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3期｜朝颜：擎着灯火的村庄（节选）

一、锣鼓声喊破了正月十五的天光

锣鼓声喊破天光的时候，大由乡濯龙村的村民全都支起了耳朵。

孩童一骨碌从热被窝里拱出头来：“今晚要舞蛇灯喽——”女人一边披衣起床，一边催促着丈夫：“快，起来糊灯。”然后，脚步轻盈地拐进厨房，起了锅灶，升起炊烟。

空气里弥散开一股子摁不住的兴奋气息，仿佛鸡雏要破壳，仿佛笋芽要冒尖。

这是正月十五日的清晨，薄薄的湿雾还在屋顶、树梢和村边的小山包上缠绕，南方的湿冷在敲锣人的鼻尖上贴伏为一股白气。灯会负责人杨贵钦走在通往江东庙的小路上，与敲锣的族人交换了会意的眼神。鸡啼声、狗吠声此起彼伏，加深了好事将至的热切感。

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了，上大学的年轻人回来了，嫁出去的闺女也回娘家来了。还有一些爱瞧热闹的亲戚，早早地赶到了濯龙村。每个人都在翘首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们等这一天，等一年了。

锣鼓声，是一个信号，一种指引，一颗确切无疑的定心丸。村庄很大，七百多户人家。声音穿不透的地方也不要紧，反正一传十，十传百。上千年来的约定俗成，早已妇孺皆知。

舞蛇灯，无疑是濯龙村一年中最盛大的事件。家家出灯，人人参与，牵动着全村男女老少每一颗跳动的心。

位于赣水之南的石城县，早在1992年10月便被江西省文化厅命名为“灯彩之乡”。至2008年6月，石城灯会（彩）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盛兴着异彩纷呈的各色灯种。无论繁华的城区，还是偏僻的乡村，龙灯、马灯、蚌壳灯、茶篮灯、罗汉灯、荷花灯、八宝灯……年年舞动于集市门庭、村头巷尾。

石城古为百越之地，后多畲瑶土著居住。自西晋至明清，大量的中原汉人携家带口南迁避祸，其中一部分，选中了山环水绕的赣南石城。他们在此定居、繁衍，和畲瑶人经过漫长的血肉与精神交融，最终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人。

客家灯彩，最早脱胎于中原的舞狮、舞龙文化。然而他们在继承中又有诸多创造，依着石城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发展出许多灯具和灯舞，其种类之繁复，形式之多样，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在石城人的生活中，几乎无物不可入灯，无人不会舞灯。

清乾隆乙丑（1745年）《石城县志》有载：“元宵前后，城市挨户悬灯于门两半，星桥辉煌若画，兴酣者张鼓乐……乃终月罢。”

从赣南的崇山峻岭间，剔出石城县的版图，活脱脱是一条头大身长腰细的龙。不息流淌的琴江，是这条龙身体里的血管，从龙头到龙尾，缓缓地穿过县境。人们以县城所在地琴江镇为轴，将县域内的十个乡镇分称作上水和下水。

自上而下，浸润在丰沛支流中的每一座村庄，相对独立地栖身于绵延的丘陵间，诞生并延续着自己独有的古老民俗。又以地域、姓氏和亲缘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迁延。

各色灯彩、规约、民俗、风情，便像河流一样从上水流到下水。水，滋生万物，也滋养文化。水过之处，乡音和乡情相互交融，又相互补充。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近亲式关联。

譬如在全县城乡各处都作兴的秆龙灯、茶篮灯、风车灯、荷花灯、宝伞灯，又譬如上水的木兰乡木兰村、小琴村、田江村、杨坊村、新河村等地作兴的板桥灯。

然而唯独蛇灯，仅为大由乡濯龙村所独有。

由北而南的琴江，流到下水的濯龙村，变成了东西走向。此处河道弯曲，犹如巨龙蜿蜒，因而得村名濯龙。这个已壮大为两千八百多人口的村庄，拥有自己独特的气息和密码。从最初的开辟家园、艰难生存，到如今的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他们用上千年的光阴，将蛇灯舞成了石城灯彩中最耀目的一朵奇葩。

