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此年

严格来说，童年甚至少年时光里，我家是没有过年这个概念的。就算有，也是年关。

印象当中的除夕总是极冷的，比前阵子的极寒天气还要冷上许多。父亲照旧是来不及赶回的，工程失利，一败涂地，他正焦头烂额奔波在千里外。母亲向来是忙得脚不沾地的，除了去店里帮忙，我和弟很难和这个“拼命三娘”好好说上几句话。

许是我们天性贪玩，总能想着法子让自己开心。年三十，趁着正午客人少的空当，我解下围裙，和弟弟满菜场逛。手上的油渍一时半会并不能洗得彻底，熟稔的阿姆伯伯们遇到，总心疼地要多送我们热山芋和铜鼓饼。山芋是铁皮炉里刚烤出来的，热乎乎甜丝丝，是好吃又实用的暖手宝。一边捧着山芋，一边就等现做的铜鼓饼。靠近水果摊子一侧的蒋阿姆手艺最巧，她滴溜一下就顺着模具往食材里倒进正正好的面糊，又滴溜一下倒入几滴香油，几下子就能把一个造型饱满、颜色诱人的铜鼓饼做出来。一口下去，那个齿颊间的香啊，差点让孩子们咬到舌尖。草莓是很贵的，不舍得买。但我们发现了个规律，大年夜最贵，可以上升到平时价格的三倍以上，一过初一，它就以每天便宜两元的走势持续下跌。因而到了正月初九初十时，我就给弟弟买了半斤草莓。 “你看，多新鲜多甜，一点不比25元一斤的差。”我摸摸弟弟圆滚滚的脑袋，振振有词。可惜弟弟并不稀罕，他始终致力于用少得可怜的零用钱去买已经褪了一块皮的杰克奥特曼，并为之努力。我跟他嚷：“道不同！道不同啊！”弟弟用袖套使劲揩了把快耷拉到下巴的鼻涕，突然说：“刚刚卖油条的陆阿姆说我比姐姐好看。”弟弟年幼却稳重，很少大声说话。此刻他的小眼睛在阳光下笑成了一条缝，我恨不得给他红扑扑的酒窝里灌进两杯米酒，酸的那种。

弟弟刚出生时我曾使劲拍他的那张席床，因为他蜷着两条小胖腿保持青蛙游水的姿势，就是不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他看了跟没看一样，眼忒小。因此长到四五岁，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夸他好看，比较的对象还是远近闻名的陈家姑娘：他姐姐。能不乐吗？这句话成了他比买到奥特曼还要开心的大事。我热衷于让弟弟高兴，把这件大事绘声绘色在家里家外通报了个遍。

待得四点多，两个孩子就托着淘来的红底大字对联回家了，也不叫家，就是租来的房子。我站在凳子上把字举得高高的，弟在远处河边给我看着。

“太高了，左边低一点。”

“这样呢？”我偏过头喊。

“不行不行，右上角斜上去了。”弟弟叉着腰，俨然一位气度不凡的设计师。

“对对，就这样。姐姐你太矮了呀——咳咳。”弟弟说完这句时西风吹进嘴巴，把他呛得好一通咳。我赶紧跳下来奔过去，给他掖围脖。那是上次学着织的小东西，针脚蹩脚歪歪扭扭，不过弟弟说他喜欢那上头的小猪，我就得意洋洋天天给他套着。

傍晚时，街上就愈加热闹了，尽管这种热闹大都是别人家的。别人家的小孩穿了新衣在撒娇要巧克力，别人家的妈妈在温温柔柔地准备年夜饭，别人家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欢声笑语……甚至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和姹紫嫣红的礼花，也都是别人家的。母亲当然也会在马不停蹄中想起我们，托人带回长长的满天星烟花。可我和弟弟还是更愿意看远处的咻的一声飞老远的大团圆。我们趴在窗口，呵着气，在窗户上画一朵又一朵大团圆，一直等母亲回家，一直。窗户关不严实，有风嗖嗖地往屋里灌，两个小小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依偎着取暖。

运气好的大年夜里，母亲忙完了就会早回家。菜是冷的，咸鱼块，红烧肉，还有清炒水芹加白菜。我挽起并不长的袖子，烧了一个青菜蛋汤，这样就有缭绕的热气冒出，平添些许温暖。

虽然年夜饭从来都是潦草的，但我们还是会说互相祝福的话，比如努力，比如快乐，比如岁岁健康。母亲一般会闭着眼睛默默说一句，从来不出声。我们觉得肯定是多赚钱的意思，大人总是这么无聊。我和弟弟从来不清楚家里究竟欠下多少债务，没人告诉我们，或者说，没人愿意让两个孩子知道。我也不知道，假装。我还清楚地记得，不管累得多睁不开眼睛，母亲都会当着我们面读一封家信。那是万水千山外的父亲寄来的。母亲很轻很轻地读，我们很静很静地听，我从没见过母亲如此时般美丽，她的眼里如含了一汪湖水，目光转向我们时，整个房间又像被笼罩在明月的柔光中。

奇怪的是，尽管记忆中的年被折叠成了小而模糊的形状，尽管之后我们日日好转，苦尽甘来；也拥有过花团锦簇的新衣服，也放过漫天璀璨的大团圆，也吃过母亲亲手烹制的大食小鲜，也有过其乐融融的阖家共欢；我和弟弟的内心深处，总还是难忘当年爬高落低贴的一副副对联，红肿着手端出的一碗碗菜汤，还有母亲含泪读信时的温柔美好。那些星星点点的关于爱的片段，总能在每一个冬日里，伸出手臂，抚慰我。那些夜空中裹挟着的细碎的光芒，那些寒冷中夹带着的贴心的温暖，随着日历上红彤彤的除夕字样一起，一点一点，走近我。我不会告诉先生，尽管我沉默着点头，但不代表我真的不想回家。那个四十公里外魂牵梦萦的地方，始终承载着我和弟弟从小到大最大的心愿，也是母亲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心愿——

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