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所铭刻的

并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热热闹闹的观光客，一座山安静地矗立在瑞金西郊，仿佛正陷入长久的沉思。作为土生土长的瑞金人，我有的是办法错开团队旅游的高峰季。唯其如此，我方能与这座山息息相通，并深入它丰沛的内心。

山名云石山，在平旷的村庄和田园中央兀立着，高不过50米，方圆不足1000平方米。相对于瑞金境内起伏的群山、奇崛的峰峦，它实在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史，它所书写的印迹却足以称得上浓墨重彩。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从沙洲坝迁驻于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发； 1996年11月18日，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重返云石山，题写下“长征第一山”五个遒劲大字。

一条石砌的小路，承担着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功能。从远处看，密密实实的树木枝叶几乎完全遮蔽了小路。透过浓荫仰视，陡峭的石壁上镌刻的鲜红大字仍清晰可见。准确地说，即使什么也不听不看，“长征第一山”的概念和意义早已镌刻在我心里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云石山。囿于交通不便和视野狭窄，走近这座山的愿望在脑海中盘桓了许久，一直未能实现。我知道，父母终日忙于劳作，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带我去呢？是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打破了这道藩篱，他领着我们，骑行几十里山路，从一个乡抵达另一个乡，登上了云石山。我们环游了整座山，然后在一块空地上团团围坐。春风吹拂着我们稚嫩的面容，老师神情严肃地上了一堂现场课。他说的具体内容我早已经忘了，只记得“毛主席”“长征”“出发”这样的关键人物和事件。

许多年以后，我仍不时地回味着，那样的一堂课对于一群小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决心、意志、策略，抑或是信仰？也许，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庄严，早已铭刻在苍劲的老树和林立的怪石间。

这是一座孤峰，四面悬崖峭壁。循着山路上行不远，两道厚实坚固的石门一前一后把守着去路，相隔仅十几步之遥。今天，石门自然是敞开无阻的，但在战争年代，想攻下它们可没那么容易。两道石门一关，便是天然的屏障，颇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威势。况且，山中还遍布石洞，内里岔道众多，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人若藏身进去，掘地三尺也难觅踪迹。

蝉声和鸟鸣增添了山间的幽寂感。遮天蔽日的古树掩映之下，云山古寺森然默立。这是山上唯一的建筑物，建于清嘉庆年间，古朴典雅。一层的三合院，占地面积仅300余平方米。其情其状，恰如门联上的“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所言。

时间回溯到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原驻于沙洲坝的中央机关被敌人发现，迁徙已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切，都在隐秘中悄悄进行。偌大的中央苏区机关围绕着一座山四散开来，像一棵大树向着东南西北延伸的枝干：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马道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田心村沙排，少共中央局驻在田心村老屋场……

住在云山古寺之中的，有毛泽东、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值得一提的是，贺子珍当时还带着幼子毛毛。寺庙原先自然是有主人的，他叫骆能和尚，据说此人修行深、明义理，与毛泽东一见如故。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还腾出寺内最好的左厢房给毛泽东一家三口居住。毛泽东没有让骆能和尚搬出寺庙，而是与他畅谈起了家国天下。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是夏天，他们坐在一群参天的大树之间，四周奇石嶙峋、千姿百态，像极了当时中国尚未分明的局势。但他们在清脆的鸟鸣声中相谈甚欢，憧憬明天，似乎已隐隐约约听见了某种欣然的讯号。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超卓的远见和充分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张闻天。他们的想法曾经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时间里，二人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愈加深厚的重要过程。屋后的一棵古樟树下，是他们经常促膝长谈的地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在哪里？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在哪里？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辩驳或掏心掏肺的意见交换中，逐渐得以厘清。

如今，两尊铜像定格下了他们当年长谈的样子，那真诚的面容和炯炯的目光，以及自然挥动的手，已在时间中塑造出了典范的意义。当我们重新看见两位苏维埃中央领导的思想投契，才知道这件事对于中国革命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正是有了张闻天思想的巨大转变，有了他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充分肯定，才有了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那的确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啊。

云石山的幽居光阴如此高效又如此短暂。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北路军和南路军疯狂地进攻赣闽苏区各县。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日益缩小，险情一波一波地裹挟而至，局势再不允许他们躲在一座山中高谈阔论了。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机关共86000多人，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这便是铭刻于史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党、政、军、群机关编入野战纵队，从瑞金云石山出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秋风萧瑟，绵绵的秋雨一丝丝地渗入战士和乡亲们的肌体与内心，悲凉与不舍回旋在云石山的每一寸空气里。正如《十送红军》的歌声中所复现的场景：“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有去的，必然就有留的。去留之间，多少亲人、战友就在这一次送别中生死两茫茫。那一日，何叔衡与林伯渠在梅坑村依依惜别，想到红军出发后很快将是凛冽寒冬，何叔衡把女儿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则深情地写下一首《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悲伤的是，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游击战斗中壮烈牺牲，二人再也无缘相见了。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将幼子毛毛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民收养。多少年过去，毛毛杳无音讯，留下了血脉亲情的另一重悲伤。事实是，当年转移的红军家庭中，这样的悲伤太多太多了。这其中，多少情深义重的瑞金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将红军后代当成了亲生的孩子悉心抚养。这些孩子，多数在瑞金长大成人，真正地融入了这一方水土。

我走进了毛泽东一家三口的办公室兼住室，看见毛毛睡过的摇篮、坐过的婴儿椅，想象他在这里拥有过的短暂幸福时光。是啊，他一定也曾在父母怀里咿呀学语、撒娇承欢，但是幼年的他怎么懂得，分离会来得那样迅疾又那样久远呢？命运不会为一个孩子重新书写一遍，革命、前行、舍弃、牺牲，一切似乎没有答案又充满答案。

我也是一个妈妈，看见那空空的房子，就不可抑制地想到当年的贺子珍。那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子去送人，泪水该是早就哭干了的吧。她擦一擦红肿的泪眼，骑上战马立即就要出发，就要投入不知多么遥迢的远方。归期未知，生死未卜，要怎样坚定的信仰才敌得过那种痛？

是的，唯有理想和信念可以支撑着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出发。今日，当我以一个新时代的自由之身站在云石山，咀嚼和回味着长征精神，那些艰难险阻离我多么遥远，但我知道，那些对自由的追求、对光亮的向往永远地镌刻下来了。

踩着坚硬的石阶，下山，离开，一种复杂的情绪仍在心间久久弥漫。生离和死别都曾在这里真实地发生过，一个明朗朗的新中国也在这一场出发中获得了启示和指向。一座山所铭刻的，实在太多太满，太深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