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记忆

父亲已经去世4年多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觉他还没有离开，他好像还在老家的堂屋坐着，静静地抽着水烟筒，期待着我走进家门。

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父亲的印象已经深深扎根我的心里，我对父亲只有绵延不断的思念，有关父亲的记忆越来越深刻，从未少掉一点一滴。

记忆中，父亲又为我悄悄打开芭蕉叶

小时候，我特别依赖父亲，总感觉有父亲在身边，就会有一种安全感，父亲就像我心中一座坚实的靠山。有父亲在，心里就会踏实。

在我的少年时代，饥饿是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家里只有父亲、母亲两个壮劳力，8个子女都还小，10张口就靠两个人挣工分，饥饿就成了家常便饭，兄弟姐妹一个个面黄肌瘦。我和哥哥还在天井里掀起上衣，相互数对方的肋骨，哥哥还会把我的肋骨少数两根，故意给我挠痒痒，引发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米饭吃不饱，母亲就用米熬粥，在粥里大量放入包谷面、红薯丝等杂粮，偶尔会加一些苦菜、白菜，很多时候，一碗粥里数不到20粒米。母亲总会安慰我们说：“能吃饱肚子，就谢天谢地。”

那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跟着父亲卖洋丝瓜。不外出干活的日子，母亲会到屋后采摘一大堆洋丝瓜，父亲挑上一大担，我挑上两小筐，跟着父亲走村串寨，四处叫卖。那时候的钱真是金贵，三分钱一斤的洋丝瓜，走遍十村八寨，父亲的嗓子都喊哑了，就是卖不完。

每次路过一个叫李家寨的村子，都是午后一两点钟了。我总感觉饥肠辘辘，浑身无力，脚轻飘飘的。村小学门口有一个卖米线的摊子，可以吃到凉米线。每次来到这里，父亲都会停下来，花一角钱给我买一碗米线。父亲总是说他不饿，自个儿蹲到一边继续卖洋丝瓜，偶尔看到我吃得稀里哗啦、把米线汤都喝干的样子，他脸上就会洋溢着淡淡的笑。我知道，父亲不是不饿，而是舍不得再花费一角钱。

我最喜欢的等待，就是父亲从外面开会回来。那时候，父亲是生产队长，有机会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参加这样的会，只要按规定带上米，就可以吃饱一顿会议伙食。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是父亲的幺儿子。每次开完会，父亲都要记挂着我，总会带一点好吃的东西回家。父亲一进门，朝我挤挤眼睛，我就知道有好吃的了，就会悄悄跟着父亲来到一个角落。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片芭蕉叶，总让我又惊又喜，有时是三小块鸡肉，有时是两小块排骨，虽然凉了，我还能闻到香味。

在那个年代，家里想吃上一次荤菜，那可真的像盼星星盼月亮，要等到过年过节呢。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又舔嘴皮、又咂手指头的样子，父亲总是会疼爱地拧一下我的脸。不谙世事的我哪里知道，那是父亲从会议上自己的饭碗里省出来，小心用家里带去的芭蕉叶包好，从县城走10公里、从镇上走5公里带回来给我的。

记忆中，父亲还在忍受着剧烈疼痛

父亲经历的苦难太多，可是，他从来不曾讲起，总是笑呵呵地面对一切，好像未曾发生过似的。父亲说，笑也过一天，哭也过一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991年，我刚刚工作两年，父亲就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父亲突然肠胃大出血，哥哥把父亲送进医院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看着病床上有气无力的父亲，我心里一阵阵刺痛。那几年，父亲一直喜欢喝酒，一天没有三两小酒，生活就没有滋味，他还喜欢用辣椒下饭，一定把肠胃伤透了。

父亲看到我，不停地说：“送我回家吧，不要浪费钱了，都快70岁的人了。”父亲一辈子最疼惜钱，最担心我们乱花钱。我不由分说，赶紧催促医生给父亲输血。

那时候的血浆，一小袋就要50块，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只要能留住父亲，哪怕是花再多的钱，我毫不犹豫。我一下子让父亲输了20袋血。

第三天，父亲精神了许多，脸色开始回正。一家人的心才开始落地，没想到，父亲下午就悄悄溜回了家。

2004年年底，母亲去世的当晚，父亲摔了一跤。父亲知道家里人忙着给母亲办丧事，就悄悄躲在房间里，疼痛得非常厉害，却不吭一声。直到家里把母亲送上山入土为安，我返回昆明开始工作，父亲才告诉哥哥姐姐他的脚不会动了。

哥哥姐姐把父亲送进县城医院，检查后才知道，父亲的髋关节粉碎性骨折。可以想到，父亲这10天有多么疼痛，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强撑过来。

