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娟：人间值得有孝阳

黄孝阳（1974-2020）

你常说我们都是在流沙上写字，今夜，我在流沙上写你，明知写下的一瞬即是逝去的时刻。

——题记

第一次见孝阳是在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的开班仪式上，他的座位在我对面，隔着老远的距离，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轮到他做自我介绍时，报完了姓名和工作单位后，他老远地冲我一笑，“阿燃姑娘我是早就认识的。”我暗自开心，没想到他是记得我的。

初次与他交流是在天涯虚拟社区，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在舞文弄墨连载第一个长篇小说。他在这个版块做版主，网名一人一人一人。第一次看到他的网名，我还嘲笑了一顿，这人是有多孤单，不断地强调着一人一人一人。我那时的笔名是夏日里的阿燃，跟那时的性子一样，火烧火燎的，暴戾得很。

一个长篇小说，少说也要写十万字，我才发了两千多字，他就给我飘了红，留言说写得很好。我心想，这个版主倒是公正，不用拉关系拍马屁，光看文字就给了我认可。那还是2003年11月的事。

从此我也开始留意他的作品。他那时连载的是“浮世绘”三部曲，不算特别出色，但也有些才气，我偶尔在文后留言。留言多了，他发消息跟我说，不如干脆整合一下，形成一篇完整的文字，也算是个作品。我说整合什么呀？本姑娘文思如泉涌，另写一篇就是。于是我给他写了个非正式的书评——《夜里得遇桃花开》。他甚是高兴。相熟后我才知道他对任何人的劳动都极为尊重，我却以为是自己果然有才，令他另眼相看。

纸质书出版后，他给我寄了一套。我又想，这人倒是有心。

之后再无交流。在书店，看到他的名字会格外留意一眼。他的书一本一本出来，从颇有才气到逐渐有了大家气象。一晃七年，想不到能在鲁院相见。网站代有才人出，他是版主，飘红加精过的作品没有成千也有数百，一个七年前偶然交流过的小作者，一般人是记不住的。何况我写到第三个长篇时就换了笔名，纸质书都用本名出版，而他并不知道我的本名，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不记得我的。

没想到开班仪式结束后，他看见我就说，到他那儿坐坐。我想到两个人聊天有点干，路过曹谁的房间时见曹谁开着门，就顺道邀他一起过去。那天主要是陪着曹谁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大诗主义”，我和孝阳都没怎么说话。我才发现孝阳并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开朗。

我在人群中是不太说话的。中秋晚宴那天，同学们都兴奋得很，聊得热火朝天。我在角落里坐着，孝阳留意到了，几次举杯敬我。我跟他喝完，还是默默地坐着。他走过来问：“不开心么？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玩？”我告诉他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不爱扎堆，人群中永远是个旁观者。他笑眯眯地陪着我坐了一会儿。

我有两个极其要好的朋友在北京，上完课就跟着那两个朋友混，与同学们少有往来。孝阳偶尔在电梯口碰到我，总是笑眯眯的。他兴趣广泛，那时鲁院楼上有桌球楼下有乒乓球，他一会儿跟人打桌球，一会儿跟人打乒乓球。碰到我总会问，一起玩么？我就跟着在旁边干站一会儿，并不动手去玩。这样沉默的性子，同学们也不大主动跟我说话了。只有孝阳每打完一个球都会跟我说上几句，怕我落单。

入学半个月后，我跟永涛和弋舟熟悉起来。永涛是我们组的组长，为人本就热心，我又是他的组员，自然受他照顾多些。弋舟有种同情弱小的本能，曹谁年纪小，红线女身体不好，还有个需要多次做手术的儿子，我又总是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有段时间，弋舟就常叫我们三个一起小聚。我跟红线女很快成为了好友，进进出出常在一起。现在想来，自从我不再落单之后，孝阳就不像之前那么照顾我了。他之前的种种照顾，是怕我性格孤僻，不能融入同学们的圈子。

我当然不是孤僻的人，某些时候，甚至是极主动的。有一天，黄土路跟我发消息说，他有个兄弟跟我同班，叫潘莹宇。他敢说，潘莹宇是他认识的最好的人。我跟黄土路认识四五年了，对他极为信任，就主动去找老潘。老潘恰好跟孝阳是同桌，从这时候开始，我跟孝阳才真正有了交往。

