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草白：带灯的人

祖母的一生致力于制造炊烟，即使在年老体衰、摇摇晃晃的暮年，还习惯像先人们那样生火做饭。古人用木和金燧火、用石头敲出火，祖母用的是火柴，那种涂着红色易燃物的火柴头，很方便制造出火花，也很容易因受潮而覆灭。当火柴逐渐退隐，打火机取而代之，祖母娴熟地用打火机点燃松针、麦秸秆、铁狼萁，或许还有烟蒂。她习惯在喂柴的时候吸烟，火光和烟雾在她脸上聚拢起来，又慢慢散逸开去。她对木柴、灶台和烟熏火燎的岁月的挚爱，是一个从小使用电炒锅、以吃外卖为主长大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她本能地弃绝电饭煲、燃气灶等一切可以使饭菜快速熟透的烹煮工具，并表现出顽固的对抗姿势。那张皱纹密布的苍灰色的脸因长期暴露在烟雾之中，而分辨不清到底属于哪朝哪代。偶然看到那张脸庞的陌生人，大概是要惊吓得狂奔而去；就连熟识之人也不忍细加打量，就像创作者不忍对一个可怜之人过于苛责，那将是双重的打击、加倍的残忍。

说什么都太晚了，祖母已至老境，耄耋之年，不能一口气说太多话，不能一下子走太久的路。我在不算遥远的童年时代所遇见的那个人，比眼下的她可要年轻得多，至少腿脚灵便，说话之声[响] [邦][响] [邦]响，将山核桃和脆锅巴也咬得嘎嘣响，还没有到要人搀扶和庇护的地步。很快，她就到了这一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或许是当所有的时间都浓缩成一股风吹向她的脸庞和发梢，她便成了那副让人害怕的模样。

一阵轻飘的风或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都可能让她摔跤。即使没有风，她也能将自己绊倒在床沿前、井台边，哼哼唧唧，无法动弹。她齿牙脱落、肌腱受损、骨头断裂，最终一劳永逸地将自己送到病床之上。即使到了这一步，她还如此傲慢，不近人情，拒绝暴露自己的身体，拒绝以任何途径让自己获得他人关注，并将此视为奇耻大辱。最终，她只能将自己化作一道温热的火光、一阵轻盈的烟，飞往另一个世界。

整个过程迅疾、酷烈，让人不忍卒视。即使如此，她仍然是那间宅屋里待得最久的人。是上天选择了她，让她成为最后离开的人。在独子和丈夫相继过世后，她房门紧闭，独坐阁楼之上。她避人耳目，将自己藏匿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多么长寿之人，人世的日子都是短的。人们要死那么久，却只能活短短几十年，甚至比不上木头里寄居的虫蚁，只要木头不腐，房梁不倒，便生生不息。

如果不是断骨，不是要将身体隐私毫无尊严地暴露在人前，她或许还能活得再久一些，哪怕只是苟延残喘，哪怕胸膛之内只有微弱的气息流淌，她也会活下去。她并不排斥活着的日子，她熟悉那种感觉，并多少拥有一些算不上宝贵的经验。她知道如何将樟脑丸包裹起来，放入衣柜的四个角落里，不让它们直接接触薄软、滑凉的衣物。她还知道最好的引火物是干燥的松针、质地松软的木柴以及所有含松脂的木料。至于如何救活一簇奄奄一息的火苗，如何在炎热难耐的长夏午后只以一柄蒲扇来对抗蚊虫和酷暑，如何在滴水成冰的日子给饭菜和自己的膝盖保暖……所有这些，她都有自己的一套。

只是，现在的冬天越来越仓促，往往是寒冷还没真正开始，便传来衰竭的信号。水缸被冻裂的辰光、屋檐下悬挂冰凌的时日，早已一去不复返。下雪的日子越来越少。即使是越来越稀薄的雪，像一条破毯子似的丝丝缕缕的雪，祖母也独自看了很多年。

从前，檐下有燕子呢喃，后院有哑巴学语。现在，家人、哑巴和燕子都离开了。窗户被垒起的木柴封住，只够漏进一些微光。光线落在陶罐、酒瓮、瓶子和碗钵上，也落在油腻腻的毛状灰尘上，它们板结成团，不轻易挪动位置，衰老的人早已学会与其和平共处。某次织网或诵经的间歇，祖母倚靠窗前休憩，将花白的脑袋无限靠近外面的声响和光，但绝不探出头去。她不想被注视、呼唤和谈论。