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濯龙村都要举行盛大的舞蛇灯活动，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参与人数之众，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年复一年吸引着四邻八乡的人们前往观望助兴。

乡间舞灯，都为着吉祥与喜庆，祈福和祛灾。故灯彩多取吉祥美好之物、艳丽和暖之色，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殷切向往。但是濯龙村人何以独钟情于人人敬而远之的蛇，并将之编织成灯舞，年年不亦乐乎地舞之蹈之，至今仍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谜。

二、人们在故事中征服蛇妖

蛇，历来为世人所惧怕。尤其是在草木深深的山区，它们的神出鬼没、善于伪装和阴毒牙舌，给山民们带来太多突如其来的伤害。

小时候，我亦生活在虫蛇出没的山区，上山砍柴、下地劳作，甚至上学放学，皆可与蛇狭路相逢，及至发现，已近在咫尺，每每吓得失魂落魄，奔走如护命之小兽。有时，蛇还偷偷钻进我家的房屋，鸠占鹊巢，或盘踞于鸡窝，或潜伏于床榻，像随时伺机作案的贼，虽未造成明显伤害，但我母亲着实为此受过惊吓，大病了一场。

许多年来，我曾无数次做梦，梦见被蛇追赶，或面前一个深坑，里头全是纠缠扭曲的蛇，而我无路可走，于失声惊叫中挣脱噩梦。逃离蛇，逃离由它制造的危险和恐惧，成为我少年时发奋读书的巨大动力。

直到今天，我仍没有勇气细看一张蛇的图片，余光瞥见，只觉倒吸一口凉气，浑身泛起鸡皮疙瘩，只得将目光赶紧抽离。我只愿，这一生都不要再与它遭逢。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直上演着驯化畏惧之物，使其为人所用的现实剧目。譬如野猪成为家豕，譬如野狗成为家犬。如果现实中无法驯服，便用传说故事和万般想象去驯服它。

事实上，我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元素“龙”，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蛇。它时而隐形，时而现身，时而变长变短，性格阴晴不定。还有那虬长的体态，弯转盘旋的姿势，浑身覆盖的鳞片，皆与蛇无异。

《史记》有载：“蛇化为龙，不变其文（纹）。”人们在想象中美化着蛇的形态，幻想着冷血的蛇从此具有了神的灵性，学会护佑苍生。人们愿意伏低身段去敬它、拜它、讨好它、祈求它，以获得和平共处的生存空间。

每一种独特的习俗，都有其生发的情由。在生产力落后的山村，几乎都流传着降妖除魔的故事，其版本五花八门，代代传讲又不断发生变化。从小，父亲就和我讲过许真君降伏孽龙的故事。其间千难万险，但到底是正义战胜了邪恶，颇符合中国民间的精神胜利法则。

濯龙村制服蛇妖的故事与之类似。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关于舞蛇灯的来历，留下了多个不同版本的神奇故事。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细节如此多样，牵涉的人和事也如此纷繁。

我先是来到了1942年出生的杨群寿家。这位多年沉浸于蛇灯制作的老人，对于舞蛇灯的来历语焉不详，只说最初大概是蛇妖在村中作乱，神托梦给村中几位老者，要大家舞起蛇灯，以保一村平安。这个说法与我翻到的一本资料书相对应，梦语正是：“身灯相连长蛇灯，引出藏蛇前来跟，引到西山化蛇洞，濯龙年年保平安。”

我又找到了1939年出生的杨贵钦。这位从1982年便开始担任灯会理事人的老人则告诉我：相传当年蛇妖在城门渡兴风作浪，翻掉渡船、糟蹋庄稼，后来是杨大伯公震住了蛇妖，人们从此舞起蛇灯纪念杨大伯公。村民们还为杨大伯公塑了菩萨，供奉在江东庙。

