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渔阳鼙鼓何处来（节选）

关键词：唐诗 陈福民

营州少年厌原野，

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

胡儿十岁能骑马。

——唐·高适《营州歌》

一

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灿烂之花。此前没有，迄今一千五百年也没有，今后会不会出现还很难说，大概是永远不会再有了。“边塞诗”风格雄奇朗健、奔放昂扬又质朴自然，它是与强大的“开天盛世”相表里的文化现象，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美学精神，一种生存态度，更有一种与自我及天地若合一契的世界观。宋词虽然也有“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区别，但在文学气质与基调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其五)

上述大约是王昌龄二十六岁(开元十二年)左右出河西、玉门游历时所作。这位被称为“七绝圣手”的帝国才子，并无军旅生涯，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盛唐气象与时代精神感召下传达出一种青春无敌的乐观沉着，哪怕只是一种“概写”。

“详写”需要切身经历。岑参笔下是这样的：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

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有豪迈，也有悲壮与动人场面：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这样的诗歌，大约是诗人们坐在房间里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吧。

除了英雄主义，还有中国古典精神中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情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李颀《古从军行》)

大唐帝国从太宗一朝开始逐步完善了“科举制”，彻底结束了魏晋以来实施“九品中正制”积累的各种弊端，为寒门学子拓宽了进身之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固化”，尽管上升通道和能够考中的人仍然有限，但毕竟给帝国人才选拔带来了新的强刺激，不仅读书人有了盼头，还带动了其他行业。当今的高考制度催生出了一再被人诟病的“应试教育”模式，而这个模式在信仰“素质教育”的各路专家的批判和媒体渲染下，仿佛成了万恶之源。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高考制度几乎是处于社会中下层人群改变命运且唯一能够自己把握的机会，是无法绝对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唯一能够争取公平的制度机制。就好比孟子的道德鸡汤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虽然没见几个能成的，但你没有权力禁止别人这么想这么实践。况且，在制度上给大家创造成才成圣的机会，远比君王一个人自己封神要好得多。

这个机会让天下念书人都有了归宿感，相当踊跃。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带来并放大了诗人的幻想。譬如天才李白，喜欢“自比管仲乐毅”，他一生游历，奔走在山水与高门，在写诗和写自我推荐之间切换，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却终其一生不为朝廷所重用。他很失望，也很潇洒地离开，这种疏放自许的情怀，后来演变退化成了后世落魄诗人长叹怀才不遇的传统情结。当然，也有更勇敢且别具襟抱的人走向风雪交加的社会。无论怎样，开天盛世诸多天才诗人，都张开翅膀各奔前程了。

“边塞诗”在这种大势下是一股接通天地之气与时代精神的清流，它从大漠风尘与八月飞雪中铺天盖地直走长安。在它影响之下，即便不属于“边塞诗派”的诗人们，写出的句子也颇具高古空寥之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太白本来就是天马行空心游万仞的大人物，写这种完全脱开格律束缚却又神形兼备的句子，有信手拈来不着痕迹的境界。而一向人淡如菊的王维，一次出使塞上的经历，回报馈赠给他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佳句。杜甫曾经声称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作为诗坛佳话流传的贾岛“推敲”，激励着“苦吟派”的刻苦钻研精神，他们自得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类的成绩。但我想，如果让这些苦吟派面对上述太白与王维这类“非为佳句得佳句，不想惊人偏惊人”的诗歌，真不知要呕出几口羡慕嫉妒恨的老血来。

岑参是一位边塞实践者，他两次到西域前敌，做过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掌书记和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另一个代表人物高适，做过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掌书记。这二人把天宝三名将都经历了一遍，西域的青海长云、轮台天山与他们的诗歌交相辉映蔚为壮观。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同为北纬40度的东部战区，安禄山镇守下的幽州和营州，似乎很少有诗人光顾。以此为题材的名作，不过祖咏的《望蓟门》和高适的《营州歌》《燕歌行》寥寥几首。

幽州，好像被诗人们遗忘了。

二

大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三月，唐玄宗李隆基遭遇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棘手的大麻烦。他派到范阳的使者回来报告了一个令他心烦意乱的坏消息，一向被他宠信有加的范阳节度使（此前称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兼领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此时确实有了谋反之意。

这不是朝廷第一次派人考察安禄山。中华帝国政治制度设计在理论层面上应该是相当成熟的，包括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探访使、观察使、黜陟使，以及左拾遗、右补缺之类各种言官、谏官不一而足，都对各地各级别的官吏有各种完备的考评机制，更有皇帝的特使、钦差大臣针对具体人事进行特殊处理。安禄山作为一个手握帝国重兵的异族将领，他对朝廷是否忠诚可靠，是一个兹事体大极其危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对安禄山提出指控。事实上，从安禄山崛起直到他发动叛乱的二三十年间，对他的争议和怀疑一直都是存在的。

第一个对安禄山投出不信任票的人，是大唐名相张九龄。很多人可能知道他的宰相身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但未必知道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比如，每到中秋佳节便普天同唱的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出自他的生花妙笔。

