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文三师

一

今年是我的母校汇文中学建校150周年。这是当年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老校。1959年建北京火车站，占据了它大部分校园。1960年，我考入汇文中学，报到的时候还是到残缺的原校址，入学时，已经进入崇文区火神庙的新校址。火神庙早已不存，以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子，汇文新校矗立在这里时，前面的新开辟不久的大街起名叫幸福大街，火神庙，后来更名为培新街。汇文中学，带来一个新时代清新明喻的街名。

我从初一到高三，在这所学校读书六年。高三时，我在5班，王瑷东老师是高三(4)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并不教我。到北大荒插队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去学校找曾经教我语文的田老师借书，在语文教研室里没有见到田老师，见到了王老师，她向我打招呼：你是找田老师借书的吧？你要想看书，我家有，到我家来。说着，她把家的地址写给我。我到东单的新开路她家，她借给我《约翰·克利斯朵夫》《红楼梦》和《人间词话》。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成为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书。我和王老师长达五十余年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去年，王老师年整九十，依然健康如旧。她所教的高三（4）班同学为她祝寿，全班同学都找齐了。自1966年高中毕业，已经过去了54年，世事跌宕中，同学早已风流云散，能够聚齐，实属不易。王老师却觉得并未全部聚齐，她想起了赵同学。

1965年底，赵同学突然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被警察带走，以“猥亵幼女罪”被发配长春劳改。这件往事，触目惊心，一直盘桓在王老师的心里。赵同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优良奖章获得者，保送汇文中学，怎么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呢？但在那样一个有口难辩的极“左”年代，她只能沉默不语——她自己被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批斗，也无力反驳。但是，她坚信赵同学是清白无罪的。当年，作为赵同学的老师，她无力阻止这样荒诞行为的发生，现在，应该找到赵同学，起码让他在当年高三（4）班的全班同学面前，让大家知道他是清白的——她无法忘记那时赵同学望着自己的无辜而悲伤的眼神。

王老师开始寻找赵同学。这成为90岁这一年王老师要做的一件大事。她对我说，当年自己对全班同学解释赵同学被劳改的事情时只能含糊其辞地说“这是青春期好奇心理所犯的错误吧？大家要引以为戒”。几十年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心里，我要给全班同学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交待。我已经90岁了，我不能再违心了，想做的事就去做，不给自己留遗憾。

寻找55年前被注销北京户口的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不必细说。架不住王老师桃李满天下，可以帮她如海葵的触角伸展到大海深处，一身化作身千百；更架不住王老师心如铁锚，坚固地沉在海底，等待远航归来。终于，在去年的年末，王老师找到了赵同学故去父亲户籍上有一女子的登记信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王老师迫不及待打过去电话，问接电话的女子知道不知道赵同学这个名字？对方说那是我大伯！但是，她没有她大伯的电话，说他在河北迁安，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她问问后再给王老师回电话。5分钟过后，电话打过来了，没有想到，竟是赵同学打过来的。

王老师告诉我：赵同学那个热情劲儿，甭提了，就像跑丢的孩子，被找回了家！

一个只教过自己两年半的老师，居然还记得55年前的一个学生，而且，笃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这样的老师，是少见的。不要说赵同学感动，我也非常地感动，因为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到的。

赵同学确实是被冤枉的。他到了吉林的劳改农场，场长都觉得他是被冤枉的，只让他劳改两年，就提前释放，在吉林农村当农民。他有良好的学习底子，在农村，不忘苦读外语，艺不压身，先当村里的代课老师，再当农办老师，最后调到河北迁安当中学外语老师，也算是苦尽甘来。

王老师对我说，2020年让疫情闹的，是个灾年，没有想到，对于我，却是个“丰年”。对于90岁的王老师，做成了55年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事情，这确实是件大事。90岁，还可以做很多事。我还远不到90岁，不知能做什么事情。

二

张学铭老师，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兼教化学课。他的身体不好，从北京大学化学系肄业。以张老师的学识，教我们还在背元素周期律的高一学生的化学，是小菜一碟。除了上课，他不爱讲话，也不爱笑，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作为班主任，他管的不多，基本都放手让班干部干，无为而治。除了上课，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在高一这一学年里，我和张老师的接触只有两次。

一次，是上化学实验课。张老师先在教室里讲完实验具体操作的步骤和要求，就让我们到实验室做实验，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实验室里，有负责实验的老师。这是张老师的风格，什么都让我们自己动手。他说，饭得靠自己吃，路得靠自己走。

那一次实验，我忘记是做什么了，每一个同学一个实验桌，上面摆着各种化学的粉末和液体，还有各种试管和瓶瓶罐罐。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烧瓶，圆圆的，鼓着大肚子。实验过程中，“砰”的一声巨响，我面前的这个烧瓶，突然炸裂了。全班同学都被惊住了，目光像聚光灯都落在我的身上。

实验老师也走了过来，望着有些惊慌失措的我，先问我没伤着吧？然后，对我说：你去找张老师，跟他讲一下。

我到化学教研室找到张老师，告诉他这件事，垂着头，等着挨批评。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拿出一个新烧瓶，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回去重新做实验。没有一句批评，就这么完了吗？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烧瓶，生怕掉到地上，站在那里。他只是挥挥手，让我赶紧回去做实验。

我嗫嚅道：张老师，我把烧瓶……

他打断我的话：做实验，这是常会发生的。哪有什么实验都那么顺顺利利就成功的？

第二次，是一次班会。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我提议，组织一次班会，专门讨论一下理想，我想了一个讨论题目：是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对社会的贡献大，还是做一名科学家贡献大？那一阵子，我们班正组织活动：跟随崇文区环卫队，一起到各个大杂院里的厕所掏粪。带领我们的掏粪工，是赫赫有名的时传祥师傅，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因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而无人不晓。张老师听完我的提议说：很好，你就组织这个班会吧。到时候，我也参加。