故事发生的地点城门渡还在，只是不再设渡口了。河上架起了水泥桥，人们安然通行，蛇妖的故事如此久远，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大由蛇灯传习点，我听到了另一种版本的讲述：村中有位杨姓祖师，学法三年后回家，发现当地狮子岩常有蛇精出动，在村间作恶多端，于是施展法术，将其击死。不料残余寸许的蛇身化为小蛇，数年后将他咬死。临死前，他嘱咐村民于元宵之夜，装制蛇灯于全村阡陌之上，行游村寨田间，以威震蛇精，免遭祸害。村人遵照，果然物产丰盈，人畜吉祥。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濯龙村河东刘员外有女名鸣凤。一天，鸣凤被一条毒蛇惊吓，少年石广英雄救美，将毒蛇打死。鸣凤与石广长大后，定了百年之好。花轿经过西山莲花寺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莲花寺老方丈急将鸣凤与石广藏于寺内。两条蛇妖为报石广打死毒蛇之仇，请来好色的南海四龙子抢亲。他们冲进寺庙，将鸣凤、石广捆绑起来，准备带走。这时，华光大帝领五百火鸟前来助阵，数只火鸟将一条蛇妖杀死。另一条蛇妖藏进了山洞，村中勇士“圣英公”率领几名壮汉冲入洞内，又将之杀死。村民们为纪念华光大帝和“圣英公”的救人驱妖之功，每年都要摆蛇灯，进村入户巡游，祈祷平安。

当我饶有兴致地翻阅资料，发现相关的传说至少还有三五种，每一种都活灵活现，从各个角度诠释了村里为何必须年年舞蛇灯。有祈求蛇精不再作恶的，有用火光赶走蛇精的，还有纪念和朝拜斗蛇英雄的。

譬如这一段：“后人为杨生建七公庙，庙正对着狮子岩，旨在守住蛇精。村人每年串蛇灯纪念杨生，吓走蛇精。有一年没有串蛇灯，涨大水，绕河都是蛇。蛇灯自此沿袭下来。”

如果历史上真有其人，不知这位杨生，和杨贵钦所说的杨大伯公是否为同一人？

我欲寻找七公庙，却被告知已然冲毁，只能从远古的传说和老人的回忆中知晓它的状貌。据说，庙很小，仅三米见方，土砖砌的墙，背后有棵大樟树，庙中祀奉的，是一块人样的石头。

后来，他们重新塑了两尊杨大伯公菩萨，供奉在江东庙，日日享用村民的香火和敬意。每当蛇灯灯队开始游村时，这两尊菩萨便被精壮的汉子虔诚抬着，在灯队前做引导。

三、六个篷链接着血脉亲情

杨贵钦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晨光曦微中开启他的理事人职责了。当他熟练地打开江东庙的大门，为八尊菩萨分别点上香火，心中不禁又一次感慨万千。为旧历年在按部就班中平安度过，也为新一年的灯会即将盛大启幕。

是的，如今的蛇灯舞，早已不再局限于濯龙村村民的自娱自乐，而是牵引了全乡、全县乃至更广大人群关切的目光。这一天，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灯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将填满村庄的每一个空隙，等待一场壮观的好戏上演。

村庄里实在容不下了，又有许多人爬到对面的山上看。这其中，有瞧热闹的普通人，也有媒体记者、专业摄影师、民俗爱好者。

一场民间的灯会办到如此声名远播，杨贵钦是骄傲的。但一年一年，要将灯会办好看办圆满，杨贵钦又是深知责任重大和诸事艰辛的。

自从1982年被村民推举为杨姓灯会理事会会长，他已经为此奔忙了近四十年。从壮年到老年，从大年初七的样神到正月十五的蛇灯，四十来年的光阴，在一个人身上烙下的深刻痕迹，与蛇灯舞的兴衰沉浮相互印证，也与濯龙村的人心聚散休戚与共。

从大由蛇灯传习点到杨贵钦家，仅几步路程。一包熟豆子哧啦拆了封，哗的一声撒在桌面上。杨贵钦把我们当成了小孩，爱围着桌子拣豆子吃的小孩。我坐下来，看见几个真正的小孩正在宽阔的厅堂间钻进钻出、嬉闹追打，声音尖利又响亮，像酷夏里不息鸣叫的蝉。他们的小书包凌乱地扔在桌面上，卡通图案里的小猪佩奇瞪大了眼，盯着骨碌碌转的豆子。