每次想起祖母，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个小小的身体在灰暗屋宅里踽踽独行的场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太，在堆积着南瓜和土豆的角落里走来走去。丰收的果实充满她的小屋，时间的蛛网结在椽木与屋梁之上。一年四季，步履蹒跚地从她窗前爬过。青苔趴在石头缝，最终爬上高高的墙头。不远处是日夜奔走的溪流，永远在那里流着，不停地流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不过是枝上结出果子，又坠落了果子。她的世界破败却完整。那间屋子也是完整的，处于孤独的上升期的屋顶与阁楼，充满梦幻色彩的廊檐、天井、马头墙，还有楼梯和雕花门窗所通向的往昔的旖旎世界，不期而至的风雨、冰霜、闪电和月光也属于这间家宅的馈赠物。不能没有这些。这座有空间根基的宅屋，好像是大地之上长出的植物，是人心中的宇宙中心。无论从梦境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它都是完整的，一座房屋该有的它都有。

祖母在老家屋宅里安然入睡，我却在无法忍受的噪音里失眠。一开始是租来的房子，许多人共处一室，别人的脚顶着你的脑袋，说话之声嘈嘈切切，不绝如缕。这世上真有如此逼仄的空间，这空间里全是密密麻麻的人，交换着站立与躺倒的姿势。后来，情况好些了，可以找到离阳光近些、站在窗前能看见绿树的房子，幸运的话，还能看到河水。无疑，离家之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家宅的寻找。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那样的地方，比鸽子笼更大一些的地方。那是由不同功能的房间所组合而成的套间，所有物品都可以找到它的摆放位置，沙发、床、书桌椅、台灯，还有书架，都在视线之内一览无余的地方。它类似于蜗牛的壳、虫蚁的洞穴、乌龟身上的硬质铠甲。即使小，也是宇宙的核心，各种力量的汇聚之地。你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那种地方——全宇宙最静谧的所在，但你很快发现，你的左边、右边，你的头顶和脚底下全是人，是深夜里的人声、下水声和油锅爆炒声，你们之间以管道相连，以电线相连，以深夜里的呼噜声和梦话相连。

当然，最重要的连接来自那种叫作“电视机”的家用电器。那些年，它们在无人的房间里代替人与观看者讲话、互诉衷肠，制造“高朋满座”的假象。祖母的房间也有电视机，起先是十四英寸，后来变成十七英寸、二十一英寸，由黑白换作彩色，电视节目更是换了一茬茬，老演员生下小演员，这个剧里的小女孩在另一个剧里当了小孩的妈，甚至还有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女演员，某著名主持人以及专门以逗乐为能事的小品演员也赫然列在死者名单上。当然，电视之外，这个屋宅里的人也在一个个离去，他们在体育解说员的慷慨陈词中、在保健品和汽车广告的轮番轰炸下进入弥留之际。祖母是家里唯一能把众多电视连续剧看到“剧终”的人，谁也没有她看的电视多，连广告也不放过。很多年后，祖母也进入弥留之际，她躺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临终的房间里，叫嚷着要把电视机关掉，说里面的人吵到她了；从前是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陪伴着她，到了最后关头，也是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打扰了她。

当她在电视里看见高楼、街道、红绿灯、穿梭往来的汽车以及从汽车里走下来的人时，大概也会想起我。我十六岁那年离家之后，便住到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也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她知道，我就住在她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种“鸽子笼”里，还会坐那种车身很长、车上设有广播装置的车子去上班，有空的时候去那种有一点点水的公园里划船。说是“船”，不过是改造成动物形状的小铁皮，大多是鸭子造型。岸边还有拍照的人，这样的照片在被塑封后大概不止一次寄回家里去——被祖母耻笑为旱鸭子戏水。电视让她见多识广，让她轻松识破骗子伎俩，也让她失去部分自己的生活。

