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红军的母亲

母亲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后与部队失散流落到陕西泾阳。母亲熊芝兰1916年阴历八月十五生于四川通江盐井乡大梁城。通江自1932年起，便是川陕苏区军事、政治指挥中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大本营。1933年春，母亲和舅舅熊天平（后改名程平）离开家，一同投奔了红军。母亲先进妇女独立营，后进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舅舅进入三十一军警卫队。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母亲和舅舅随队伍出发。长征途中，迎击敌人围剿，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左冲右突，辗转奔波，各种苦难母亲都曾经历。1937年2月，主力红军组成“援西军”，母亲所在的卫生队被编入“援西军”中，但因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援西军”到达甘肃宁夏交界一带停止西进，就地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此时，20岁的母亲竟然感染上天花，被安顿在甘肃西峰一户老乡家中治病。天花是死亡率很高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所幸，母亲得的是“小天花”，病势没有那么凶猛，二十多天后病愈，没有丢了性命，脸上也没有落下被人叫作“麻子”的疤痕。不幸的是，她病愈起身，大部队已不知去向。她奉命收容失散红军战士，自己却成了失散人员。更不幸的是，当她四处寻找大部队时，偏偏走错了方向，部队去了陕甘宁苏区，是向北走，她不知道，一直向南寻找。从西峰经过陕西的长武、旬邑、淳化，沿途讨吃要喝，一直到泾阳。在泾阳，她的命运出现了拐点。

既然寻找部队无望，留在关中富庶的平原上，也未尝不可，于是白家老三，一个叫作白金发的男人，便成了我的父亲。

这是1937年春夏之间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白家人，特别是父亲，是否听到随后发生在斗口于村的事情。斗口于村距离我家手巾白村仅6里路，共产党在那里办青训班，人来车去，热热闹闹，父亲曾在三原于右任创办的民治小学念书，斗口于村是于右任的老家，斗口农场在方圆很有影响，想来父亲应该对斗口于村有所关注，如果他知道斗口于村的安吴青训班，他肯定是对母亲隐瞒了。也许他不知道，毕竟青训班只在那里办了一期，时间仅仅只有半个月，即使有所耳闻，也搞不清楚青训班和红军有什么关系，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属正常，父亲不欠母亲什么。母亲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毫不知情。她认命了，安心做了白家的媳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了解到母亲的情况，对她器重起来，以退伍老红军战士的身份对待她，逢年过节有县上干部来家中看望，每一位县委书记、县长也都熟悉母亲，母亲常被邀请去学校、机关单位做报告，讲述红军和长征的故事，家里在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组织的一定补助。1957年，母亲通过四川通江老家，联系上了舅舅，舅舅时为上校，住西安兰州军区空军一个部队大院。从此，失散多年的姐弟重新得以团聚，我和姐姐们，也成为西安早慈巷甲字7号大院里舅舅家的常客。1965年社教运动，风云陡变，先是父亲被宣布为“四不清”干部，屡遭批斗，继而母亲被宣布为“假红军”，被勒令交代历史问题。母亲提供了一些线索，供社教工作组调查，第一个是四川通江老家，第二个是舅舅。调查回来，说是参加红军属实，但没有人能证明母亲是怎么离开部队的，于是母亲又成了“逃兵”。在社教运动中的日日夜夜，我和三姐经常为母亲写“交代材料”。三姐上初三，我上初一，这种写作比学校里的作文对我文笔的训练帮助更大，从那时起，也许我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写“交代材料”也让我对母亲的历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有时母亲叙述着她的经历，会突然抱头痛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哭完，她继续讲述，我接着为她代书。她参加红军的过程，走过的地方，离开部队的缘由，不知“交代”了多少遍，我也不知道写了多少遍，但她仍被认定为“逃兵”，这个不由分说的结论，一直延续到“文革”，延续到“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逃兵”的帽子戴在母亲头上十多年。

1979年，关于母亲历史问题，在多方努力无望之后，我给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写了一封长信，曾志当时正协助胡耀邦主抓全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没承想这封信起了大作用。曾志很快做了批示，很快，母亲的问题得以解决，被授予“退伍老红军战士”荣誉证书，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民政部门每月发放生活费，享受国家公费医疗。

母亲是在午睡中翻了一个身，在二姐面前安然离开人世的，心梗为她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临终走得干净利索，没有任何痛苦。不能不说，我们儿女对于那个秘密的保守，是起了作用的。安吴青训班旧址，现在已成为泾阳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它与吴家大院组成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互映互衬的物质与精神的存证，每天向游人昭示这个地方曾有的辉煌，唤起人们对于既往的记忆。而于我来说，它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它有可能书写一个女人另外一种人生，但它把这个女人留给了我，让她成为我的母亲。它没有成为改变母亲命运的取道之阶，却成为12000多名男女青年投身革命的踏步石，成为中国革命前进发展的踏步石，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大熔炉。泾阳因它，而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留下炫亮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