孝阳对待女性，行的是西式作派，拉椅子、倒茶水，百般照顾。老潘性情温厚，总是先人后己。跟着两个这样的人，一切随心所欲，我不知不觉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走近了，发现孝阳的绅士中也是有态度的，看不顺眼的人，半点绅士风度也没有。老潘的温厚中亦有锋芒，有次听他对着电话发怒：“再这么搞，我找人弄你。”我并不喜欢老好人。这样的性子，才是我欣赏的。我们三个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吃饭出游都在一起。

我在熟络的人面前就会变得特别活跃，渐渐地，三个人当中，我成了话最多的那个。有次东扯西拉，不知怎么讲到做梦的事上来了。我说我梦里的自己总是小时候的样子，不会超过十二岁。孝阳定定地看着我，说了句：“你十二岁那年，一定发生过什么至今不愿接受的事。”我一下子哽住了，眼泪顶到喉咙里。我不愿失态，迅速转过身去，想要稳住情绪，却一阵阵悲从中来。至少有五六分钟，我就那么背着身子，极力压制着自己。他们两个静静地看着我，一动不动。我转过身来，他们两个很自然地接到别的话上去了。我当时就想，这两个人，是真正值得用心交往的。

孝阳的体恤，不仅是对女性。有次老潘临时要回单位一趟，他跟我说一起去送送。我理解的送，就是送到大门口。结果他特地挑了家酒店，喝了饯行酒，一直送上车。回来时又到车站接站，喝了接风酒。他说，这样老潘会开心点儿。我一直自认为对朋友不错，跟他比起来，竟是天壤之别。

孝阳身体不好，走两步路就喘得厉害。我和老潘走着走着，就常常把他甩在了后面。他满头大汗在后面跟着，也不叫我们等。我们发现时，他往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次数多了，我跟老潘也习惯了，就走一阵儿停一阵儿，好像这样才是出行的正常方式。除了身体，孝阳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是短板，明明是自己有理的事情，说着说着就变得没理了。别人言语上热情些，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明明是自己不愿做的事，稀里糊涂就应了下来。我容易为朋友的事着急，每每被他气得七窍生烟，干脆主动充当起了保护者的角色。有次在张家界，两个抬竹轿的人见他爬山吃力，追上来兜揽生意。他不知怎么拒绝，就一直叫我和老潘。我劝退了那两个人。他又不好意思了，回过头去跟人致歉。人家见还有空子可钻，又追了上来，直接把他套在轿子里。我刚要责怪那两个人。他却满脸堆笑地说：“那就坐吧，坐吧。”一脸无奈地看着我和老潘，被人抬走了。我知道他是想着一道走路上说说话的，并不想独自一个人坐在轿子上，可他就是这样，宁可勉强自己，不让别人难堪。哪怕是两个抬轿子的人。

当天晚上，老潘联系了当地管理部门请我们全班看实景演出。有个表现当地赶尸文化的节目，我和老潘看着好奇，散场后为了满足对方的恶趣味，就换着角色表演。孝阳怕不吉利，让我们不要赶了。我和老潘浑不在意，继续一路赶着。孝阳看着我们，用看傻x的眼神，像个慈爱的老父亲。我至今记得那晚的街灯投射在地上，照出我们三个影子的形状。影子晃来晃去，我们没完没了地笑着，开心得天高地阔。

孝阳和老潘喜欢喝酒，我就陪着他们喝。一坛黄酒，三个纸杯，是我们三人常有的状态。有时红线女和彭晓玲也会加入进来。聊的多是文学。孝阳对文学是悲观的，他总说，写一辈子，也不定留得下什么，为成名成家而写，是虚妄的，只能把写作当成跟现实生活的对话，活着、写着就是目的，再有更多奢求，恐怕大多数写作者都是要失望的。我还记得黄酒是老潘从家乡带来的，不知为何，喝这种酒，我的酒量就会大增。

入学两个多月后，我母亲病了，得的是绝症，一经发现便到了晚期。我心乱得很，不知该接她到北京来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让她少受点苦。二十多岁，没经过这种事，整日里失魂落魄的，过马路都不记得看红灯。孝阳和老潘不放心我，一天到晚陪着我散心。我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特地过来陪我，还以为那段时间他们恰好比较空闲。现在想来，孝阳在鲁院学习时，还兼着单位的事务，又要写作，时间并不宽裕。他是特地挤出时间来的。