很显然，那个伸着触须的黑匣子所提供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它可以提供任何地方、任何种类、任何维度的生活，古代的现代的、凄惨的欢乐的、虚假的真实的，应有尽有，但不负责提供具体的感受。当然，祖母老了，也不需要这种无用的东西。足不出户的她在编织渔网的同时，就能将整个世界一览无余，这在过去无论如何都无法办到。

祖母仰面凝望小匣子里的生活，目光在玻璃窗、水泥楼梯、曲曲折折的管道上攀爬，眼神投注在一个个长形或方形的格子上。某个时候，她忽然发出轻蔑的笑声。她环顾自己的家宅，再看看那些被整齐分割的、像抽屉一样的格子——它们还没有她家里的谷仓大，还不如她后院的兔子房大，反正它们看上去都好小。她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认为屋宅之外的空间混乱不堪、一无是处。那个世界的老人好像不是自己的同类，居然住在那么高的地方——比她房前的楝树还要高，就像是住在高高的树杈上。总有一天，他们会像熟透的果子那样落下来，像树梢上的絮状物被风吹到深深浅浅的沟渠里。

从祖母的视角看世界，世界在一刻不停地滚动着、旋转着，风风火火，摧枯拉朽，却一无是处。那是别人的世界。她的世界在尘埃弥漫、蛛网遍布的角落里。她甘愿缩作一团，她的脸和身体也渐渐成皱缩状态，就像很多年前她曾饲养过的蚕茧。可她毫不在乎。

祖母睥睨众生的表情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记忆的板壁上，不知是谁给了她那样一副骄矜自满、不可一世的神气，难道是来自电视的无上馈赠？一个蜷缩在犄角旮旯里的老人面对鲜乐缤纷、花香馥郁的世界应该感到羞愧才是，而浮现在祖母脸上的表情除了骄傲还是骄傲，这实在毫无道理可讲。

我曾萌发过带祖母到我生活的地方去见识一番的念头，坐白色的快车或绿色的慢车都可以。我还有时间给她讲讲未来人类可能经历的生活，那是我和她都没有办法抵达的生活。但是我终究没有这么做。每次从外面回到古老的屋宅里，满脸羞愧地站在她面前——我等着回答她的问询，哪怕是领受她的训斥，我为自己居然过上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而庆幸而自得而羞愧。如果这时候祖母提出什么要求，哪怕是让我难堪的要求，我也不会拒绝。很多老人千里迢迢跑到某个地方，只为了拍照，他们占有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拍照，把世界缩影在一张白纸上，便于随身携带。这是一种很好的安慰心灵的方式，我以为祖母也需要这样的方式。

可她在观看了足够时长的电视节目之后，连对此也产生了厌倦。在此之前，她可不是这样的。她总是得意扬扬地说，这是东方明珠，这是天安门广场，这是万里长城！可它们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啊——后来，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即刻打消了带她去远方“遨游”的念头，她只在自己的屋宅里“遨游”就够了。另有一些时候，相似的念头又会顽固地生起，她真的应该去外面看看，哪怕仅此一次，哪怕她实际感受到的只有喧嚣的噪音和肮脏的尾气。

毫无疑问，我不会真的鼓起勇气提出这样的建议，除非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她自己。但她永远不会这么做。祖母有一根竹制的“痒痒挠”，她对它的喜爱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儿孙。儿孙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侧帮她解决难忍之痒，“痒痒挠”却可以。激动欢喜之余，她肉麻地称之为“我的宝贝”“我的如意”。她总是说，我从不求人的！言下之意，如果真的要求，她求的也只是“痒痒挠”！不用说，这个长柄、一端有弯形梳齿的小物件帮助祖母解决了几乎所有难题。那些隐秘角落里的岁月，亲人离散的日子里，她唯一能倚靠的也只有它了。

既然有了这件“不求人”的器物，有了它可暗通款曲、互诉衷肠，既无限信赖于它，也将隐私向它无尽敞开，祖母怎么会与他人（哪怕是亲人）提及不切实际的要求呢？所以，她能铁骨铮铮地说，我从不求人！她只求己，求“痒痒挠”，求时间的馈赠与流逝，求手上的梭子穿越墨绿色的鱼线时最好不要发出任何声响，她不要听见大海的咆哮声、风暴中船只的触礁声，也没有深夜里双眼紧闭时所产生的声音幻觉。