我把父亲接到昆明医治。父亲需要做一个大手术，进行髋关节置换，才能重新站立起来行走。我给父亲选择了最好的进口人造髋关节。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后，我和哥哥姐姐在外面焦急地走来走去，相互安慰着：“爹爹会好起来的，不会有事。”

我在心里祈祷父亲的手术成功，父亲能够平安无事。3个多小时后，父亲被推出手术室，儿女们急切地围了上去。我轻声叫唤着“爹爹，爹爹”，父亲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地流淌下来，我紧紧握住了父亲的手。

80岁的老父亲，做了这么大的手术，对身体是极大的伤害。可是，3天后，父亲就按照医生的要求，拄着拐杖在走道上走来走去，医生和同病房的人无不惊叹称赞。两个星期后，父亲就开始催促着要出院。

这次大手术之后，父亲又陪了我们十几年。父亲无数次对村里的老人说：“没有我那小儿子，我早就上山去守山了。”

记忆中，父亲期盼的眼神已经定格

2015年的夏天，90岁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好几次住进医院，哥哥每次急急慌慌告知我“爹爹恐怕不行了”，把我惊吓得魂都快飞了。每逢周末、假期，我就尽可能抽空奔回去多陪陪父亲。真是，陪一天少一天，见一次少一次。

令人奇怪的是，只要我回到家里，病恹恹的父亲一下子就会精神很多，从病床上坐起来，有说有笑。哥哥姐姐都很羡慕我：“爹爹最疼你，最牵挂你了。”可是，没等我屁股坐热，父亲就会一次次赶我走：“你抬的是国家的饭碗，要为国家好好办事，不能这样跑来跑去，又费时又误事，赶紧回去工作！”看我一时不走，父亲就会一遍遍念叨：“我没有事，躺一躺就好了，都是几十年的老病根。”

父亲的眼眸失去了年轻时的清澈，但是，眼光总有一种坚毅，还带着一种不容商量。很多时候，父亲还会强撑起来，拉着我的手直接送我到家门外的小路口，催促我离开。

7月11日，我最后一次给父亲洗脚时，已经明显感到，父亲骨瘦如柴，只剩皮包骨头了。揉搓着父亲布满厚老茧的脚掌，抚摸着父亲指甲深嵌的脚趾，我的心一阵阵隐隐疼痛。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脚曾经是那么有力，疾步如飞。正是这双大脚，与母亲一道，带着一家老小走过了多少艰难岁月，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家带进阳光灿烂之地。如今，父亲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和母亲养育了8个子女，已经是四世同堂。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过年的时候看到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子子孙孙把堂屋、天井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看着曾孙们跑来跑去地嬉闹。

我边给父亲洗脚边安慰：“爹爹，您不要总是说自己不行了，您是长寿老人，要活100岁，明年一大家子人还要一起过年呢。”

父亲干瘪的嘴唇嚅动了一下，叹了一口气：“明年不能跟你们一起过年啦，你阿妈还在那边等着我呢，她没有伴，我总是不去，她会被欺负的。”

母亲12年前就去世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提起母亲，原来，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自己的老伴，一直把我的母亲藏在心的深处。

8月14日，中午饭刚过，哥哥就打来电话，声音很焦急：“爹爹这次真的不行了，医生已经让我们把爹爹从ICU里推出来，现在就要送回家。你要看他最后一眼，就赶快回来！”

我交代过哥哥，一旦父亲的身体出现严重状况，就要第一时间告知我。听完哥哥的话，我一下子惊得不知所措，拿电话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只会重复说一句话：“让爹爹等等我，我马上赶回来。”

从昆明到老家，有3个小时车程，还好大部分都是高速路。我坐在车里，心里又空又乱，一种即将失去父亲的恐慌，深深地折磨着我。我感觉心在流血，我不能没有父亲！我早已无心欣赏一路上的蓝天白云、青山翠树，一直在心里祈祷父亲平安无事，度过这一劫。我相信，父亲一定会等我回家，看见我一定会好起来。

我心急如焚地冲进家门，看到父亲已经躺在堂屋，心就凉了半截。老家的习俗，即将离世的老人，一定要从房间里搬到堂屋。我半跪到父亲身边，紧紧握住父亲干瘪无力的手，多想永远不放开这双手。我已经没有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我一声声呼唤着“爹爹，爹爹”，一遍遍告诉父亲：“爹爹，我回来了，您的小儿子回来了。”

奇迹又发生了，一直昏昏沉睡的父亲居然睁开了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声：“你回来了。”父亲眼里划过一丝亮光，我心里一热。看到父亲有话要说，我赶紧贴近他嘴边。父亲用尽力气，用极微弱的声音说：“要撒尿。”我有点欣喜，心想，父亲还有意识要撒尿，一定能过这一关。

