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预言

如今，城市的书店，两极分化。一类，空间被挤得越来越逼仄，像北京大栅栏的新华书店。小时候就在那里买书，现在虽然依然健在，却是在夹缝里求生存，一半书架上的书籍，被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蚕食。另一类，走高大上的路线，成为网红打卡地，如临近它不远西河沿新开张两年的pageone，装修时尚而辉煌，书也成了装潢的一部分。这样的书店不少，一般兼卖咖啡之类。灰姑娘与白雪公主，如此呈不对称的辉映，映射出如今书店的尴尬局面。

一座城市不可能没有书店。书店，既不是城市的宠物，也不是文明的乞儿。它本来无所谓大小豪华或简朴，而应该是宠辱不惊，哪怕白天无人光顾，夜晚一灯如豆，即使谈不上纪晓岚说的“灯如红豆最相思”，总还是能给人一点儿温暖。记得，有一年我到江南海盐小城，夜晚，在僻静深巷一个不大的书店里翻书，一直到书店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店员一人——或许，他可能是真实的老板。最后，我买了一本黄裳的老版旧书《旧戏新谈》，早已经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前脚离开，人家就关门、上窗板。店里闪烁的橘黄色的灯光，让我感到亲切，至今难忘。

如今，越是城市角落里鸡毛小店一样的书店，越是难以为继。不少这样的书店，不是已经无奈地关门改作他用，就是如大栅栏的新华书店一半改卖杂货，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北京前门外大街，沿前门楼子，一路往南到珠市口，一华里长的街道两旁，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三家书店存在。如今，一家不剩。重游故地，有时会想，还不如大栅栏里的新华书店，尽管一半卖杂货，毕竟还残存一半在卖书，聊胜于无吧。

前两天，读契诃夫的小说，在《契诃夫小说全集》第八卷，偶然读到《一家商号的历史》。小说不长，讲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人，得到母亲一笔遗产，准备开一家书店，便租下房子，从莫斯科进了大批新旧各类书籍，陈列在架，开门揖客。谁想，开张三个星期，没有一个人进门买书。好不容易来了一位姑娘，要买两分钱的醋。安德烈生气地说：小姐，你走错门了！以后，进门来的客人，都不是来买书，而是要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无奈的安德烈，为了生存只好屈从，开始从莫斯科进这些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卖得不错，安德烈得陇望蜀，把隔壁的杂货铺也盘了下来，在中间的墙上凿开一个门，两家店合成一家，扩大地盘，索性都卖杂货。而且，安德烈又盘进一家酒馆。杂货、酒馆，比书更能让小店存活。

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两处。一处是安德烈新进杂货上架的时候，不小心碰得架子摇晃起来，最上面一层架子上摆放的一位文学名家的十卷本文集滚落下来，砸在他的脑袋上，砸碎了两盏灯罩。最后，他把架上的那些书，打捆论斤都卖掉了。

另一处是小说的结尾。书店变身为杂货店之后，有旧日的朋友忽然跟他谈起文学与书籍报刊的时候，他眯起眼睛，摆弄着胸前的表链说：“这种东西跟我不相干。我是干比较实际工作的。”

读完契诃夫的这篇小说，想起国内的书店，竟有如此相似之处。这是契诃夫1892年的作品，早在129年前，契诃夫就已经预言不少书店的命运。不是渐次引入各种生活用品（我们现在再多一点文创产品）、小酒馆（我们是咖啡馆），便是改弦更张，让书店变成杂货铺，乃至彻底消失。对于书店的认知转换，安德烈从最初说人家是走错门，到最后自诩为卖杂货才是实际工作——其实，也是世人对于书店的认知转换，在实际实用和实惠的价值系统中，书，自然沦为杂货不如的货物。书砸在人们头上，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也不能归罪于书店老板。安德烈最初办书店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应该是很多个体书店小老板的命运写照。即使是大书店的大老板又能怎么样呢？在网络的冲击下，纸面阅读遭受空前未有的滑坡；而网上销售，对实体书店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以美国为例，实体书店是由大的连锁店、小的独立书店构成。连锁店一般实力雄厚些，独立书店则由于是个体经营，本小利微，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很多家书店都已经纷纷倒闭。其中，连锁店主要是“巴诺”与“鲍德斯”两家。前几年，鲍德斯已经倒闭，如今，只剩下了巴诺。疫情冲击之下，其命运更是可想而知。

契诃夫真是厉害，未卜先知，预言一百多年后书店的命运。如今，不愿意将书店变身杂货铺，而仍然坚持卖书、同样是干实际工作理念的书店，是了不起的。这个实际的工作，不仅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关乎公众的精神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