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

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

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珪执如京师，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九龄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帝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币恤其家。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张九龄传》）

这个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旧唐书》“张九龄传”在这里把时间搞错了，同书《安禄山传》的记录是开元二十四年，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也是记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在做了这个预言后的第四年，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死掉了。他发出警告之时距离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还有“遥远”的二十年，他没有机会像伍子胥那样要求目睹自己的预言成真。

“两唐书”的记载大同小异，核心事件是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却吃了耻辱的败仗，被时任幽州节度使的上司张守珪押解到京城交由朝廷发落。张守珪如此大费周章看似平常操作，其实内心活动是颇堪玩味的。这一手玩的是两面光的套路，既要在安禄山那里显示出绝对的公正威权以便更进一步震慑笼络，又要在朝廷面前做出一副遵纪守法忠诚无私的样子。其实，作为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张守珪完全有自由处置安禄山的权力，军事主官阵前斩杀败军之将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年安禄山还是一个偷羊小贼时，张守珪抓住他几乎将他直接乱棍打死，现在犯了军法却不杀掉，反而千里迢迢扭送京城给朝廷出难题，分明是一次赌博。他赌朝廷和皇上会法外施恩放过安禄山，三家共赢。此外，万一赌输了，死一个年轻的安禄山也没什么了不得，赌赢的话，安禄山和朝廷都会更加倚重他，如此，张守珪便能坐收进退有据的两全之利。

果然他赌对了！

玄宗见到张守珪送来的报告和安禄山后，立刻下了赦免令，但张守珪的赌博还是出了意外险些翻船，因为宰相张九龄强烈要求处死安禄山，并且向皇帝发出了一个苦口婆心近乎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然而皇帝并没有采纳宰相的意见，风轻云淡胸有成竹赦免了安禄山。甚至，他还不无幽默地跟张九龄掉起了书袋：宰相您别拿着王夷甫听声音识破石勒的老套路说事儿，这可是要误伤好人的啊。

从“两唐书”的记载来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说明张九龄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有确凿根据，因此也只能把这个预言归因于张九龄惊人的政治敏感与直觉。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有张九龄作为文人宰相对边地武将的厌恶与拒斥。《旧唐书》成书早于《新唐书》，距离大唐亡国不远，记载相对简略，但可信度很可能更高一些。为突出强化张九龄政治预言的准确性和神奇性，《新唐书》在这条材料上又增加了一个例子——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这个意思是说，张九龄第一次见到还是无名小卒的安禄山就心里一惊，第一印象就判了安禄山死刑。为了让预言显得圆满，故事情节在这里有始有终——逃亡四川的玄宗回忆起这个细节来，流下了追悔莫及的泪水，于是派人去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已故宰相老家祭奠。

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十三年这十八年间，安禄山在玄宗的庇护栽培下逆风上扬一路攀升，直至位极人臣。大唐天宝年间的节度使，十个建制安禄山一人就拥有了三个。而反对、怀疑的声音也是始终不断，玄宗为此一意呵护没少操心，到了后期，在安禄山问题上他几乎跟整个朝廷的政治判断都对立起来，别人越说不行，他越要表现出对安禄山的绝对信任。由于前期投入太大很难回头，为了收回政治成本，也为了彰显自己天纵聪明，皇帝一意孤行，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大唐帝国的命运，全都押在了安禄山身上。

玄宗李隆基，是大唐帝国“开天盛世”的创建者，是大唐王朝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文治武功及世界影响力成就最高的帝王。他本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而李旦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的第四个儿子。其时皇统并不在李旦这一脉，而是在他三哥中宗李显。不过武周代唐前后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多股政治力量反复博弈，废立无序，李氏皇统摇摇欲坠。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废皇帝李显为庐陵王，改立李旦为皇帝。此后武则天临朝称制，裁决一切政事，到公元690年更是直接称帝。从公元684年到公元698年，李旦的地位从皇帝降为皇嗣，足足当了十四年的傀儡。在第十四个年头的公元698年，武则天终于结束了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彷徨，她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不再纠结于武氏继位，表示要归政于李唐，并将中宗从湖北秘密召回到了洛阳。中宗李显复位后，李旦连嗣位都失去了，只是做一个重要的王爷，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正常轮转，李显之后帝位根本没他什么事儿。