我拿着母亲的病历奔忙在学校和医院之间，想要找到最佳治疗方式。有天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孝阳打过电话来说，学校要交一篇稿子，他知道我这种状态是写不出来的，他替我写。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代人写作意味着什么，我明白得很。他却主动提了出来。那一刻的温暖，是我终生难忘的。所以至今摆在我书架上的那本鲁院合集，署名我的文章，实际上是孝阳模仿我的文风写的。如今看着那本书，我心中的悲痛实难言表。他模仿得极像，不知道的人完全看不出破绽。

决定了不做手术，我立马想要回家照顾母亲，一刻也不想等。可是我的行李还在学校。老潘知道了，立刻求管理宿舍的老师帮忙开了我房间的门，帮我收拾了行李，送来车站，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母亲身边。回家两天后，我打开箱子找衣服，才发现箱子里塞着一沓钱。我不是有多么看重钱，而是这时候朋友会想到你兴许缺钱，不置一词把钱偷偷藏在箱子里面，这份体恤和关怀……

我讲述梦境而被孝阳点破的那一次，孝阳和老潘的那种态度，就是让我隐约感觉到他们身上有种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品质，因此才会从那件小事开始，就认定他们值得交心。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他们知道你痛在哪里难在哪里，并尽量施以援手。

我返校时，状态更不好了，从此一直到结业，孝阳、老潘、红线女，从来没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并不是特别多愁善感的人，但是碰到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人出了问题时，就会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情绪上极度抑郁。我没有说过，他们三个却看懂了。线女还给我写过诗。这是一个诗人所能想到的最郑重的安抚方式。如今，孝阳也出了问题，我又钻进死胡同了，脑袋里来来去去都是他的笑影，他跟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样一样晃来晃去。

结业前，正好碰上我生日。老潘和孝阳说，三十周岁要大庆。他们在钱柜定了房间，知道我不喜欢扎堆，只邀了线女同去。路上碰到永涛。永涛非要去给我买束花，怕男人不懂女人的审美，拉了线女去帮着挑选。冬天的北京，风特别劲，线女回来跟我说，为了不把花吹坏，永涛一路把花包在衣服里，背着风倒退着走回来的。这件事当时还引起了一个误会，那时令我厌烦得很，现在想来，也有一种格外的意义。他们知道我心情不好，一首一首唱歌给我听，线女唱得极好，孝阳翻出自己写的歌词唱给我们听。我才知道他居然还写了几百首歌词。他小心翼翼避开我母亲的事，说出的话却句句都是鼓励和安慰。

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在极尽所能逗我开心。孝阳的方式，有时令人又感动又好笑。有次我看了一眼他喝茶的杯子，说：“这个紫砂不错。”他立刻倒了杯子里的茶，洗干净了递给我，说：“你喜欢就送给你。”我哭笑不得。他才反应过来，“哦，这个我用过，不合适送人。等我下回找到这个店里，买个一模一样的。”又说：“我这里还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一起拿去。”我看着他无语。他经常都是这样笨拙的，有种与年龄和职业都不相称的天真。

他建议我多看电影，买了硬盘来把他认为经典的电影一个个导给我，导了几百个。听说彭晓玲也想看，又一个个导给晓玲。我还记得去看他时，他趴在那里一边写作一边导电影的背影。那硬盘现在就在我书桌下第二个抽屉里放着。他还把手头所有经典的好书都打包先寄到了我单位，等我一回去就能看了。那些书里，有村上春树的《1Q84》。他常说，尽惜眼前人，做好手边事。在他身边的朋友，他竭尽全力关怀着。

结业那天，同学们都在话别，孝阳和老潘邀我同去。我不愿出去，孝阳就说：“好。燃姑娘不去，我也不去。”他有意讨人欢心时，挺爱甜言蜜语的，无论男女；夸起老潘来，也是跟夸女朋友样的。老潘也没去。我们三个又搬了一坛黄酒过来。喝了几杯，黄土路来跟我话别，也坐下喝上了，一直喝到酒坛见底。还想喝，却没酒了，孝阳说弋舟那儿是不缺酒的。我不敢去拿，老潘也没动静，孝阳只是坏坏地笑着。土路突然发现身负使命，抖擞精神说：“我的面子，弋舟应该还是会给的。”土路给弋舟打了电话，充满自信又做贼心虚地去了。取了酒来，有种不负重望又劫后余生的欢喜。喝到十二点，甚是开心，那是最后的相聚。

