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美思

如今，南三环路内外纵横交错的公交车，都有洋桥这一站。洋桥，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为什么叫洋桥？因为此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家堡，清末西风东渐，建起北京的铁路，最早的火车站就在这里。附近的凉水河上自然也得建起能通火车的水泥桥梁，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了洋桥。就像当初把火柴叫作洋火一样，这个有点儿维新味儿的地名，不仅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还透露这样的信息：如果火车站真的在这里长久待下去，会带动周围明显的变化，即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代化标志的火车，肯定会让这一片乡村逐渐向现代化迈进。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离北京，从皇宫跑到这里坐火车；而后返回北京坐火车，还得从这里下车，再坐轿子回金銮殿。一路颠簸太远，1903年将火车站从这里移至前门。这里乡村还是乡村，徒留下一个洋桥的地名，还有老站台一块水泥高台的遗迹，迎风怀想逝去的遥远岁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铁道兵在北京修建地铁后，集体转业留在北京，在这片农田上建立起他们的住所，取名地铁宿舍，这里开始了从乡村到城市化进程的最初起步。

如果要看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北京城市的变化，洋桥是一个活标本，慈禧太后上下火车的一截老站台遗迹当时还在，对视着这一片红砖新房的地铁宿舍，衔接着时代变迁的足迹。

1975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我从前门搬家到这里住了近八年的时间，图的是这里的房间宽敞一些，而且，每户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在小院里种了西红柿、扁豆、丝瓜、苦瓜等好些蔬果，自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做饭也在小院里。朋友到家里聚会，给我大显厨艺的机会，小院里，便会烟火缭绕，菜香扑鼻。那时，兜里“兵力”不足，不会到餐馆去，只能在家里乐呵。艰苦的条件和环境，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那时，在北京吃西餐，只有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谁有那么多钱去那里！因此，我拿手的西餐，便常被朋友们津津乐道。说来大言不惭，说是西餐，其实只会两样，一是沙拉，二是烤苹果。

沙拉，沙拉酱是主角。其他要拌的东西可以丰简随意，只要有土豆、胡萝卜、黄瓜就行，如果再有苹果和香肠就更好。这几样，都不难找到。沙拉酱，那时买不到，做沙拉酱，便成最考验这道凉菜功夫的活儿。事过四十多年，我已经忘记，做沙拉酱是我自己的独创，还是跟谁学得的高招了。要用鸡蛋黄（最好是鸭蛋黄），不要蛋清，然后用滚开的热油一边浇在蛋黄上，一边不停地搅拌，便搅拌成了我的沙拉酱。有了它，沙拉就齐活了。每一次，在小院里做沙拉酱，朋友都会围着看，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戏，听着热油浇在蛋黄上吱吱的声音而心情雀跃。有好几位朋友，从我这里取得做沙拉酱的真经，回家照葫芦画瓢献艺。

烤苹果，我是师出有名。在北大荒插队时，回北京探亲，到哈尔滨转火车，曾经慕名去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厅吃过一次西餐。最早这是家流亡到哈尔滨的白俄人开的西餐厅，烤苹果是地道的俄罗斯风味。多年之后，我到莫斯科专门吃烤苹果，味道还真的和梅林做的非常相似。要用国光苹果，因为果肉紧密而脆（用富士苹果则效果差，用红香蕉苹果就没法吃了，因为果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来），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浇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进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没有奶油和芝士，但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篦子上，在煤火炉上烤这道苹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关键是不能烤煳。虽然做法简陋，照样芳香四溢。特别是在冬天吃，白雪红炉，热乎乎的，酒香果香交织，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觉。很多朋友第一次吃，都觉得新鲜，叫好声迭起，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满足了贫寒中卑微的自尊心。

1978年春节，我结婚也是在这里的小屋。没有任何仪式，只是把几位朋友请到家里聚聚，我依然做了这两道拿手菜，外加一瓶在街上新买的味美思酒。这种酒，是在葡萄酒里加进了一些中草药，味道独特；更主要是“味美思”这个名字，一眼打动了我。

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北大荒，重返曾经插队的大兴岛二队。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队上的老乡非常热情，特地杀了一头猪，豪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找来一台台式录音机，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了几句话，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回到北京，请朋友们来我家，还是在这个小屋，还是在这个小院，还是做了我拿手的这两道菜，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60度的北大荒酒，听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这盘磁带的录音，酒喝多，话说多，直到深夜依依不舍散去。

送大家走出小院，望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迤逦远去的背影……真的很难忘。那一夜，星星很亮，很密，奶黄色的月亮，如一轮明晃晃的纸灯笼，高悬在瓦蓝色的夜空，是我在洋桥住过的近八年时光里最难忘的夜晚。

前些日子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里面也提到了聚会。小说从1972年逐年写到2016年，他们的聚会便也从1972年到2016年。这中间四十年来，每年大年初三在小说主人公周秉义家破旧低矮土坯房的聚会中，彰显了普通百姓赖以支撑贫苦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快到小说的结尾，2015年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没有了原先的风光。尽管小说里的人物已经搬进了新楼，但曾经亲密无间的那些朋友发生了变化，有的死亡，有的疏远，有的隔膜，下一代更是各忙各的，不再稀罕旧日曾经梦一般的聚会。来的有限的人们，在丰盛的年饭面前，一个说自己这高，一个说自己那高，得节食，得减肥，让聚会变得寡趣少味。曾经在贫寒日子里那样让人向往的聚会，无可奈何地和小说一起走到了尾声。

2016年的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彻底结束，梁晓声只用了一句话写了这最后的聚会：“2016年春，周家没有朋友们相聚，聚不聚大家都不以为意。”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这一笔，却让我的心里为之一动，怅然良久。四十余年已经形成习惯磨成老茧的聚会无疾而终，曾经那样热衷、那样期盼、那样热闹、那样酒热心跳、那样掏心掏肺的聚会，已经让大家“不以为意”。

我想起在洋桥我家小屋的聚会。1975年到1983年，将近八年时间的聚会，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比周家四十年的聚会要短得多。

当年，大家下班后，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各个角落奔到我家，蒜瓣一样，围着台式录音机听录音的情景，恍若隔世。

如今，很多人自己开着小汽车，没有小汽车，也可以打的或网约专车，但很难再有这样的情景了。几番离合，便成迟暮。

如今，西餐厅，北京再不只是莫斯科餐厅一家，西餐也不再那样稀罕，沙拉酱品种繁多，不再需用热油浇蛋黄土法炮制，烤苹果更是贻笑大方。也就是1983年初从搬离洋桥起，这样的聚会渐次稀少直至彻底消失，大家再聚会，会到饭店里去了。我的武功尽废，那两道手艺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

记得搬家的那天，朋友开着一辆大卡车帮我搬家。因房子要留给弟弟一家住，而他们还在青海柴达木，一时还没有回京，洋桥小屋，便荒芜了一阵子。但家具等一些东西还在。夏天，我回去取一些旧物，推开栅栏门，居然发现小院长满一人多高的蒿草，恍惚走进北大荒的荒草地一般。后来，一个朋友结婚无房，暂时借住这里，大概嫌放在屋角的一个破旧铁皮箱子碍事，便把它搬到小院里。后来，我发现铁皮箱子的时候，由于雨水的浸泡，它已经沤烂。箱子里装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是我中学时代和在北大荒写的几本日记，还有回北京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厚厚一摞一千多页的稿纸，连魂儿都不在了。

那个小屋，那个小院，连同洋桥那片地铁宿舍，和马家堡村那一截火车站老站台遗迹，全部都已经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楼大厦。

味美思酒，也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