我小心翼翼扶起父亲，用尿壶帮他接尿。父亲尿得很费劲，一滴一滴地尿了好一会儿。没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为父亲接尿。

父亲躺下不到20分钟，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气。兄弟姐妹慌乱成一片，大姐连忙提醒：“爹爹要走了，赶紧帮他接气！”按照老家的习俗，老人去世前呼出的最后几口气，一定要用一个小红布袋接住，传说可以把老人的魂留在家里，可以给后世子孙留下福气。

父亲为了见我最后一面，用了最大的毅力支撑，直到我回到他的身边。我整个人一下子崩溃了，泪水奔涌而出，早已成了泪人。我千呼万唤地喊着“爹爹，爹爹”，可是无论我怎么呼唤，父亲呼出的气还是越来越弱，不一会儿就停下来了。父亲就这样走了，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家，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子孙们。

父亲走之前，把后事全都安排好了。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回家给父亲的两三千元，他竟然一分钱都没有舍得花，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父亲清醒的时候就交代好了，哪些是给大孙子、小孙子的，哪些是用来办他后事的，清清楚楚。父亲多次说过：“我走后，不给你们添一点儿负担。”

没想到，父亲竟然给他的小孙子、我的儿子留下了两万元，千叮咛万嘱咐要给琛儿读书用。

记忆中，父亲还在山间田野奔跑

父亲年轻的时候，总有忙不完的活计，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劳动成了他一生的最爱。

父亲年轻的时候，天不亮就要起床，扛上鱼竿到湖里打鱼。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指望着父亲打鱼换回来。父亲头天晚上就要把鱼网撒在鱼出没活跃的湖面，把鱼笼子放置在鱼多的田埂脚。这可是有很多讲究的，要细心观察湖面和稻田水面，看清楚鱼的动向，在鱼集中的地方撒网，不然第二天就会空手而归。

父亲是打鱼能手，很少会落空。父亲打鱼回来，就把鱼交给母亲到镇上的集市卖。细心的母亲会对鱼进行分类，特别要把江鳅分开，江鳅的头部长着两只角，会把鲤鱼、鲫鱼挑死，鱼一旦死了，就不值钱了。

母亲把死鱼捞出来，留在家里自家吃。死鱼没有人买，还会成为买鱼的人压低价钱的借口。那时候，家里吃得最多的鱼是死鱼。母亲会把死鱼划开鱼肚，冲洗得干干净净，用盐巴、辣椒粉、八角粉腌制一会儿，再放到锅里用小灶火反复煎制，确保鱼没有异味。记忆里，母亲煎的鱼，那可是家里餐桌上的美味，鱼汤里放进腌菜，就成了最好的下饭菜，一家人吃得很开心，早就忘记鱼是死的了。

每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父亲就到田地里忙开了。在生产队，父亲可是强劳力，父亲犁田耙地的牛就是最强壮的，父亲一天能比其他人多干一两倍的农活。父亲挑的担子也是最重的，把厚实的扁担压得弯弯的。无论是挑谷子，还是挑肥料，父亲的篮子都是最大的。母亲不止一次责怪父亲太老实，都是拿十分工分，就不会学别人省点力。1958年入党的父亲总是说：“我是党员，干活得有个样子，不要让人瞧不起。”

包产到户后，父亲还是有忙不完的活计，不肯闲下来，一直到老弱无力。儿女们轮番劝说父亲享享清福，父亲不以为然，总是那句话：“我能干一点是一点，能帮你们一点是一点。”在自家田地里，总可以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很多次我回到老家，只有到山间田地才能找到他。父亲怕我责怪，还会笑哈哈地说：“活动活动，晚上好睡觉。”一句话，家里人拗不过他。

记忆中，父亲还在阵地上准备冲锋

父亲是抗日老兵，经受过生死考验，可是，他在我们面前很少提起，在外人面前更是从来不谈。

村里人知道，父亲这辈有兄弟三人。新中国成立前，按照当时三丁抽一的做法，由于大爹脚有残疾、四叔年龄太小，父亲还未成年就被抓了壮丁，参加卢汉的滇军，上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1945年8月，父亲参加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回国途经边境口岸河口时，直接跑回了老家。

父亲基本不提自己抗日那段经历，一旦有人提起，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了”，不愿意讲述太多。小时候，看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电影后，我曾经幼稚地问过父亲：“日本鬼子是小个子？”父亲不停地摇头：“哪里呀，一大个一大个的。”我不免为父亲当年打日本鬼子担惊受怕。