中宗李显对于被母亲武则天剥夺帝位贬放湖北耿耿于怀，发誓要为妻子女儿讨回失去的青春和荣耀，于是在回到皇帝任上后正经事情不干，一心大行私权，把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捧上了天，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宠妻狂魔。没想到历史的剧本写得不合逻辑，剧情完全不受控制了。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恃宠生骄胡作非为，以至于贪念上头要复制武则天的成功，居然做了潘金莲的先驱，于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毒死了五十五岁的李显。《旧唐书·卷七》记载：“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自是与后合谋进鸩。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而《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记载得更为详细：“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毒死了男人，娘两个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然而历史在紧要关头为大唐选择了李隆基。这一年李三郎二十五岁，是一个英姿勃发果敢有为的五好青年，他联络姑姑太平公主诸方势力，一举剿灭韦氏集团，把老爹李旦扶上了皇位，并以第三子的身份一跃登顶成为皇太子。自此直至朱温篡唐，大唐皇室近二百年的脉统都在李旦这一支。睿宗李旦是个明白人，深知这皇位是三郎从死尸堆里给他抢回来的，宝座下浸透了鲜血，自己坐上去始终心惊胆战，没一天安稳，干脆退位为太上皇，把三郎送上大位当玄宗。又过了几年，玄宗与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盟友蜜月期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他二话没说直接动手，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干掉对手团伙，将姑姑赐死在家中，并改元“开元”，自此开启了大唐帝国最为辉煌强盛的时代。

承平日久安享尊荣早成习惯，现在，面对安禄山有谋反迹象的情报，玄宗被沮丧与挫败感深深抓住了。他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个情报，尤其不能接受被自己宠信的人所背叛。为这个人，他已经赌了太多，搭上了自己的人品，几乎把一切能给的职位和荣誉都给了，甚至不惜跟大舅子杨国忠针锋相对。如今他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早就失掉了锐气和判断力，只想做个太平皇帝。如果能够的话，他宁可闭上眼睛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于是他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禄山既至范阳，忧不自安，始决计称兵向阙。自是，或言禄山反者，玄宗缚送禄山。以是道路相目，无敢言者。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这是什么情况？就是说玄宗真的“放弃治疗”了？是的，他选择闭目塞听，然后直接把向他汇报的人绑起来送给安禄山发落。他用了残存的精力和智力下了最后一个赌注，他借此向安禄山释放了一个信息：皇帝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绝对信任。他希望安禄山能被他的这个信任举措所感化，或者能看在他多年恩宠提拔的份儿上不会真的采取行动。做完这一切后，他就只能祈祷奇迹出现了。

三

然而该来的总是要来，这个娄子捅得太大，皇帝的意志已经等于零了。五十年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纠集了各路同党从老巢范阳起兵，浩浩荡荡杀奔帝都长安与洛阳。张九龄的惊世预言不幸成真了。

安禄山其人，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或者说臭名昭著。但从直观上看，很少人特意拿他的民族身份说事儿，人们更多是痛恨他辜负和背叛了朝廷对他的信任，用现在的网络表述说，是相当心疼唐玄宗。中原王朝一向看重正统与叛逆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曾经强大、开放与包容的朝代，正与逆、忠与奸是根本，而本族与异族的因素并不会被刻意强调。只是到了两宋以后国家羸弱，山河破碎之际，民族意识被提上日程，直至近代开启，华夷之辩才成为一个类似意识形态一般普遍的问题。即便如此我还是难免猜测，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痛恨秦桧的人很可能远远多于痛恨金兀术的人吧。

然而有一些特别关键的问题被人们忽略了。

安禄山作为一个“坏人”，并非因为他是一个异族人——史上比他更坏的汉人不计其数。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掀翻玄宗、摧毁大唐帝国，除去他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之外，绝对无法离开他的民族宗教身份赋予他的某些功能性力量——北纬40度的梦魇效应。近年来史学研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让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时张韩公使人搜其庐，不获，长幼并杀之。禄山为人藏匿，得免。）怪兆奇异不可悉数，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少孤，随母在突厥中。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姚汝能是唐朝人，做过华阴县尉，但生卒年及人生经历已经搞不清楚了。根据仅有的材料推断，即便他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至少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从他本书的记述来看，很多都是第一手资料。“两唐书”“安禄山传”对安禄山的记载，其框架与核心信息大概率都是转抄于姚汝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一般阅读，绝大多数人只是笼统地知道安禄山是一个为大唐服务的有才能且野心勃勃的异族将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真正身份。我在早年间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杂种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却完全不明就里。因为成语“胡服骑射”最早称匈奴和北方游牧民族为胡，司马迁《史记》在“匈奴列传”或其他场合，也称匈奴为“胡”。唐诗中用“胡”字代指域外或异族的俯拾即是，李颀说“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白说“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边塞诗人岑参写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开篇“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在传统文献典籍的写作、传播和解读中，几乎很少有人去认真区分“胡”的确切定义，也没人对这个感兴趣。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胡”在中国历史记述中是笼统的异族称谓，在唐朝历史中它更是用来专指一个特殊的族群——粟特人，安禄山是这个群体中最著名的一员。不过姚汝能及“两唐书”记载安禄山为“杂种胡”，很容易引发理解歧义，认为这是说他并非纯种粟特人，而是一个混血儿——刚好他的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巫”。而陈寅恪经过论证，认为“杂种胡”在天宝年间是唐人对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一种统称，并非指涉混血。当然安禄山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显然是粟特人，他的一生经历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问题说起来相当复杂相当“学术”，但是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渔阳鼙鼓何处来”却是十分关键和饶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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