证明雕刻艺术的感染力。有一位婆婆把自家前厅两侧厢房的槅扇贱卖了，一共卖得一千元。婆婆向我们道明了出卖的理由：槅扇上的两只老虎会叫，每天半夜里吼得吓死人。后来，凿掉牙齿，在虎口里嵌上木板，它们还是吼个不停。前不久，有人上门来收古董，她家干脆卸掉槅扇卖人了。我曾写道：“一对木雕的老虎，复活在屋主人的故事里。大可不必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艺术的确使那些古老的建筑有了精血，有了神采，有了生命，乃至有了狐媚妖惑一般的魂灵。”

与镇屋辟邪的老虎相映成趣的是，在另一栋老房子里，透雕槅扇中间条形板上一组马的浮雕，却是表现出祥和中的优雅。那些马或安然觅食，或惬意自慰，或温情凝视，或回首嘶鸣，强健的马蹄透出曾经的春风得意，壮硕的马尾摇曳着富足的自满。由它们的丰腴，由彼此之间自由而依存的关系，我不禁联想起欣赏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尔克的油彩《黄色的马》所领略的意味。真是一种奇妙的精神契合，它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发生在农家挂满什物的裙板墙上。但是，且慢。尽管马的形态各异，线条流畅灵动，所有的眼睛却是浑圆、突出的，给人强烈的一致感、陌生感。品评整个画面得到的意味就是，这群马为自由、为富足、为和谐沉醉，而眼睛始终警醒着。安宁之中，似乎隐藏着深刻的忧郁；和谐之中，分明透露出隐约的不安。

我不禁要审视那许多的眼睛，威风凛凛的虎目、望穿秋水的鱼目和马的警醒的眼睛，去窥探村庄的历史深处。在如此恬淡的精神气氛中，能有什么物事冲击它自得自满的心境；究竟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让村庄像槅扇条形板上那些丰腴的马，悠闲自在却警策动人，像那些斜撑，为何不安，为谁怒目，邪祟将来自哪里？

当时，我脱口判断道：下徐村的祖上一定是解甲归田的将军。很偶然的，不久后收到乐平文联新编的《乐平历代名人传》，内中见得一位下徐人氏徐衡，为北宋时代的文进士、武状元。徐衡任广东路提点刑狱公事之职时，曾单枪匹马深入贼巢，说服强贼俯首请降，立下了兵不血刃平尽十年匪患的卓著功勋，南宋高宗即位后，徐衡转任康州防御使。其告老还乡时，宋高宗亲自题写“仁者寿”三字赐给他，徐衡八十岁时皇上又下令在下徐村建了一幢“仁寿楼”。我知道，个人的经历当然不足以影响一个村庄的审美情趣，但是，当这个人成为整个村庄、整个宗族的荣耀时，口碑相传之间，他的思想、性情、志趣极可能潜移默化地溶解在宗族的血脉之中。

下徐之行，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方向。发现的喜悦引导着我长期行走在田野上。可惜，无任何不良嗜好且性格开朗的主席却英年早逝，难道墨汁里也有致癌物吗？

那本《乐平历代名人传》是楚玉主编的。楚玉乃笔名，本名周德坤，和我是大学校友，当年他因为出版长篇小说《飘荡的尘埃》《女妖与天鹅》，并得过省里的文学奖，而小有名气。

那个文学奖由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参与主办，当时记者作家、报纸杂志都爱跟企业家联谊，最初企业家也是乐意接受甚至盼望联谊的，与文学、新闻界关系良好的有桑海、红星、新钢、江钢什么的，后来，企业一个个态度暧昧了。而风靡一时的所谓“联谊”，的确给了日益尴尬的文学一些体面。

跑乐平最勤的时候，我当着文学期刊的主编。为稻粱谋，朋友引我去乐平，认识了维尼纶厂的厂长，厂长果然热爱文学，很愿意和期刊建立联谊关系，看起来人家是真诚的。厂长说，最近国际化纤市场价格下降，估计很快就能上涨，到那时，支持办刊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再说，厂里文学青年不少，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支持办刊也是扶持这支力量。

然而，市场一直疲软着，接下去，甚至连企业也疲软了。回忆维尼纶厂，我不由地联想到别处一家与期刊同名的工厂。同名，让期刊和工厂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就等着一个吉日良辰，那是精心挑选的时辰——新的生产线投产之后。