祖母的一生依赖双手和嘴来劳作，她先是以双手编织渔网，后来则是不间断地诵经。她织网，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充满漏洞的世界——这是她的祖母、祖母的祖母都可能涉足的营生。它不再是营生，而成了先人之间的对话方式。她们通过无数的网结、孔隙以及作为标志物的红绿布头，通过自相矛盾、无法被拆除的方式，彼此联结在一起。祖母不分昼夜，打下一个个、无数个结，那些纵横的结合、经纬的交点，既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印证，也是对自身所属角落的心灵定位。

与先辈们不同的是，祖母生活的时代是所有时代的总和，也是它们的终结。她的编织生涯戛然而止，它被打断了，准确地说是被无情地取代了。渔网不再是古老的渔猎工具，它成了速成品，是流水线上的一环。相应地，它所对应的猎捕事业也成为杀戮和牟利的工具、商业时代的资本增值魔方，再也听不到来自深暗世界里的呐喊。

不多久，祖母以念经取代织网。她整日端坐阁楼之上，双眼微闭，好似在用另一种方式聆听。窗外，蜿蜒的青色山脉似回忆中的往昔，亲人故交慢慢进入那草木葳蕤的世界。头脑中的经文源源不断奔流而来，无须任何思索，便自动呈现。那些声音使楼阁上的空间变大，一切都在增大，好像她不是坐在宅屋的阁楼之上，而是在不断生长的树木与树木之间。她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么多年，她始终以为自己占据的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祖母所在的屋宅属于海边山地一隅，在它四周常年演奏着风与大海的乐章，无穷尽的山林环绕着它，并从高处俯瞰着它。对这一切，祖母一无所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如今成了谜。有人说她去过上海，也有人认为她脚步所及最远之地不过是镇上混乱的街市。她织好的渔网就是送往那里。某一天黄昏，她从那里回来之后，再也没有在距离家宅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活动。

那些年里，祖母好似成了远古时代的人物。当母亲告诉我她开始诵经并且以此为生时，我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这个新形象，好像这就是祖母该走的路，她总有一天会走到这条道路上。颓败屋宅里的人从渔网的编织术中挣脱出来，开始致力于给远去之人送去最后的安慰。那些被反复念诵的经文，与当初打下的结一一对应，有多少网结便需要多少重复出现的诵经声，它们在祖母干枯的胸膛里涌动着，如汩汩不息的暗流。

一开始，那些找她购买经文的人，还会狐疑地望着她。怎么回事，难道这些堆积如山的东西，它们都是真……真的？真的有用吗？真的有神圣的经文附着其上？

他们对金黄色的、来自干燥大地的麦秸秆的质疑，惹怒了祖母。她不知道世道的衰微是从人们开始怀疑一颗土豆、一枚松果、一粒麦子的真实性开始的。他们从祖母手里接过东西便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他们被她的怒气吓着了，暂时忘却了内心的质疑。

离家渐久，我逐渐忘记祖母的脸，甚至无法回想她怒气冲天的模样。但祖母阁楼之上诵经的形象却在不断放大，它逐渐脱离阁楼和她所置身的天地，成为我熟悉的书本里的形象。我常常将过去时间里的人与熟悉的书本里的人物进行比较，并将两者混为一谈。自十二岁离开祖母的屋宅，我在回忆中不断修订她的形象。它们不断增多、放大、逸出，一种不断变化的关于祖母的形象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扎下深根，死亡只能让这个形象进入更加迷离、惝恍的状态，而不是彻底消失。

祖母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屋宅，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随心所欲，可以骄傲蛮横，可以怒气冲冲。那里才是她的宇宙中心，生命能量的聚居之地。我应该用构建一个空间的方式来想象祖母形象的多变性与统一性。重要的是后者。时至今日，脑海里的祖母仍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或织网或念经，或编织竹篮或纺织棕榈线。她做着这些古老的营生，它们不仅是营生，还涵纳着她对这个变化莫测世界的所有想象。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她随时可以抛下它们，去做别的事，去过另外的人生。她可以轻松地把自己放入另一个世界，如元宵之夜，人们把河灯放在黑暗的河床之上，让它顺水流走。

