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人

“上海人聪明，素质好”，这话可是出自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之口。那是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所说的。这当然是夸上海人，而且夸的是事实。江南江北，关内关外，外地人对上海人尽可有林林总总般般样样的看法，但这一点怕是任凭谁也不能不承认的，上海人确乎聪明，素质好。我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半个山东人半个东北人，非我刻意自谦也绝非自虐，大半生时间里，我从没听谁这么夸过山东人、东北人。在广东工作二十多年，也没听谁这么夸过广东人。

或许你要说苏东坡可是夸过的哟，喏，“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是，那与其说是夸广东人，莫如说是夸广东的荔枝。没准你又要说，能种出让苏东坡都流连忘返的荔枝的人，那还不聪明、素质还不好？那也许是的。其实我也做过岭南人，而且做的时间长过东坡先生好几倍，也从不说广东人的坏话。那倒不是因为荔枝。三颗荔枝一把火，三百颗绝对吃不得的。万一吃了，不喝三千毫升“王老吉”凉茶解热祛火才怪。诗人的话不可轻信。究竟如何，留待下次讨论，说回上海。

说回上海，主要是想说一下我和上海、上海人的“历史渊源”。恕我老话重提，我是在东北一座“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长大的。上大学之前，休说上海人，外乡人都见得不多。记忆中唯一深刻的城里人记忆，是“文革”返乡务农期间见过的长春卫校来村里实习打针的姑娘，看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姑娘在城里可以漂亮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致凉气吸罢，差点儿忘了接着吸不凉的气。至于上海人，简直是“海上三山”般虚无缥缈的存在。然而没想到，上大学报到第一天或第二天，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上海人（是男生，不是上海姑娘），由此翻开了我的长达几十年与上海人的交往史或城乡交往史的第一页。不错，大学时代的班长是上海人，毕业后南下广州当翻译时的顶头上司是上海人，研究生毕业在暨南大学任教时一位系主任是上海人，北上青岛以来身边一位说话甚为投缘的教授是上海人。这还不算，在上海出的书最多，仅拙译村上就有44本；在上海做的讲座最多，几乎“忽悠”遍了上海所有大学；在上海报刊开的专栏最多，《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以及《上海电视周报》；自不待言，朋友里边上海人最多。某一年还差点儿去了上海财经大学，若非家人一口咬定“上海冬天没暖气”，俺肯定来个“不辞长做上海人”：阿拉上海人！当然喽，即使当年调来上海上了户口，能否立马成为“聪明，素质好”的上海人，怕也是个问号。

和上海、上海人交往这么久，自然对上海、上海人别有感情以致有了向往之情。噢，对了，去年12月在上海一所大学演讲，主持人是北京名校博士出身的河南人。会下交谈，得知年轻的他的太太是上海人，我一时惊诧莫名：你这个河南人居然讨了上海妞？对方反问：林老师你什么意思，地域歧视？随即淡淡一笑：“上海女子脑袋灵光得很哟，我钱包里有几角几分、卡上有几分几角都一清二楚……”听得我愣了一会儿，愣到最后也没弄清此君对其上海夫人是抱怨还是欣赏。倒是和我无关。

不记得来上海多少次了。就居住时间来说，最长住过半年。那是1977年到1978年秋冬之间。上海宝钢引进日本成套设备，翻译人手不够，位于上海的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就从位于广州的第四航务工程局把会日语的我借调过去帮忙。也巧，上海这位室主任和广州那位我的室主任同是上海人。而且都是有些年纪的上海男性，都很修边幅，衣着打扮干净得体，举手投足颇有派头。只是，上海的这位显得更为“老派”，走路脚步极轻，好几次走到我身旁了，我才察觉。更让我意外的是，他专门为我开了欢迎会、欢送会，来时开会欢迎，走时座谈欢送，很让我有些小感动。要知道那时候我刚毕业两年，什么都算不上。所以肯定不是他当时就从我身上发现了某种文学潜质，而是上海人素质好，讲规矩，重礼数，并且一视同仁。不过相比之下，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单位食堂里的“狮子头”。满满一大碗，中间一个动物园小狮子头般的大“狮子头”，热气腾腾，油花闪闪，加之第一次吃得，感觉幸福极了，甚至认定幸福就是吃“狮子头”。同时心想上海人就是聪明，居然鼓捣出这么好吃好看又好玩的玩意儿。晚上就住那里的单位宿舍，位置似乎靠近肇嘉浜路，晚饭后有时沿这条路往来散步。那时不比现在，路阔人稀，车少树多，天高地迥，视野开阔。“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后来因为冬天没暖气而手脚长了冻疮，偶尔也萌生归意：“江山信美，终非吾土，何日是归年？”

其间见到了班长。当年他是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吉林大学上学的，毕业时正好上海有分配指标，理所当然回了上海。那时他还没结婚，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在一个公交车站等我，带我顺着很窄的水泥楼梯或木楼梯爬上楼去。房间类似阁楼或亭子间，反正很小，真正叠床架屋，几乎转不开身，我也才得知上海人的生活也并不尽如“狮子头”那样美妙。饭后告辞时，他乖觉地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讨了两张购衣票，用来买了一条黄褐色暗纹长裤和一件不知是涤卡还是毛料的藏青色中山装，穿上赶紧奔去外滩歪在铁栏杆上照了一张相。刚才居然找了出来：二吋照，背景是一幢应是绛红色的管风琴状或佛手果状的老大楼，楼顶横置“东亚电器”（依稀如此）四个字，楼前一条连续弧形的跨江铁桥。相片底端落款为“外滩留影、1978春节”。衣服因刚刚上身，一副和我若即若离、离心离德的架势。再看自己的表情，乖乖，居然像是从哪里租来的表情。看不出是自傲还是自卑，也不知是发呆还是发愁，借用现今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满满的违和感。换句话说，哪怕再来一身上海新装，俺也是十足的乡下人。某种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对了，二十八年后的2006年我又去了班长家。士别三日不敢当，但毕竟快别三十年了，纵然如我，也多少不再是吴下阿蒙，开始混出点儿名堂了。班长呢，上海人，本来就比我素质好，辅以天时地利，自然混得更风光了：外企中方老总，开名车，打高尔夫。这回当然不在公交车站等我了，亲自开车去宾馆接我去其府上。府上内景我就不描述了，只说一句：上下两层。在上层请我吃“神户和牛”烤肉。实不相瞒，味道仅次于二十八年前的“狮子头”。光阴似箭，十二年过后的2018年在北京开同窗会，得知他夏天住在上海郊区的别墅。“有林桑（林先生）你喜欢的院子，院子里有几架黄瓜和西红柿，下次来上海务请光临！”一晃儿又两三年过去了，但我还没有“光临”。上海倒是不知又去了多少次，但一来没找出正适合出城的时间，二来隐约觉得还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只有适当保持距离，友谊也才能地久天长。这是几十年来我同上海人交往当中获得的一种直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聪明的上海人接触多了，没准我也多少变得聪明起来。某种东西还是有可能改变的。

是的，距离产生美，产生友情，产生思念和牵挂，进而催生素质。来一个蹩脚的假设，假设我不在青岛而就住在静安寺附近某个弄堂里，上海人还会不会仍这么欢迎我这个乡下人呢？