那是杨贵钦的曾孙。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有着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四个曾孙的老辈人了。像老树开枝，一代一代的人层层生发，血脉亲情于是从一个原点出发，朝着四面八方连绵迁延开去。

很难相信眼前的老人已年逾八旬，他腰背挺直，声如洪钟，牙口完好如青年。一件高领的黑色紧身上衣，胸前印有金色的“OK”字样，充满诙谐意味，仿佛随时准备咧开嘴笑出声来，像极了他此刻的表情。想必，他经常拣年轻人抛弃的衣服来穿。乡村的老人多如是，将节俭恪守成了一辈子的习惯。

然而对于村里一年一度的蛇灯灯会，杨贵钦却是个极其慷慨的公益人。

石城的灯会，多以村落、庙会、姓氏、宗族为单位，成立自发性民间组织。灯会的理事，多为地方上有威望的长者。他们需要分工合作，诸如募集资金，物资采买，准备灯具，组织排练和表演。他们需要付出比村民多数倍的心力，甚至捐出更多的钱物。

会长不是官职，在村民们心中却极有分量。他们有的是责任和义务，付出与担当，却唯独没有物质上的报酬。然而他们又无时不感受到精神的充盈与获得，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那些热气腾腾的场景，还有全村人齐心协力做一件事的欢喜，支撑着他们一年一年乐此不疲，反复奔忙。

“我们的蛇灯舞，上了江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呢。”杨贵钦亮着大嗓门对我说。抬眼看他，眼睛里闪着晶亮自得的光，像一盏燃着的灯火。

说到如何组织灯会，杨贵钦伸出两根手指，做出六的手势：“六个篷。”我所理解的篷，是遮盖之物，是竹篾、苇席或布。但在他们的方言中，却是一种姓氏的组织。当我想到篷的荫护之意，心中不由会意。乡间的方言，竟有着无比的简洁和精准。

已繁衍至七百多户人家的濯龙村，杨姓是最早定居于此的姓氏。而后，张、熊、陈、李陆续加入其中，构成了以五大姓氏为主，几十个杂姓共居的格局。于是，五大姓氏各为一篷，其余姓氏共为一篷，是为百家篷。六个篷每年轮流主持灯会，将蛇灯兴兴旺旺地一直舞到今天。

当然，不管轮到哪个篷组织，其他篷仍然要前去帮忙。“同在一个村里，都希望和睦团结，和谐相处。”杨贵钦说。他们既精诚合作，又在暗中彼此悄悄地较着劲，谁都不愿意输了排场，丢了面子。灯会如此，庙会如此，样神活动也如此。

究竟是谁最先发明了篷这样的组织，如今已不可考。但我们知道，串联在其间的，是血脉亲情，是姓氏荣耀，是命运将各色人等推到同一个地域讨生活时的相互妥协、依存和交融。

民间活动，经费全凭村民自愿捐集。理事会的人上了门，家家户户便都不愿落于人后。按家中红丁（男丁），一人一份，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或有经商收入颇丰者，会捐出更多的份额。为宗族公益出钱出力，任谁，都觉得是积德积福之事。何况红丁款交得越多，则意味着人丁越兴旺，兆头越吉祥。

各个篷将收上来的钱，又交给当年主事的篷。他们用这钱买烟花，买爆竹，还请来师傅敲锣鼓，吹唢呐，抬菩萨，抬轿子。将灯会办得欢喜而盛大，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捐资的红榜就张贴在江东庙的外墙上。仿佛古时候看科举揭榜，人们抬头看见自己的大名赫然在列，脸上不由就泛起了志得意满的红光。

收支明细，也在江东庙逐一公示。若有节余，还可留到下一年继续用。有时，也用来修桥补路、修缮庙宇、维护菩萨，总之，一切的用度，都围绕着全村人的公益事项。

这些事，村委会从不插手干涉，轮到自家时，都恭恭敬敬地奉上红丁钱。

六个篷，如同呼吸系统中的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形成了一套有条不紊的顺畅机制。像日出和日落，像花谢与花开，如此自然，如此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