祖母停灵的日子，他们要我回屋宅里去取一盏灯。在那个屋子里，祖母给自己留了一盏灯，现在，她要走了，必须带着那盏灯上路。我不知道那是一盏什么模样的灯，除了祖母本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它的存在，特别是母亲。当我忐忑不安地打开祖母生前的宅屋，发现那里早已成了堆积如山的旧物陈列馆，十几二十年前使用过的物品层层叠叠堆放在一起，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气味。最多的是经文，以红纸覆裹的经文、各种形状的经文，在幽深、静谧的角落里给人一种火光跳跃的悸动感。没有灯。我脑海里浮现的是纸灯笼，元宵夜的纸灯笼，烛光在青石板上跳跃和闪烁。

母亲知道那盏灯，说祖母一定准备好了，她可以忘记别的，唯独不可能忘掉灯。不知从哪个夜晚起，母亲也开始和她那个年纪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念经。她这么做，据说也是为了得到那盏灯，为了在离开尘世之时将它带在身边，照亮黑暗的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连母亲也在做这样的事，她是怎么忽然想起做这样的事？

关于那盏灯，母亲并没有告诉我更多。她只是说在某些夜里，她要丢下家务和放弃一整夜的睡眠，去某个地方——大概是去一个信仰虔诚的村民家里，她和她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说起这些，母亲的神情是坦然的。她已经是这个家里年纪最大的人了，那盏灯也应该属于她。她总有一天会用得着它，这是迟早的事。

最终，我找到了祖母的灯。它就挂在板壁上。它不是纸灯笼，而是一盏小小的、可以收起来的布做的灯笼；它看上去甚至不像是灯笼，而像两块可以折叠的、看不出明确颜色的布。其实，它一直在那里，在整个屋宅最干燥、最孤独的角落里，从祖母获得它并安放它的那一刻起，再也没有挪动过位置。

在我的家乡，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这里所说的是女性，好像男人并不需要那种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的祖父或外祖父带着这种东西上路。他们总是骂骂咧咧或唉声叹气，脚脖子一伸，眼睛一闭，便去了那个世界。只有祖母和外祖母们才带灯。对她们来说，余生没有比准备一盏灯更重要的事。

童年里，停电的时刻，祖母的屋宅里点着油灯。棉线做的灯芯浸在煤油里，豆大的火苗获得了灯油的滋润，但并不发展壮大，它的光影在墙壁上和屋梁上颤抖、闪动、跳跃，试图照亮更多的角落。

油灯之前是蜡烛，那是更为微弱的火焰，随着时间流逝随时可能终止的火焰。它们放射出的微光只在事物表面打转，这给人一种恍惚感，好像这个屋宅里的时间永不会终结，它是循环的——因为黑夜也是循环的。

祖母很少打开那盏十五瓦的卡口灯泡，她宁愿在黑暗里进食、织网，或者念经，做所有这些事都不需要太过明亮的光线。她讨厌浪费，不需要弥布整个空间的光。她喜欢的可能是火苗，垂直向上的火苗由古老的油灯、蜡烛释放而出，灶膛里也有它的踪影——伴随着木质纤维的断裂发出噼啪响声。

晚年的祖母，越来越少发出声响。她直挺挺地摔倒在水缸边，不呼喊求救，不大声嚷嚷，甚至不让自己发出难听的哼哼声。隔壁宅屋里就住着一对夫妻，两家可以听见彼此油锅的爆炒声、胸膛里的咳嗽声。祖母完全可以大声求救于他们，想必对方绝不会袖手旁观。但祖母一声不吭。她惯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困难的人，这样做的后果是，当真的困难来临，她便只能沉默以对了。

离家之后，我搬过无数次家，短暂的寄居之地终将成为遗忘的对象，唯有老家昏暗的宅屋及祖母弓腰驼背的形象时常在脑海里闪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居然与祖母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耦合，惊诧不已。我从未想过去学习祖母的生活，尽管我也会织网，对《心经》早已耳熟能详。我以为自己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毕竟，我早已离开祖先的宅屋，不断学习外面世界的生存技能，住在电视机里的人们所居的屋舍里，过着大多数人都在过的现代生活。但我明白，事实并非如表面那样一目了然。

