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河里一只鸭

自从我搬到郊外居住后，父亲一次也没有来过。之前我住在城里的时候，他是经常来的。他说，你那个地方，不就和我们乡下一样么。

父亲觉得我住到这里没什么意思，当然更不希望我回老家。他弄不懂我怎么回事。怎么过着过着，又转回去了。

“鸟倦飞而知还。”我说。

“好好，你跟鸟儿过去。”父亲说。

果真如父亲所说，这里陪伴我最多的就是鸟儿。前天陪我的是一只白鹭，昨天是一对喜鹊，今天是一只麻鸭。

白鹭一直漫步在门前的小河边。它一会儿朝远处张望着，一会儿低头把嘴啄进浅水里。水里并没有鱼虾。它的长喙是一种神奇的探测器，在插进水中泥沙的一瞬间，能感受到水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有所异样，说明附近有贝壳之类的挡住了水流，那便是它要寻找的食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只坚韧的白鹭用它的长嘴不停地测来测去。它在这里寻觅了整整一下午，傍晚时分才飞走。我没见到它找到什么吃食。到现在，已经两天不见它的影子。经过一整个冬天，小河已经贫瘠之至。这种地方，这样的生活，大概完全让它失望了。

小河对岸长着一棵青杨树，四周都是矮小的灌木丛，青杨就显得特别高大挺拔。虽然光秃秃的，它还是张扬出一种孤傲的气概。因为这种木秀于林的姿态吧，青杨成了鸟儿的驿站。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鸟在上面跳跃、盘旋和栖息。昨天上午十点多钟，忽然飞来了两只喜鹊，选了青杨上最好的一根树枝站着，喳喳喳地叫起来，它们的声音很大，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天气很不好，阴沉沉的，除了喜鹊的鸣叫，大地一片寂静。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直蹲在邻居家门口的花猫，拖着肥胖的身躯跑到小河对岸。它完全没在意头顶喜鹊的喊叫，从容不迫地从青杨树下走了过去。我和这只猫相处已经几个月了，关系一直没有缓和，我不喜欢它，它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从来都离我远远的。不像那只黄猫，有时候会亲近地从我的腿脚之间穿过去。不喜欢这只花猫，是因为它的脸上长着一条黑杠，目光粗野，看上去有点凶残。我疑心死在苏铁下面的那只小鸟，就是它捕杀的。

喜鹊最怕村里的猫，它们发出最响最急促的鸣叫，就是通知所有的同伴，猫来了。在猫的世界里，永远没有鸟类领地一说。它不是拒绝承认，不是置若罔闻，而是根本不知道。

今天立春，天气像是特意配合这个节气，变得暖暖和和。照风俗，我用毛笔写了“宜春”两个字，贴在大门上。又到菜园子里拔了一根萝卜，回家洗一洗，啃一口，很甜，“立春萝卜赛脆梨”。之后我就坐到阳台上晒太阳，这对我的破肋骨有好处。白鹭一直没来。喜鹊的叫声还在，我看不到它，大概正在灌木丛中巡逻它的领地，或者躲避偶尔闲逛的猫。房间里的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下午三点多钟，一只麻鸭从小桥底下游过来，在我院门外枫杨树底下上了岸，然后就窝在那里晒太阳，懒懒的，像我一样。

枫杨太老了，一丛的树根裸露在外面。麻鸭趴在树根之间，头往左边扭过来，枕着翅膀，右眼朝天睁着。它们睡觉时就是这样，总睁着一只眼睛，可以提防外敌袭击。任何时候，它们都可以一半大脑工作，另一半休息。这还不算最有本事的，据说雨燕能在飞行的时候睡觉。起先我是很惊叹的，可是接着又觉得可悲。谁希望被生活逼成这样呢?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麻鸭已经下了水。我下楼出门，站到河边去看这只鸭子。

太阳把河水也晒得暖和了，鸭子翻过身子，屁股朝天，把头伸到水里淘食。鸭子的嘴很厉害，我小时候喂过很多鸭子，我知道。它最喜欢小鱼小虾，还有蚯蚓。你即使把这些与泥沙、石子混在一起，它也能只淘出美味，完全不会把别的杂物吃下去。人就不可以。鸭子的扁嘴要比我们的口舌灵敏得多。

“欤噢！欤噢！”有人在喊，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这是召唤鸭子的声音。人被河边上一长排的杜英树挡着，看不着。“欤噢！欤噢！”声音越来越近，终于到了我的院子外面，是送货的老朱。

我和老朱熟悉，说话却不多。因为修理房屋要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物件，几乎每天都要买。李师傅给我推荐了老朱，买什么，都让他送。他骑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给人送货。水泥、黄沙、钢管、涂料油漆、窗户玻璃，什么都送。老朱的普通话相当好，完全听不出口音，听到他唤鸭子的调子，才知道跟我是老乡，这是苏北特有的调子。在我们的方言里，“欤”是“喂食”的意思，每天一到黄昏，家乡小河边此起彼伏，都是“欤噢”声。河里的鸭子听到呼唤，立即拍打着翅膀，发出嘎嘎的欢鸣，一拐一拐爬上岸，跟着自家主人回家。

麻鸭没有理睬老朱，还在水里淘食。老朱看到它了，也就不喊了。

“老朱，鸭子是你的?”

“老家来人带的，下不了手杀，就养着。”老朱笑着给我递了一支烟，“不回老家过年?”

鸭子不上岸，我们就在河边闲聊。村里的人几乎走空了，有人说说话是很高兴的事。我有许多话想问老朱，又觉得不问最好。李师傅曾经跟我说过他。

“送货的老朱，研究生呢。”李师傅在跟我谈他儿子时，不知道怎么说起了老朱，“分在事业单位，铁饭碗，有编制。说是天天写材料没意思，不干了，回来骑三轮车送货。四十好几，马上就五十了，混混就有退休工资拿，他辞掉不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每次老朱来我家送货，都是一脸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笑得竟有点腼腆，可是笑得很真诚，也快活。有时搬东西热了，他脱掉上衣，露出黑红的皮肤，光着膀子就扛起来。让他帮个什么忙，也不计较。他跟匠人们都熟，大家随意拿他开玩笑，他也笑。他的状态自然、从容又和谐，完全看不出入这一行才两年。

老朱的事让我极为震撼。他把我心里最后一层壳打破了。我辞掉做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工作，改行写作。自以为打掉了心里的一层硬壳，其实没有，还有一层，自己不肯说。写作真是最适合我的事?或者说做什么，才是我心里真正喜悦的?我最想做的，是种地。不要多，一两亩地，够生活就好。我曾经恨自己是一个农民，然后离开家乡一去不返。过了三十多年，发现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还是做回一个农民。我从来不敢袒露我的内心，更不用说去做。我总是往亮鲜的地方走。在这点上，我不能嘲笑我的父亲。至少他会明白地说出来：人活着，就为了一个面子。我只是比他做得更隐蔽、更狡猾、更堂皇。

我和老朱站在小河边上拉家常。他说着河道的清淤，小桥的修补，怎样给树木刷上石灰防虫害，语气殷切诚恳，仿佛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大半生。我很想说点什么，可是又无从说起，更别提向他说我想做农民的事了。

“鸭子生蛋不?”我问他。老朱对着河滩喊了两声，鸭子一摇一摆地终于爬上了岸。

“不生蛋。”老朱说，“最好是放生。可它是家鸭，放在外面不是被咬死，就是饿死。没用的东西，黏人，放不掉。”

家鸭脚步蹒跚地跟在老朱后面快跑着，一边嘎嘎大叫。被养着好呢，还是去外面独立生活?家鸭自己大概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