并不是所有的投入都能产出效益。并不是所有的佳偶都能走进洞房。说好的联姻（而不是联谊）最终因为那家工厂被兼并而黄了。有乐平古戏台联句称：“六礼未成顷刻洞房花烛。”这大约是对某台戏的剧情概括，期刊不会那么幸运。从此，我倒是信奉了另一联句：“戏非真处皆为幻。”

乐平乡间遗存着蔚为大观的古戏台。凭着乐平文友搜集四乡得来的戏台楹联和匾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说，那些文字里有传统剧目，有现场气氛，有戏剧理论，有评论风范，甚至指向处世哲学、为人境界。其后，好奇的我连续造访乐平，不为萝卜和狗肉，不为联谊或联姻，只为星罗棋布的戏台。尽管每次都安排得紧锣密鼓，所看到的古戏台也只不过是个零头；然而，即便那些零头，也足以叫我眼花缭乱了。它们或寂寞地坐落在村边，台上的风云际会已定格为梁枋上的精美雕刻；或作为祠堂的一部分陪伴着族中长老，默默地品味着某日游谱庆典的绕梁余音；偶有幸运的，被村人张灯结彩打扮一新，许多的精彩尽在喜不自禁的夸耀之中。

因为关注，便有乐平朋友不断向我传递消息。从来没有好消息。被外地觊觎着，被本村盘算着，被周边糟践着，有的古戏台被整体拆迁卖往远方。记得为此曾和时任市委书记很嗨地喝过一顿酒，我一定为他的保护意识和带着酒气的打算，就着乐平狗肉，与之干过几个满杯。当然，我很明白，人家能出场并能真喝，既不为我更不为古戏台，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已。喝白酒吃狗肉，我注定会上火，咽痛唇裂。唇上结痂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那位书记进去了。不是去后台卸妆，而是直接下场。民间传说他和市长一向不和，市长先进去的。身在好戏的乐平，真该读读戏台楹联长长心智的，有道是“看不真莫吵请问前头高见者，站得住便罢须留余地后来人”“眼界抬高不怕前头遮住，脚跟站稳何惧后头涌来”，看似劝导观众遵守戏场秩序，却意味深长地指向处世哲学、为人境界，至于“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之类的教训则比比皆是。

乐平戏台还让我想起另一个与之无关的人。鄱阳人。当过兵。个头不高，气魄蛮大，像是很有钱却不知该往哪儿砸的大老板，所以，他才会冒冒失失地闯进文联来。他是我此生遇到的某种唯一，主动揣着钱走进八一大道371号的唯一。他有红色情结，准备择址建设一座东方红微缩景观园，把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等等革命圣地浓缩在某处山坡上。他来文联的目的是想为文艺家采风活动冠名，从而为其酝酿中的“东方红”扬名。冠名倒是好听，毫无商业气息，美其名曰：东方红之旅。凭着那笔不多的资金，我们组织了多次采风活动。其实，当初我特别想把他往乐平引。乐平古戏台虽多，却散落在乡野间，既不利于保护更不便利用，若能以微缩景观的形式展示乐平的琳琅满目，依托瓷都景德镇，建设一座微缩戏台景区，想必既有意义也可能产生效益。他点头称是。他还扯起了自家与乐平的情感联系，要往历史远处扯的话，乐平曾隶属饶州或鄱阳，也算故乡呢。

不过，他终究还是倾心于“东方红”。我应邀去参加了那座景观园的开工仪式，园区在临湖滨江的一片丘陵山冈上，草木稀疏，满目苍凉，倒是适合开展野战游戏。仪式过后，与之联系断了，其间有“东方红”不怎么顺遂的传言。风云激荡的岁月，有几个顺遂的？那些联谊的佳话，不也都一个个烟消云散了吗？

2019年元旦过后，我连续两次去乐平，一为考察古戏台之乡，二为参加一个名头不小的大会，全国文化遗产大会。乐平市开始重视以古戏台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是因为当地的仿古建筑行业已形成相当规模，未来可期。大会期间，我见过几位老总，原先都是修戏台建戏台的木匠，有老者，也有年轻的，如今他们在“江南菜乡”（对我来说是萝卜之乡）乐平支撑起了这个新产业。我幡然顿悟：看来，真正能够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的，还是那处家园的主人，那方水土滋养的能人，而不是到此观光的游人、貌似专家的闲人，譬如我等。

忽然觉得从前是杞人忧天了。后来结交一友，得知其那时正挂职乐平，且经常往来于我下乡路上，不禁唏嘘：不大地方，邂逅容易，相识却难。不然，该约伴喝酒吃肉，做个狗肉朋友的。

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