祖母对火光的执念，让她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让她受尽苦头。尤其是暮年，哪怕仅仅是将最简单的食物煮熟，也绝非易事。被无限放大的自尊和对单调事物的沉迷，让她的人生撑到最后，并终结于此。而我呢，这些年过着近乎避世的生活，并越来越安于这样的现状。

祖母跌断的是左侧股骨，人体最大、最重要的骨头，在她这个年纪，这根起支柱作用的骨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己长好。当她果断拒绝来自他人的帮助时，便也自行掐灭了生之焰火。

祖母去世后，我在一本书里无意读到以下文字：

多年以前，有人问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什么？”

询问者心里想着，玛格丽特的回答或许会是类似鱼钩和陶罐等器具或是类似衣服的东西。然而，玛格丽特给出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答案：“一段愈合的股骨。”

玛格丽特解释说，在古老的年代，如果有人断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除非他们得到别人的帮助，否则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

那天，担架来到祖母床前。母亲和我都站在那里。我们早就知道祖母的选择，但救护车和抬担架的人还是来了。随行医生说，断掉的股骨不会自己长好，除非借助手术或医疗器械。祖母充耳不闻，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与她无关，甚至奉劝那两个从救护车下来的年轻人赶紧回去，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不去医院。

——我这辈子从没有去过医院。

她神情镇定，没有坐以待毙者的哀怨和沮丧。她仍然是大嗓门、睥睨的眼神，表情执拗而不屑。她放弃医院和他人救助，她放弃了生，选择死。

她在床上又挣扎了二十一天。退烧药、止痛片、白酒在她体内轮番上阵。她昼夜疼痛，白天喘不过气，夜里睁不开眼，渐渐油尽灯枯，于腊八节晴朗的冬日黄昏辞世。彼时，窗外溪水淙淙，山林沐浴在夕光里。彼时，我在城市屋宅所在的小区里散步。眼前没有河面，却有水汽弥漫，白腻透亮，如在梦中。黄昏回到家中，静坐片刻之后，手机铃声响起，告知祖母已逝。家人发现时，她双目微闭，唇口微张，好似刚刚喘出最后一口气。而脸颊、下巴上仍留有温热的气息。她刚刚离开，去了另一座山坡、另一片梦境。

那天午后，我和母亲从山上下来。冬日的阳光罕见地温煦，风吹在额头上并不冷，还有树木的清香从空气里渗透出来。我们在一条山溪前停下奔走的脚步。那一刻，母亲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说祖母真会挑日子，多年诵经，终于功德圆满了。

一个断掉股骨的人只活了二十一天。从断骨的第一天起，生命便开始了它的倒计时。祖母被搬离旧宅，安置在新房二楼的卧室里。朝北的房间，可以望见远山，但没有阳光。阳光只停留在房子的另一面，不越雷池半步。他们会在固定时间给她送来水和食物，并更换尿不湿。后者引起她强烈的羞耻感，比断骨本身更让她痛心疾首。这让母亲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人行将就木，怎么还在乎这些。

断骨事件发生后，我回到家里，像个客人那样站在祖母的床前。我努力说出安慰的话，但没有成功。她让我赶紧去休息，不要管她。任何到她床前探望的人，都遭到她的驱赶，好像她什么事情也没有，根本不需要别人的探望和照顾。

二十一天，五百零四个小时，三万零两百四十分钟。一个人在断骨之后，在不接受任何医治的情况下，可以活二十一天、五百零四个小时、三万零两百四十分钟。这是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祖母终究没有等到下雪的日子，她在最寒冷的时日到来之前悄然离开。

她带走了灯笼，还有经文——那是她给自己准备的“盘缠”，也是带给那个世界家人们的礼物。在白雪覆盖大地之前，她步履轻快地赶往那里，好像是去履行某项重要使命。

那年冬天，祖母屋宅所在的地方，寒冷依旧，却没有一片雪花落下。这之后很多年里，冬天都没有雪。很多时候，你会沮丧地发现，雪或许正在寻找适合它的世界，它将我们遗弃，去了一个更加明亮、温暖的世界。

草白：一九八一年生，现就读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联办研究生班。曾获第二十五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少女与永生》，短篇小说集《照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