第二天先送了老潘的机。孝阳一再说，以后一定要去他那里玩。老潘说：“肯定会去，我先到江西接上娟儿，再一道上南京去。到时一人炒个拿手好菜，我们接着喝。”回来后，我跟老潘一再商量过去南京的事，却一直未能成行。孝阳走了，老潘最耿耿于怀的便是这件事。

为了给我送行，孝阳买了最晚的车票。在候车室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千思万绪，反倒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即将检票时，恰好有点太阳光照了进来，孝阳摸了摸身上的光斑说：“有太阳就好。阿燃姑娘，好好活着，不要怕了。再难受的事，睡一觉起来就会好多了。”这些年，碰上难受的事，我总是记着这个话。得知他走了的那天，我按时睡了，却怎么也睡不着，爬起来翻他的东西看。看到半夜，小睡了一会儿又醒了，强迫自己接着睡。睡了一会儿又醒了。接连几天，睡了一觉又一觉，我等着如他所说，睡一觉起来就好了的那天。

从鲁院回去之后，孝阳和老潘担心我从母亲的伤痛里走不出来，时常打电话给我。听到我状态还好，就简单地问候几句；状态不好，就一直陪着聊，一聊几个小时。孝阳总是给我的创作打气，让我坚持写，不断地寄书给我，一大包一大包。那些书加起来，够摆满整个书架了，不及翻看的，如今还在包裹里放着。

我状态一天天好起来了，他跟我联系就少了。两年后我换了工作岗位，碰到搞不清楚的事找他询问，他又一天天不厌其烦地跟我讲。他对待朋友就跟他的长相一样，柔软可靠，永远笑眯眯的。

自从陪我过了三十岁生日之后，他年年都记得我的生日，知道我爱吃，总是寄来一大堆一大堆各色零食。不仅是生日，兴致来了就给我寄吃的，阳澄湖大闸蟹不知寄过多少。

我却总是记不住他的生日，虽然他的生日跟我只差四五天。我偶尔自责，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的朋友他可以丢掉了。他笑着说，他闲来无事做过推演，假设有一天他含冤入狱，我是那个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会做坏事的人，顶着再大的压力，也会到监狱去看他的。他的胡思乱想并未发生，可他走了，我不用去探监，但我一定要去送他最后一程。除此之外，我实在不能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

他总说要来宜春看我，我总说要去南京看他。说着说着，就这样了。前两年他到过一个江西的小县城来做演讲，我本打算去看他，查了一下火车，太周折了，又犯了懒，没去。只托友人送了一束花，他很高兴，又叫着燃姑娘，亲热地给我打电话。

许是经常保持着联系，并不觉得跟他分开了太久，总觉得时常都在一起似的，没有必要特地去看望，又觉得人生还长，有的是机会。也知道他身体不好，总担心五六十岁以后会出问题。五六十岁以后，是我跟他预设的危险年龄，谁知竟是四十六岁。

十多天前，不知为何，我突然记起了他的生日，唯一的一回，我跟他发了生日快乐的信息。唯一的一回，总算老天恩赐于我，帮我唤醒了这个记忆，让我至少，有那么一回，像个记挂着他的朋友。

联系着联系着，突然就看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刻的突兀、震惊，不可置信……

时常联系着的朋友，看到他的死讯，却是在朋友圈里。我的悔意，只有得知母亲重病的那一回可比。

孝阳常说，若无众生，诸神寂寞。他已从众生中离去，他只有在挚友们心中才能在高处归位。

朋友圈满屏都是哭他的讯息，哭的不仅是他的英年早逝，还有我们自己。在他身上，那种对写作的赤诚，对社会的不适，对命运的抵死顽抗，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痕迹。他流沙一样消逝，我们终将也是流沙的一部分。

今天早晨，用冰水敷着针扎样的眼睛，我突然想到，他和母亲都到那边去了，我这个怕死的人，怕死亡的过程太过艰辛的人，从此想到彼岸时，有种温馨的安慰。那边有他们，再艰辛的过程我也挺得过去。

作者简介：欧阳娟，生于1980年，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常务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宜春市文联副主席。已出版并发表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烟视媚行》《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散文集《千年药香——中国药都樟树纪事》，撰写纪录片《千年药都话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