好多年前，镇里有几个与父亲一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到县民政局登记，落实了补助政策，一个月可领到上千块钱的生活补贴。有好几个战友还来找到父亲做过证人。

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能把当年所在部队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名字、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不少人让父亲去争取一下，他就是无动于衷。

母亲在世时多次说：“家里这么艰难，你就不要死撑面子活受罪了。别人都能享受，你为啥不争取？”

没想到父亲说出了一大串：“我难，国家也难，我的难是小难，我们能克服，国家的难是大难，我不能给国家添难。”

母亲拗不过父亲，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父亲始终认为自己到河口就跑回来了，没有理由向国家开口。父亲还有一个小心思，他担心别人揪住自己当过国民党兵这件事，会害了自己的子女。

记忆中，父亲的牛鞭子还挂在墙上

父亲很少说话，很少发威，兄弟姐妹却对他有一种敬畏，或者说有一种天生的畏惧。父亲在家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我们都听他的。

父亲没有文化，只在担任生产队长后，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品”字，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在代表生产队签字时把三个“口”的位置摆错，一会儿左边摆两个，一会儿右边摆两个，一会儿上边摆两个。我还自作聪明地提醒父亲错了，父亲总是说“他们认得”，就是改不了。

父亲总是直白地教我们兄弟姐妹一些朴实的道理。父亲说过：“做人要有良心，没有良心的人，心就会被狗吃掉；做人要讲真话，不能讲假话，讲假话就会遭雷劈。”父亲说过的话，都会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每逢雷雨天，看到闪电划破天际，听到震天的雷声，我们都会生起一种畏惧，相互提醒着反思自己有没有讲过假话。

年少不更事的我，小时候时常会犯一些错误。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手中的牛鞭子。我和小朋友在田埂上嬉戏打闹时，被小朋友推倒在秧田里，踩坏了秧苗。父亲看到后，怒气冲冲地冲过来，不问任何缘由，扬起牛鞭子对我就是一顿抽打，边抽打边大声责骂：“踩坏秧苗，没有谷子，你喝西北风！”我的小腿被抽得生疼，边哭边逃。一顿牛鞭子，就让我长了记性，从此不敢再到田埂上打闹，对秧苗、谷子都会小心爱护。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奶奶的洗脚水踢翻了，却不以为然继续玩自己的，看见父亲去拿墙上的牛鞭子，我慌忙给奶奶重新去打洗脚水，才逃过一劫。

我们8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人在外工作。其实，父亲是以我为骄傲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当面给过我一句表扬的话。要得到父亲的肯定，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事。

1995年，我在镇上工作时，带着一行人到山区村寨调研，在老百姓的家里访谈后，主人就把老母鸡逮来要宰杀。我讨厌一些乡村干部走到哪里不杀鸡就宰羊的做派，赶紧拦住主人说：“老母鸡不能宰，留着可以下蛋，鸡蛋还可以背去卖。你要杀宰，我们就走。”这件事在镇上很快就传开了，父亲听说后，只跟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才是我的儿子。”

那年的“七一”建党节，我在镇上的电影院给全镇的党员上了一堂党课，父亲也去听课了。回到家后，父亲不无欣喜地告诉姐姐们：“我那个苦儿，平时不吭声，今天在电影院讲起话来，两个钟头咯噔都不打一个，没有一个人走出去。”那时候，农村党员去参加组织活动，大部分都有一个心理，主要是顺便去镇上赶集，坐不了几分钟，就背着箩筐去菜市场了。所以，这几句话是父亲对我极大的肯定。

我到昆明工作时，父亲没有流露出半点高兴，而是平添了一些担忧，无数次地交代我两句话，一句话是：“你在外面工作，有个饭碗抬就行啦，不要跟人争来争去的。”另一句话是：“共产党的钱，老百姓的钱，你一分钱都不能占。”我点头答应父亲，一直把父亲的话记在心上，不敢有半点违背。

父亲直到离世都不清楚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更不知道我担任的职务。有县乡干部到村里调研，会主动提及我，甚至会故意逗我父亲：“听说您儿子在昆明当官？”父亲总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在外边有碗饭吃吃。”父亲一辈子没有在外人面前主动提到过我。

父亲走了，留给我一个空荡荡的家，老家的温暖成为心里最柔软的记忆；父亲走了，心里深植的那棵参天大树渐行渐远，树上的小鸟一瞬间飞远了；父亲走了，村口的老石板上不会再有他期待我回家的深情目光，只有一份抹不去的乡愁；父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以及他身上的忠诚、勇敢、善良、正义，刻印在我心里的父亲记忆将会陪伴我，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