班会在周末下午放学之后进行，开得相当热闹。大家刚刚跟随时传祥掏过粪，很佩服时传祥，但是，高中毕业考大学，难道上完大学，不是为了做一名科学家，而是还去当掏粪工吗？显然，当一名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些。支持者，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者不甘示弱，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没有掏粪工，生活就变得臭烘烘的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行行出状元，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科学家一样的大。

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直到天黑，还在争论，尽管没有争论出子丑寅卯来，却是兴味未减。整座教学楼，只有我们教室里的灯亮着。说实在的话，这个争论话题，有些像只带刺的刺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讨论这样的话题是犯忌的，却是所有同学心理和成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张老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静地听我们热火朝天地争论。最后，我请张老师做总结发言，他站起来，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今天同学们的讨论非常好，你们还年轻，还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但你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实实在在地学习努力！他声调不高，语速很慢，我们都还在听他接着讲呢，却戛然而止。

走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望着远去的张老师瘦削的背影，我真想问问他：张老师，您自己没当成一名科学家，而是到我们学校当了一名化学老师，您说您要是当了科学家对社会贡献大呢，还是当中学老师贡献大呢？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不管怎么说，高一那一年，张老师以他开明民主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全班同学关于理想，关于价值观，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答案，一切的答案，不都是在我们这样年轻时候的摸索中、争论中，才能逐渐寻找到的吗？

三

阎述诗老师，冬天永远不戴帽子，曾是我们汇文中学的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景观。他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似乎冬天的大风也难在他的头发上留下痕迹。

阎述诗老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数学教师，这在我们学校数学教研组里，是唯一的。他只教高三毕业班，非常巧，我上初一的时候，他忽然要求带一个班初一的数学课。可惜，这样的好事没有轮到我们班。不过，他常在阶梯教室给我们初一的学生讲数学课外辅导，谁都可以去听。

我那时并不怎么喜欢数学，还是到阶梯教室听了他的一次课，是慕名而去的。那一天，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连走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他正好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讲课的声音十分动听，像音乐在流淌；板书极其整洁，一个黑板让他写得井然有序，像布局得当的一幅书法、一盘围棋。他从不擦一个字或符号，写上去了，就像钉上的钉，落下的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随手在黑板上画的圆，一笔下来，不用圆规，居然那么圆，让我们这些学生叹为观止，差点儿没叫出声来。

45分钟一节课，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下课的铃声正好清脆地响起，真是料“时”如神。下课以后，同学们围在黑板前啧啧赞叹。阎老师的板书安排得错落有致，从未擦过一笔、从未涂过一下的黑板，满满堂堂，又干干净净，简直像是精心编织的一幅图案。同学们都舍不得擦掉。

长大以后，我回母校见过阎老师的备课笔记本，虽然他的数学课教了那么多年，早已驾轻就熟，但每一个笔记本、每一课的内容，他写得依然那样一丝不苟，像他的板书一样，不涂改一笔一划，整个笔记本像一本印刷精良的书。阎老师是把数学课当成艺术对待的，他便把数学课化为了艺术。只是刚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阎老师其实就是一位艺术家。

一直到阎老师逝世之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阎老师的板报，在板报上我见到诗人光未然先生写来的悼念信，信中提起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方才知道是阎老师作的曲，原来他学艺如此广泛而精深。想起阎老师的数学课，便不再奇怪，他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将音乐形象的音符和旋律，与数学的符号和公式，那样神奇地结合起来。他拥有一片大海，给予我们的才如此滋润淋漓。

那一年，是1963年，我上初三，阎述诗老师才58岁。他是患肝病离开我们的。肝病不是肝癌，并不是不可以治的。如果他不坚持在课堂上，早一些去医院看病，不至于这么早走的。从那一年之后，我再唱起这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便想起阎老师。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阎述诗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他的才华学识，他本可以不当一名寒酸的中学老师。艺术之路和仕途之径，都曾为他敞开。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日本教官接管了学校后曾让他出来做官，他却愤而离校出走，开一家小照相馆艰难度日谋生。解放初期，他的照相馆已经小有规模，远近颇有名气，收入自是不错。这时母校请他回来教书，他二话没说，毅然放弃商海赚钱生涯，重返校园再执教鞭。一官一商，他都是那样爽快挥手告别，唯有放弃不下的是教师生涯。这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人生在世，诱惑良多，无处不在，一一考验着人的灵魂和良知。

据说，当初学校请他回校教书，校长月薪是90元，却经市政府特批予他月薪120元，实在是得有其所，充分体现对知识的尊重。现在想想，即使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阎述诗老师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白日教数学，晚间听音乐，手指在黑板与钢琴上，均是黑白之间，相互弹奏，陶然自乐。这在物欲横泛之时，媚世苟合、曲宦巧学、操守难持、趋避易变盛行，阎述诗老师守住艺术家和教育家一颗清静透彻之心，对我们今日实在是一面醒目明澈的镜子。

抗战胜利70周年时，在母校纪念阎述诗老师的会上，我见到他的女儿，她是著名演员王铁成的夫人。她告诉我，她的女儿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前外公临终前吐出的最后一口鲜血──洁白的棉花上托着一块玛瑙红的血迹。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史。

那块血迹永远不会褪色。那是五月的鲜花，开遍在我们的心上。

2021年1月13日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