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日那月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当然是过年的那些日子。当下过几场雪，学校一放假，便离过年的日子不远了。先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清冷的几声鞭炮炸响，便掀开了过大年的篇章。

在上小学的日子里，有那么几年，每逢过年都是我们一群伙伴狂欢的日子。我们盼着过年——不是穿新衣服，也不是吃几顿好东西；而是我们钟情放鞭炮。鞭炮中的最爱是“二踢脚”，一炸两响，地下一个，天上一个。响声干脆，威震四方，清脆的炸裂声，让我们热血沸腾，还有飘在空气中淡淡的硝烟味道，足以让我们沸腾上好一阵子。

大约过小年前后吧，便开始缠着父母要钱买鞭炮，父母总是会在他们的钱夹里拿出一些散碎零票塞到我们手上，我们伙伴便相约着去日用杂货店买上些鞭炮。当然，我们钟爱的“二踢脚”是少不了的。

对于“二踢脚”，我们不仅听它的响动；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手里火药枪重要的火药来源。“二踢脚”膛大，剥开层层包装，总能让我们获得火药枪所需要的黑火药。比起放鞭炮，我们手里的火药枪会更加让我们刺激和兴奋。装满火药的枪，往往让我们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有底气得很。

父母给的仨瓜两枣零钱，远远不够我们买“二踢脚”的资费。我们盼着过年，是抢别人的“二踢脚”——确切地说，是别人没放响的哑炮。有时“二踢脚”只炸响了一次，另外一响在空中变成了哑弹。我们便飞奔过去，把“哑弹”抢在手里，剥开，总会有所收获。在过年那些日子里，谁家放炮，我们便往谁家门前凑。

记得有一年，我的同学，马朝阳被烟弹伤着了眼睛。马朝阳个子比我们都要高一些，似乎力气也大，遇到“哑弹”时他总能跑到最前面。有一次，邻居家的一位哥哥手里拿着一只“二踢脚”在放，大男孩又总能把“二踢脚”放得很潇洒。一只手用两指捏着“二踢脚”，另一只手点燃，“二踢脚”往地面一坐，炸响，“嗖”的一声又飞上天。这样放“二踢脚”往往比平时蹿得都高，响声更加清脆。那次，那位哥哥放的“二踢脚”出现了“哑弹”，“二踢脚”半晌没有炸响。他随手丢掉，又去准备放下一个。这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蜂拥着向“哑弹”奔过去。当然，马朝阳这次又跑到了我们的前面。他第一个把那只“二踢脚”抓在手里，正咧嘴冲我们笑——突然，那枚“哑弹”在他手里炸响，又蹿到他脸上，他哀嚎一声蹲在了地上。

他父母赶来，火速带他去医院。据说，再有两公分，他的眼睛就保不住了，但还是在左外眼角处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最初那道疤是紫色的，很醒目的样子，随着时间流逝，那道疤的颜色变浅，但无论怎么变，那道疤还是很醒目地卧在他的左眼角处。也是因为那道疤的缘故，他的左眼有点变形，眼梢往下耷拉着。小时候不觉得什么，但因为他受过伤的左眼角，他没能参军，也没当上他一直喜欢的警察职业。后来，他去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再后来他又下海经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记得也就是马朝阳受伤那一年的春节开始，我们似乎就长大了，升入到中学，也告别了陪伴我们多年的火药枪。后来，每到过年仍然放鞭炮，当然雄壮的“二踢脚”仍然是我们的最爱。但因为有马朝阳受伤的案例，我们放起鞭炮来总是很小心：遇到“臭弹”，半晌之后，我们才小心走过去，先把“臭弹”一脚踢到雪里去，半晌之后，仍没响动，再踢几脚雪把它掩埋。

再后来，许多城市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了，不论过小年还是过大年，都悄无声息的，年说来就来了，一点兆头都没有。清冷的院子，清冷的街道，无精打采的人们，似乎早已经把过年的事忘到了脑后，只是放几天长假而已。

虽然，现在过年没了爆竹声，但只要一入冬，一下雪，我站在窗前，总会有那么几次愣神。“二踢脚”的脆响，鞭炮的热烈的爆炸声在我记忆深处炸响，似乎又嗅到了空气中的硝烟味道，让我在瞬间又血脉偾张——依稀又回到了童年，某年某日某月的那个春节。

同学马朝阳早已人到中年，前两年自己宣布退休，把公司交给儿子打理。每到过年，我们都会打个电话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之后，我总会半开玩笑地问他：“今年过节放炮了么？”他在电话那头停顿两秒，然后发出爽朗又洪亮的大笑声。我们一起在此时似乎又穿越到了那年那日那月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